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16岁的小不点，漂亮妩媚，过早成熟，她如同一个丰韵少妇。她说，她是山西大同人，父亲在县城一家工厂当门卫，母亲是一名纺织工人，前两年已下岗。她在学校的成绩总是倒数第一，但她穿着的服饰是最新潮的，在她家的一条街，不知她父母的人多的是，但不认识她的人极少。她艳丽娇贵的打扮与奢华的金银首饰，与她一个初二年级学生的身份极不相称。在她不想读书的时候，父亲走后门给她弄了个初中毕业证。回家不久，父母在酒店给她找了一份服务员工作，她嫌又赃又累又无钱又不体面，总是少钱花。她干脆浪荡在歌厅酒吧，当起了“三陪女”，每天与不三不四的男人厮混，钱来得很容易，她想赚更多的钱。她物色了两名14-18岁的女中学生和一名18岁的打工妹，哄骗她们南下广州卖身，她当起了妈咪，遥控着三人，每天坐收300至1000元。当她被抓后，她埋怨说，国家的法律她想不通：我手下的那三个人卖身不犯法，反而我当妈咪的犯法。她后悔还不如自己去****。
同屋里最可怜的要数从湖南来广州探望思念已久的孙子的钱老太婆。她今年已经62岁了。她在孙子租住的附近散步时，遇到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盘查。她满口浓重的湖南方言，别人很难听懂，尽管她一再说明她不是盲流，但执法人员不听解释，认定她是“三无人员”而强行将她拽上了车，将她送进了收容遣送站。收容遣送站见她年迈体弱，没有收留。老人恳请送她来的司机行行好，把她带回去，却遭到无情的拒绝。收容遣送站只好将她暂时留下来。进来的第二天，她就发高烧，我极力地招呼着她，夜里，她烧得满身是汗，嘴中不断反复地吟唱着：
一个年轻的老头，
骑着一匹飞快的慢马，
挎着一把生锈的快刀，
杀死了他心爱的仇人
……
下半夜，我见钱老太婆口吐白沫，已开始昏迷不醒，我与“满脸横肉”抗争着，大声呼救，待管教人员来了，不耐烦地吼道：“喊什么喊，这里又不是没死过人。”
我苦苦的哀求，管教人员才说她要是你妈你就把她送到后面的医院去。
我毫不犹豫地背起钱老太婆，匆匆忙忙地朝后面的医院跑去。
待医生给钱老太婆急救后，我才安下心来观望四周。
这是一所由老式平房改造的非常简陋的盲流医院。几乎每一扇窗户和房门都焊接了密实的防盗网，因而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进入了一间牢笼般的隔离中心。据说，这主要是吸取以往曾在盲流医院因男女病人混住在一起而发生的一个女病人被轮奸的教训，所以要将男女病人分开管理。
在钱老太婆接受治疗的这间房子里，有十六位病人，没有治好的病人继续拖着治着，治好的病人一声不响地坐在床头，等待送回收容遣送站，再从收容遣送站被遣送回原籍。这些病人中不时夹杂着一些身份不明的街头斗殴者、小偷和吸毒人员。这里的病人是一群身份极为复杂的人，他们住在一起本身是个奇迹，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有难以认定的经历和背景。他们没有任何有效证件，只是靠口头表明自己的真正身份。
小雯是河南人，她进来之前是她们县“女子招商队”的成员。她们县为了发展经济，特别组建了一个由清一色年轻漂亮女子组成的“女子招商队”，来到沿海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她们出发前，有关部门还大张旗鼓地举行隆重仪式欢送这些“巾帼”。她们每个人都有很重的任务，若完成了任务，就会得到重奖；若完不成任务，则要受到重罚。从未出过远门的小雯，生性腼腆，文静羞涩，不会利用自身的优越条件进行“美女外交”，因而来广州一段时间后，既没有招到商人，又担心回到家乡受重罚，就干脆在街头闲逛着，没料到自己也被当作“盲流”关了进来。她说，她们家乡有个叫任虹的女孩比她还惨一些。任虹在县城一家美食城当服务员，一天晚上下班10点多钟走在回她姨妈家的路上，一辆警车突然停在她面前，下来三名身穿便衣的合同制警察。她以为遇上了坏人，撒腿边跑边喊救命。那三人追上她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拽上车，关进派出所行刑逼供了一夜，硬是让她“交代”出8名“嫖客”。待到天亮了，她被带着上街寻找“嫖客”罚款。她的家人绝不相信女儿会卖身，姨妈找人担保，将她保释出来。她的家人为了证明她的清白，带她到县医院、省医院妇科检查，她的******完整。她历经半年的官司，才得到一万元的赔偿，但她早已身败名裂，不得不流落异乡……
听完小雯的故事，我不禁酸楚地想，任虹的悲剧留给人们的思索是，是不是每个人在遭受不白之冤时，都得要自证清白？陕西麻旦旦的“处女****案”、江苏盐城的金磊“处女****案”中的被害人，她们证明自己清白的惟一办法，就是自己还是处女！由此，一个严肃的问题值得人沉思：是不是说你****卖淫、说你偷盗抢劫、甚至说你杀人放火，你都得自证清白？！
新疆的秦女向我轻声申辩自己不是盲流，她说她进来之前在中山市做服装生意，来广州进货时遭遇抢劫，被惊吓得蓬头垢面，鞋子也掉了，因精神过分恍惚，徘徊在街头被作为盲送进了收容遣送站。她害怕在收容遣送站挨打受骂，装疯卖傻的才被送到医院里来的。
宁夏固原的吴女则坦率地说，我为什么进来？因为我诈骗！这个自称在十几年前被几个男人强奸的不幸女人，染上了毒瘾。为了赚取毒资，她拿着一个针头在广州火车站向行人出售高价地图，谁要不从，就威胁用带有艾滋病毒的针筒扎他（她）。她是因毒瘾发作倒在街头被送入这盲流医院的。她说，她喜欢呆在这里，不愁吃住，还有医生帮助她戒毒。
由此，我想到许多流浪或打工在城市的漂泊者，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受人盘剥遭人脸色，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和苦衷，比如家中有人生病无钱医治，孩子无钱上学，家道贫寒拮据，家中债台高筑，夫妻感情破裂，恋人遭遇抛弃等等。总之，对于他们来说，也许离家漂泊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比起其它形式更容易生存或者生活。如果一定要将他们收容遣送回家，即使本意上是为了救济和帮助他们，可实际上却有可能是在剥夺或者变相剥夺他们的生存权或生活权。
我进而深想：假如我们的社会，能让那些无家可归的未成年人、孤儿、老人、病人；被拐卖出逃而无力回家者；轻生、离家出走而愿意或不愿意回家者；流落街头无监护人的精神病人或智力严重缺损者；需要紧急帮助和救济的弱者等人，在他们收容后遣送后的去向可能也不再是今天的统统遣回原籍，而更多的可能是医院、儿童收养院（所）、养老院、学校、疗养院等等，这些人都受到充分的尊重，哪怕他是垂死者、乞丐、艾滋病人……如果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社会该多好。
在盲流医院的第三天，钱老太婆已经有所康复，她告诉我她孙子的单位，希望我能尽快与她孙子联系上。
我用自己仅有一件像样点的马夹作抵押，借一位病人的手机，向外界联络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与她孙子单位的人联系上了。
待到正在四处寻找钱老太婆的孙子得到音讯后，下午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将钱老太婆接了出去。
钱老太婆出院后，向孙子讲了我救助和服侍她的经历。
钱老太婆的孙子大为感动，折回来，替我交了五天的伙食费、消毒费、衣服费、查询费、医药费、遣送费等等共计600元。
当我扶着钱老太婆走出这家黑心的收容遣送站的大门时，我心中有一江汩汩汹涌的泪水，却怎的也流不出来。
我不断地在心中呐喊：我国的收容遣送制度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漏洞，由于利益驱使，一些执法部门和收容遣送站才愿意多收容一些人，将一些本不符合收容遣送的人也收容遣送，并将这些人作为他们创收的经济来源之一，造成了许多不应发生的人间悲剧。
走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
广州城区的大街小巷已是浓浓的春节氛围，处处张灯结彩，歌舞升平，人们脸上都荡漾着阖家欢乐的惬意笑容。
而我，却还是从一个牢狱般的地方被一个陌生男人“赎”出来的一无所有的人，身心憔悴冷冷凄凄的奔向一无所有的家。
我拿什么回家去见我那朝思暮想的女儿啊！
回到家，我握着女儿的照片，匍匐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待自己稍稍平静了一些，烧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将我身上几天来的肮脏与污秽洗个干净，也将我过去的阴暗洗个干净。
我回武汉心切，因坐不起飞机，只好赶到火车站，门前广场已是人山人海，被挤得水泄不通，而且根本买不着近三天的票。
在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些近几天够吃的东西，以备呆在家中度日如年。
春节期间，我仍然没有任何证件，我害怕外出，我担心自己有可能再次被抓进收容遣送站。
经查有关资料，我国的收容遣送制度最初在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如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收费等导致权力、利益扩张，使它走了样、变了形，限制了公民人身自由权、自由居留权、自由迁徒权等基本宪法权利。
据民政部消息，我国近两年，收容遣送站已急剧发展到700多个，每年就有近两百万人被收容遣送原籍。尽管各地收容遣送站的管理、收费参差不齐，但绝大多数是将收容遣送人员作为创收的财源之一，这种收容遣送是非常让人心寒的。
今天是除夕。
别人都回家忙团圆忙团年。
而我，给女儿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仍不能放下。
我有家不能回、有女儿不能团聚，我无能、我孤苦、我生不如死啊！
回到黑暗的屋里，女儿的泣不成声、女儿的切切呼唤、女儿反过来对我的安抚……一字字一声声如刀绞般久久地缭绕在我泣血的心头……
躺在黑暗中，我抑制不住悲伤，心颤悠悠地思念着远方的女儿，倘若我回到了女儿的身边，此时此刻她一定躺在我怀里抱着我亲吻我，与我彻夜不眠地倾心交谈母女俩分别后的一切……
思念女儿的激切心情，是一个做母亲的无法自我抑制的苦痛。
我痛恨我自己，我过早地让年幼的女儿随我遭受了那么多苦与罪，我不该是我女儿的母亲啊。
泣问苍天，谁知我对女儿的一片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