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上疏入朝，廷议中，牛僧孺又说：“西川既招募新兵三万，从事农业之百姓又可亦民亦兵，足保本镇。前北方诸镇援蜀之兵，皆归本镇，唯河中、陈许三千人仍留驻成都，陛下可诏来年三月亦各归本镇。”唐文宗就又以牛僧孺之言下诏，送往成都。当时，李德裕所募之兵，大多分散在各险要之处，选能戍守将领率兵驻守，以为有陈许三千人戍守成都，再加上成都原来所余镇军，足可戍守。朝廷诏书下，要让来年三月陈许军回归本镇，成都实是空虚，若吐蕃、南诏闻知，乘虚袭成都，成都必不保，因此人人惶惶，纷纷到节帅府求李德裕请求朝廷留驻陈许兵。李德裕心想，日前牛僧孺曾上言清溪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朝廷督我修筑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我曾上奏朝廷，南诏通西川小路太多，不可能一一塞断，仅修筑一座清溪关，不可能断南诏入寇，只可加强清溪关后各要处戍守，就能保全镇无虞。牛僧孺定是以为我有意坏他之策，今以此报复。李德裕于是一边安抚兵民，一边上奏朝廷说：“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向者蛮寇已逼，元颖始捕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招募得二百余，此外皆原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之说，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其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廷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它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奏疏入朝，文宗阅罢惊出一身冷汗，自语道：“李德裕真厉害，他已猜透是牛僧孺建言，若依僧孺建言，必须僧孺立一军令状，日后败事，就以此状追究牛僧孺罪责，看来僧孺所献之策均不可为。”他不令牛僧孺知道，急召宋申锡商议。宋申锡看完李德裕的奏章沉思道：“李德裕所言有理，若嵯颠与吐蕃联手，乘虚入攻成都，成都危矣。愿陛下皆从李德裕所请，使他得以专心营蜀，必然有效。”唐文宗点头答应，就命宋申锡以皇帝手诏答复李德裕，陈许兵仍留蜀中，一切“听卿为便”。
李德裕得朝廷答诏，就以诏书中答允所请诸事四处张榜晓谕军民，人心得以安定。他又把十六岁以上的男子组织起来，和军队一道，边加强军事训练，边修复都江堰及一切水利设施，恢复发展成都平原等地农桑、纺织生产，奖励农耕，减轻百姓负担，同时按税率的最低点，顶抵劳动用工款。尽管赋税降低了，但生产发展了，官府粮储也就随之增加了，这和杜元颖在蜀时，形成了鲜明对照，大得民心。同时，他又令各处驻军维修加固堡鄣、关隘，加强防守，蜀中渐显兴旺景象。
此时，吐蕃渐衰，方国内纷争再起，已无力发兵东进。自唐与嵯颠约和之后，李德裕严格约束边境将士，不许滋事轻启边衅，违令者斩，西南边境一时安静无事。闲暇时，他常集将士研讨军事，也告诉将士们说：“诸葛丞相治蜀时常言道：‘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吾尝读《孙子兵法》，得其旨，孙子于春秋时，就认识到：争战必消耗人口，破坏经济。自古以来未尝有一朝一代，靠永无休止的战争，而永保常盛不衰败的。我等用兵不可不慎，不到万不得已不可用兵；用兵也是贵胜，不贵久。”李德裕其于唐、吐蕃、回鹘等现实的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对战争规律的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又基于这种认识，在他主政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以这种认识去责嵯颠，下书中大意是说：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谁只靠武力而永葆不衰者。前杜元颖在蜀，驭下无方，轻启边衅，罪责在主政者，不在将士，百姓更是无辜。将军领兵来攻，不应伤及无辜百姓，尤为无义是掳掠无辜百姓南去。今既两国盟好，必当约束将士不可无端生事，我当信守前约，而将军掳我蜀中百姓也必当令其归蜀，以示和好诚意。
本来嵯颠对李德裕入蜀后，采用的于百姓休养生息、加强边备等措施，就在心中暗暗佩服。心想：大唐若得此能人治理，没有不能中兴的道理。今得李德裕来信，他摊开双手对左右说：“李德裕倒责咱无理。”左右不敢作声，他又说：“咱应给他点面子，以后有事也好见面。”蜀中百工进入南诏，带去了各种技术，对南诏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嵯颠肯定是舍不得放回的，他只在原蜀百姓中挑选那些没有技能擅长、只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及他们的家人，共得四千口，派将士解送至边境，交由蜀军送往蜀中。这些百姓回到家乡，到处称颂李德裕之功德。监军王践言就将这事的经过，详细上奏朝廷。
唐文宗得王践言所奏，心中大喜，就萌生了调李德裕回朝的心思。但他又知道，李德裕长期与王守澄、仇士良、李宗闵、牛僧孺等分庭抗礼，若让他回朝，这些人必共同反对。想到这四人，唐文宗却以为李宗闵、牛僧孺入朝以来，百官并不依服他们，他们自认为在朝中根基尚浅，不得不倚仗王守澄、仇士良等。想到王守澄、仇士良，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宫中大、小太监还有两千多人，都归他二人统管，王、仇在宫中争权，就各自所掌事的太监而论，双方势均力敌。平日有纷争，两方各不相让。如果总是这样，就好办了，文宗可利用仇士良一派，先除掉王守澄一党，控制了仇士良，然后再从长远考虑，有机会再除去仇士良，文宗自身的危机感则可解除。可奇怪的是，一涉及跟朝官对抗，这两派就不谋而合，行动惊人的一致。上次自己命题，贤良对策时，他们两方面竟然抱成一团，非要刘下第。文宗左右一看，所有太监都对刘咬牙切齿，视为仇敌。他这才意识到，难怪自穆宗以来加上他本身的三位皇帝的废立，都由宫中出，朝官不得闻。时间一长，似乎已成定制，对这样废立皇帝的天下大事，朝官们也已习以为常，逆来顺受。对这一切，唐文宗不寒而栗，为怕危及自身，只好听之任之。对于刘下第，朝内外汹汹，尤其是新贵们，他们哪里知道文宗的苦衷，自己何尝不想取刘为第一，作为自己剪除宦官的左膀右臂。还是裴度老练，他也怕王守澄、仇士良等危及朕的安全，因此出面调停，算是帮自己渡过了一道难关。
想到裴度，唐文宗也心中酸楚，作为五朝元老，他也怕宦官在宫中为乱，到头来连朕想把他留在朝中都不可得，不得不远撺出京。想到此，唐文宗又大恨李宗闵，也后悔自己不该听从王守澄的建议，而以李宗闵为相，继而又听从李宗闵的引荐，再以庸才牛僧孺为相。今在朝中、宫中，人称“王、李、仇、牛”为“四魁”。更可怕的是王守澄，身兼禁军中尉，手中掌握着守卫六宫的禁军，对自己威胁更大。每想到这些，唐文宗就禁不住打冷战。实际上，唐文宗并不了解，宫中大、小太监之所以在对付朝官方面的行动惊人的一致，是王守澄、仇士良长期给他们洗脑的结果。王、仇经常向他们灌输说：“这些秀才们进身的朝官，一个个视宫中太监为仇敌，他们主张要彻底诛灭宫中太监。你们要眼睛睁大一些，鼻子放灵一些，如有一日朝官们控制了天子，我们个个都得死！”前已提及，为防止太监们接受“忠、义、礼、智”教育的影响，便于控制，王守澄、仇士良就不让宫中太监们识字，禁止他们和朝官及读书人来往，一旦发现，便乱棍打死。太监们为保住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和性命，就盲目地跟着他们的首领。久而久之，都养成了唯王守澄、仇士良之命是从的习惯。王、仇又命他们处处打探皇帝和朝官们来往的消息，及时向他们汇报。正因如此，皇宫上下都布满了他们的奸细。一旦发现皇帝对他们不利，就群起为乱，废旧立新，这正是唐文宗害怕王守澄、仇士良等的原因。
当然，世上的事顺人心者总不可能是十分十足。王守澄、仇士良更想借皇权来控制方镇的军队，他们就依旧制派自己的心腹到方镇去为监军。而要让他们做监军，不识字肯定是不行的，王、仇等经过长期观察和认真挑选，择那些可为自己心腹者，教他们读自己为他们选择的书，也认真习字，思想控制自然更严。可一旦出到方镇，是不是绝对不接受“忠义礼智”等教育，王、仇等就鞭长莫及了。因在各镇监军，也有宦官以国事为重的，对这一矛盾，王守澄、仇士良等也无法解决。
近来，王守澄、仇士良等通过李宗闵、牛僧孺排挤李德裕、裴度及和他们亲近的人出朝，仕进者几乎全由李、仇门下出，朝官们一片噤声，没有敢出来说话的，朝中似乎出现了一面倒的局势，王守澄、仇士良等好不得意。他们面见唐文宗时，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但凡要求任某人以某官，派谁去哪个军镇为监军，如唐文宗不答应，他们就不走，两眼死死盯住文宗，看得他毛骨悚然，直到答应为止。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大都不由唐文宗出，而由王守澄、仇士良出。唐文宗对他们恨得牙根痒，下决心要诛灭他们，但又后悔这种决心下得晚了。他遍观左右，似只有宋申锡对自己忠心，这才不顾一切地任宋申锡为相，想依靠他铲除王守澄、仇士良等宦官，实现自己振朝纲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