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不愿由科举仕进，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得以门荫制补校书郎，以其才能，得唐宪宗信任，凡一切诏书均出自李德裕之手。唐宪宗曾说：“学士不能尽吾意。”而李德裕一应草诏，皆合乎宪宗心意，所以诏书皆出自李德裕之手。唐宪宗连年用兵，在裴度等力主削除藩镇的努力下，直到元和十四年（819），才平定了淮西河北三镇（平卢、成德、淄青），实现了暂时的国家统一。此后，这几镇凡有使者入朝奏事，李德裕都令他们回去传言告诫节度使，要以忠义为本，维护国家的统一。各道节帅也知道朝廷在统一战争中，各诏书都出自李德裕之手，对他都有畏惧之心，他所嘱咐之事，皆不敢怠慢。唐宪宗因以李德裕在平定藩镇割据中有功，便拜他为监察御史。
李德裕以为，维护国家统一，不可一味地倚仗武力，用兵要适可而止，就上奏说：“曹操破袁绍于官渡，不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古善射者，柳叶虽百步必中，观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拨矢钩，前功皆弃。陛下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保成功。”唐宪宗认为他说得很好，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唐宪宗虽收敛了使用武力，却走向了另一极端，迷恋于礼佛修道。他迎佛骨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人都随遇而安，以恬淡自然为人生情趣，忘却尘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荣辱沉浮，以求得解脱。他是想用这种信仰，来达到文治的目的，这自然荒唐。而他修道的目的，在于使自己“长生不老，永在帝位”。结果沉溺于道士柳泌的炼丹术，终因服用“仙丹”中毒，到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就暴崩于中和殿。接着唐穆宗即位，随即杖杀了柳泌。令人奇怪的是，唐穆宗并不由此醒悟，既要尽情享乐，也想长生不死，终因自食恶果，年纪轻轻，仅三十岁，在位四年就中风而死。
却说裴度以首辅宰相的身份在前线督军平藩时，就知道各道诏书出于李德裕之手，经唐宪宗用玺颁诏，诏书内容，往往和裴度的规划不谋而合，裴度大是叹服。另外，李吉甫力主讨伐河北三镇，初用兵不利。裴度却主张先讨淮西吴元济，待讨平后，再集中兵力谋平河北三镇，最终得到了唐宪宗的支持。这样，裴度和李吉甫两人政见不合，李吉甫由此和他产生怨隙。但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得宪宗重用，所拟诏书之旨，往往和裴度所谋相合，并不步其父后尘。裴度认为李德裕既有才华，又事事以国家大局为重，确系栋梁之材，因有后来荐李德裕代自己为相之举。
李吉甫一生在学术上有巨大的成功，即他于元和八年（813）完成的《元和郡县志》，是一部地理名著，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二卷，以当时四十七节镇为标准，每镇篇首有图，分镇记载府、州、县、户、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项，是唐时最完整的地方总志。其志在成书的过程中，传说年已弱冠而博览群书的李德裕帮其父进行校辑。时在东宫的唐穆宗，曾浏览过这部书，他对李吉甫十分仰慕。又听说李德裕参与了整理，便对李德裕也十分敬重，当然后来李德裕为节度使、为相时用兵，也多得益于其书。元和十五年（820）闰正月，唐穆宗即位后，就召翰林学士李德裕入思政殿策对，李德裕之策对，很为唐穆宗欣赏，当即赐李德裕金紫之服。衣紫腰金，这是朝廷大员三品的服饰。
原在武德初年，唐高祖李渊就规定：“三品以上，大科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以上，小科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以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其色黄。六品、七品饰银。八品、九品石。流外及庶人服、、布，其色通用黄，饰用铜铁。”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又规定：“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着黄。”上元元年（674），唐高宗李治又规定：“一品以下带手巾、算袋，仍佩刀子、砺石，武官欲带者听之。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并铜铁带。”所以从唐初定制，三品官服就为紫色，腰带饰以金，和一品王公的区别就是一品腰带饰以玉。宰相的服饰也为紫色，腰带饰以金，因称“金紫宰相”。
李德裕得唐穆宗青睐，位居三品，他以为自此可大展宏图了。但不久，他便失望了。他看到唐穆宗失政，庸相当道，西川节度使王播等贿赂巴结宦官、驸马、朝中权贵等，求为相。李德裕见状，十分愤慨，就于长庆元年（821）正月上疏说：“伏见国朝故事，驸马缘是亲密，不合与朝廷要官往来。玄宗开元中，禁止尤切。访闻近日驸马辄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辈无他才技可以延接，唯是泄漏禁密，交通内外，群情所知，以为甚弊。其朝官素是杂流，则不妨来往。若职东清列，岂可知闻？伏乞宣示宰相，其驸马诸亲，今后公事即于中书见宰相，请不令诸私第。”对于他的谏言，唐穆宗倒认为他说得对，就以他为考功郎中、知制诏。第二年二月，又以李德裕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
接下来的事，竟一发不可为了。唐穆宗畋猎声色，只顾享乐，庸相当政，对于诸国事处理不当。河北藩镇割据势力再起，裴度率兵前去平藩，唐穆宗召元稹为相。元稹嫉妒裴度，怕他再度立功回朝，自己的相位不保，便对河北用兵事宜，千方百计阻挠，引起朝中正直大臣不满，交相弹劾。但唐穆宗听信宦官之言，将裴度、元稹双双罢相。李逢吉走宦官门路，而入朝为相，他网罗的“八关十六子”和宦官王守澄等，联言上奏，以河北用兵为非。他又知道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吉甫父子为敌，便引荐牛僧孺入朝，大肆攻击、诽谤裴度、李吉甫等力主河北平藩，从而排挤李德裕。因当时，人们纷纷议论李德裕、牛僧孺都有入相之望。所以李逢吉等要排挤李德裕出朝，以断绝他入相之路。在李逢吉等人的动作下，昏聩的唐穆宗果然于长庆二年（822）九月，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而以牛僧孺为同平章事，入宰相之列。
谁知牛僧孺入相后，完全背弃了他在贤良对策中慷慨激昂抨击时弊的言行，对朝弊不敢发一言以争，转而依附李逢吉和宦官，只有唯唯诺诺附和的分。这一来大失众望，在臣工中声望日下，议论日非。裴度对他的评价是：牛僧孺人倒不坏，只是“邪正不辨，敌我不分”，“此乃人心之大患”。再至后来他与李宗闵“结党蠹国，贿赂公行，鼓其无行之舌，拨弄是非，颠倒黑白”。他们沆瀣一气，终排挤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似拔去了一个眼中钉，自以为耳根清净。到唐文宗继位后，裴度屡屡上言擢李德裕入相，匡扶朝政，唐文宗虽当面答应，但他又听从了王守澄等人的“谏阻”，将裴度之谏搁置一旁，不再提及召回李德裕之事，裴度因以为唐文宗有振朝纲之念，却无笃行之志，对他大失所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