第一节民间教育
很早以来，朝鲜民众就重视子女教育，然而到近现代国家公办大众教育以前，各种教育启蒙均由民间形式进行。从朝鲜族民间教育形式看，可分私塾书堂教育和民办学校教育。
一、私塾书堂教育
朝鲜民众重视子女教育，在那移居拓荒的艰苦年代也不忘子女教育，只要一个地方形成一定规模的朝鲜族聚居村落，那里就会出现私塾书堂，就能听见孩子们的琅琅书声。私塾体现了当年刚从朝鲜半岛移居而来的朝鲜族教育热。
私塾或书堂教育属于平民教育场所，在近代学校教育开始以前，它是民间进行教育、传授知识的主要形式。朝鲜族的私塾书堂教育继承了朝鲜的教育传统，没有脱离封建制度影响，“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教育是其主要内容，大都以《千字文》开始，依次学习《童蒙先习》《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同时读一些《五言》《七言绝句》《四律》等诗词。教授形式主要包括讲读、写作和习字。据不完全统计，1914年延边地区延吉县就已经有朝鲜族垦民私塾116处。
私塾书堂的一切事务由教师管理，如果学生较多，就指定学习好或年龄较大的学生帮教师给年龄较小的学生教习知识，教师不在时则由年龄较大的学生出面处理相关事务。
私塾书堂的创办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塾师自办的；二是有识之士独办或合办的；三是村落公办的。教师一般聘请当地或外地有名望的人，其居住、伙食及生活费用由学生家长共同承担，以实物支付。在私塾里就读的学徒年龄一般是7～8岁和15～16岁，也有20岁以上的青年人。
私塾设施简单，只要有一间屋子和一位先生就能开办，易于普及。尽管当时私塾书堂简陋，也没有学制及班级分类，但它为一般民众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场所，为民族的文化教育启蒙作出一定的贡献。
夜校也属于此类。自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半岛以后，更多的朝鲜半岛居民来到中国。他们在各地开展抗日独立斗争的同时，纷纷创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并传播抗日爱国思想，因此夜校成为民间进行大众教育的另一种形式。
二、民办学校教育
20世纪初，在朝鲜爱国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朝鲜族地区也兴起反封建、反日的民族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出现民办学校，向朝鲜族大众传授新知识，灌输反日爱国思想，打开了近代教育之门。1906年，创办了“瑞甸书塾”，这标志着朝鲜族教育由旧式私塾书堂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开始。
1907年，瑞甸书塾被停办后，朝鲜族反日志士在延边各地开办私立学校，陆续创办了昌东书塾、光成书塾、明东书塾、正东书塾等，1910年这些书塾发展为中学。到1911年，延边民办学校达19所，学生493人；到1916年学校数增至156所，学生数增至3879人。
朝鲜族民办的各类学校实施新文化教育和反日教育，以培养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反日爱国精神，灌输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信心，设置的课程有朝鲜语、朝鲜历史地理、数理化、修身伦理等。
1928年，东北朝鲜族反日民族志士经办的学校发展到388所。这些学校的经办有4种类型：一是由朝鲜族各阶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创办；二是依靠宗教团体补助基金创办；三是依靠学校创收经营的；四是由个人捐助的资金经办的。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东北解放区的朝鲜族民众办学热情更加高涨，各地掀起办学高潮。朝鲜族地区纷纷组织“家长会”“董事会”等民间办学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筹资金，自备建材盖校舍，创办了数百所中小学。例如，在1946年到1947年间延吉县就建立了18所民办中学。到1949年，延边地区已有小学647所，其中民办占86.7%；中学31所，其中民办占70.9%。这些民办学校的广大师生艰苦创业，自己动手制作桌椅和黑板，种地创收解决教学所需。虽然教师待遇也很低，每月仅60～70斤小米或高粱，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是，民众办学热情很高，教师乐于教，学生愿意学，教学效果十分显着。朝鲜族民众掀起的办教育高潮，对于当时普及中小学教育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例如1952年延边朝鲜族儿童入学率达90%以上，基本实现了小学教育普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逐渐将原来的民办学校纳入公办体制内。1952年，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关于把东北地区朝鲜族民办中学改为公办中学的决定》，延边地区将19所民办中学全部转为公办，小学采取合并或并入中心校的办法以减少民办学校比重。此后，民办中小学逐渐纳入到公办。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人口大量向山海关以南城市流动，其中包含不少学龄少年儿童。由于山海关以南地区没有公立朝鲜族中小学，这些孩子无法接受民族教育，为此，一些朝鲜族人士在天津、北京、青岛等城市开始创办朝鲜族学校，这样民办朝鲜族学校又出现了。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基础教育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在没有新政策出台以前，民办朝鲜族学校很难得到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资助，致使已经出现的5～6所民办朝鲜族学校中，北京、天津的学校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青岛的两所学校只能勉强维持。
第二节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主要是口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歌谣等。朝鲜族民间文学发展史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17年、十年动乱、改革开放以后4个阶段。迁移初期，朝鲜族移民大部分为社会最底层人民，他们虽然没有掌握很高的精神文化，但带来了丰富的民间文化遗产。比如檀君时代开始的数千年间的民族史发展过程中，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的神话、民谣、清唱、俚谚、谜语等各种各样的口传艺术都在朝鲜族社会广为流传。朝鲜族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一直坚韧不拔地传承着朝鲜族民间文学，这在传承和保存朝鲜族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朝鲜族是从朝鲜半岛各个地方移民过来的，所以他们所持有的民间传承物至今还保留着朝鲜半岛各地域文化特征。比如，延边和牡丹江地区流传着朝鲜北部咸镜南北道故事文化，松花江流域流传着朝鲜东南部的庆尚南北道故事文化和江原道故事文化，辽东平原和鸭绿江沿岸流传着朝鲜西部的平安南北道故事文化。民谣分布状况也与此非常相似，延边和牡丹江一带流传着咸镜南北道民谣，辽宁一带是平安南北道民谣，长春、吉林地区和黑龙江大部分地区是庆尚南北道民谣。
朝鲜族在传承朝鲜半岛固有的传统民间文学的同时，在中国创造了丰富的乡土民间文学。比如，《龙川谷》《戽斗村》《无贫谷》《削发更衣》《像一张牛皮大》等新传说、民间故事如《新阿里郎》《北间岛田野》《离别父母妻子》《搬家之路》等新民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日斗争的说话和歌谣。比如，《金佐镇的爬小米地之才》《洪范图跳过地垄的才干》《廉季达的射击术》《焚烧的麝香犁》《青山里战斗》《不幸中万幸》等有关反日独立军的传说；《朴志亨》《神出鬼没》《圈套战斗》《兄妹》《星天地》等关于抗日游击队的传说和民间故事；《倭南瓜》等抗日民谣和在抗日革命根据地传唱的《游击队行进曲》《勇进歌》《革命军歌曲》等抗日革命歌谣。这些抗日说话和抗日歌谣描写了朝鲜族在中国开垦土地为根据地，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民族英雄和用鲜血与生命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斗争史，所以这些成为备受瞩目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1898年俄罗斯学者搜集、出版的《朝鲜民间故事集》收录了白头山和鸭绿江、图们江两岸地区流传的朝鲜文化故事64篇。这部故事集第一次收录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移民之间流传的传说、民间故事，这也是有关朝鲜族最早的民间文学资料集。
1908年，中国官吏刘建封搜集、出版的《长白山江岗志略》里收录了140余篇白头山说话，其中韩人口述的就有22篇。这不仅是东北亚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白头山传说资料集，也是集满族、朝鲜族、汉族白头山说话之大成。
1913年，在中国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朝鲜爱国者李东辉、启峰宇编纂的《初等小学修身书》是当时延边地区朝鲜人小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书中可看作是民间寓言的文章有24篇。这本书直接反映了20世纪初延边地区朝鲜族移民社会的民间寓言传承实况。
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东北地区发行了《北乡》《天主教少年》《满鲜日报》等文学杂志和报纸，偶尔刊登童话和民间故事。此外，获得日本总督府的批准而发行的小学《朝鲜语读本》刊登了《年糕大王故事》等几篇口传故事。童话《吃喝玩乐的哼哼》是抗日武装斗争初期以吉林少年会的名义发行的。
盘索里是朝鲜族喜爱的传统艺术。1930年，由朝鲜半岛名唱（歌手）宋万甲、李东百率领盘索里歌手们在延吉、龙井、海林、尚志、哈尔滨、长春、沈阳等东北地区巡回演出，把朝鲜族的传统音乐盘索里唱给白衣同胞听。
新中国成立前，朝鲜族民间戏剧有假面剧、木偶戏、民俗剧、哑剧、皮影戏等各种形态。据一部分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延边地区的龙井、头道沟、珲春等地流传着《凤山面具戏》《五广大戏》《狮子舞》等传统假面剧和被称为朴佥知游戏或洪同知游戏的《木偶戏》。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族民间文学的开拓者郑吉云动员金礼三、金荣植、高子成、金成民等民间文学爱好者，一起开始搜集、整理朝鲜族民间文学资料。1954年，郑吉云搜集的民间故事《拳头谈判》刊登在《延边文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搜集、整理的朝鲜族说话故事。翌年，郑吉云、金荣植、朱先宇等搜集、整理的朝鲜族民间故事也发表了数篇，其中广为流传的是郑吉云的《大力士》和朱先宇的《金达莱》。1954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朝鲜民谣曲集》收录了49首民谣，该民谣集是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族的第一个民谣集。
1956年8月，随着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的成立，延边民间文学研究会也成立了。郑吉云为第一任主任。延边民间文学委员会大力推进了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1956年12月，在珲春县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朝鲜族民间故事大会，从金奎灿、裴仙女、梁在泰等100多名民间艺人那里搜集了数百篇的民间文学故事。1957年，延边民间文学委员会通过《延边日报》和文学杂志《阿里郎》，开展了募集民间文学资料活动，搜集了600余篇的民间文学故事。其中，中长篇就有10余部。在大力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热潮下，1957年7月，原属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的民间文学委员会独立出来，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延边分会。但是，在1958年的新民谣收集运动影响下，朝鲜族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工作脱离了正常轨道，民谣搜集更多倾向于社会主义时期出现的新民谣搜集上。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族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集中到抗日歌谣的搜集上。比如，同一年出版的金泰甲、金成辉搜集、整理的抗日歌谣集《革命之歌》。
进入20世纪60年代，新民谣运动的热情骤减，朝鲜族民间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60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延边分会举办了延吉县民间故事大会，之后又和延边大学朝文系的师生一起组织了3个民间文学搜集小组，搜集了安图、汪清、和龙、延吉等县的口传民谣、传统说话和抗日故事等。
1961年8月，延边民间文学研究会在朱德海的指示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延边分会组建了民间故事调查队、民谣调查队、民间舞蹈调查队、民间美术调查队、民俗调查队、文物调查队等综合调查队，同年9月，到延边各地和黑龙江尚志、五常及辽宁的沈阳进行了朝鲜族民间文学的全面调查和搜集资料工作。此次，先后调查了30个乡和88个村，走访了民间文学传承者9009名，发现了韩秉律等144位民间故事讲述员和民谣歌唱者，搜集了说话1500余篇、民谣800余篇、俚谚和民间寓言共1500多个。
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自1962年开始进行了朝鲜族优秀的民间文学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1962年出版了郑吉云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清清的天池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朝鲜族的第一部民间故事集。1963年又出版了金礼三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集《天桃》。
1963年，郑吉云、金礼三、朴昌默等人从1961年调查资料中挑选说话（口传文学）300余篇，编撰了达80万字的《朝鲜族民间文学资料集》共两卷。此资料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朝鲜族综合说话集，对了解朝鲜族说话基本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高梓成和李晃勋等编写的《民谣集》里收录了朝鲜族民谣500多首，《抗日歌谣集》里收录了抗日歌谣100多首。沈玉花、朴正烈等民间演唱者也搜集、整理了《春香歌》《兴夫歌》《少女巫法》等盘索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