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识神骨，当辨刚柔。
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名曰“先天种子”，不足用补，有余用泄。
五行为外刚柔，内刚柔，则喜怒、跳伏、深浅者是也。
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纯粗无周密，半途必弃。
一、五行消长中的刚柔之道
曾国藩讲道：“既识神骨，当辨刚柔。刚柔，则五行生克之数。”这里把识人与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到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阴阳五行就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然而阴阳五行经过几千年的流行，内容博大精深，其中又精华与糟粕并存，很难在短篇幅中解读透彻，本节只做一定的概念性介绍。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较为复杂的一支。阴阳五行学说几乎可用以概括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的一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一定要对阴阳五行学说有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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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于东汉，认为阴阳二气来自天地元一之气，并融为一体，天地间有阴阳气之分，人也就有阴阳两面，董仲舒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中国古代哲学和伦理学认为，人物的根本，可求于情性之理，然而情性之理既微妙又玄奥，如果没有圣人的眼光，一般人难以洞察明白。情性之理可求之于人外在表现，也就是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可由观察其外在音容笑貌，一举一动而获得。整个识人的途径，是从外表而知内心的，从显处判断隐处。即：物，必须由外而寻其质性。形质来自何处呢？刘邵认为形质与五行、阴阳、元一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含元一以为质，所以有其混同；因为禀阴阳以立性，所以有其刚柔；因为体五行而著形，所以有如水火金木土的形状。形状尽管千变万化，然其内在性质则不变，因而形成形质。
在中国上古时代，阴阳五行原是两个并列的哲学概念。阴阳观念作为中国古人哲学思辨的结晶，最先主要体现在《周易》和《老子》中，用以解释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发展规律。五行观念也是中国古人最早对自然万物的一种哲理思辨的抽象概括，认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原来是构成天地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它们各有其性，彼此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其运动变化就构成了瞬息万变而又协调平衡的物质世界。
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着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所以说，阴阳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规律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固有的规律，世界本身就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并由此引申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之间的运动变化生成的，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一方面表现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阴和阳之间可以发生相互转化，即阴可以转化为阳，阳也可以转化为阴。
五行环环相生，像生物链一样永不停止，形成一种太极圈，金能生水，相当于露珠凝于铁具上；水能生木，木有水方可以生长；木能生火，燃木成火之意；火能生土，灰烬积累成土；土能生金，金产于土矿之中。
五行又两两互克，形成一个互相制约、势力均衡的体系。金克木，金属刀具能砍伐树木；木克土，树木破土而出，根渗入土深处；土克水，水被土挡住；水克火，火被水浇灭；火克金，火能熔金。
五行生克的道理中又有深刻的辩证法。金能克木，但金太弱，木太强，金反而会被木欺侮。木能克土，但土硬木嫩，木反而生长不起来。土能克火，但水多土少，土反而被水冲走。水能克火，火多水少，水反而助火势，如煤中含水。火能克金，但如金众火弱，火反而被熄灭。
五行相生，但如果势力反差悬殊，环环相生会成反克。水能生木，但水多了，木反而会泡死，即所谓的水众木漂。木能生火，木太旺，火反而无法生成。火能生土，火多了反而会燥土。土能生金，土多金埋，金反而被埋没。金能生水，金多水少，水反而没有用途。
五行生克的原理很复杂，但以以上四种生克关系为基本，因此就乱中有序了。
《冰鉴》中讲到的“不足用补，有余用泄”是老子思想的延伸。具体来讲，比如金，如果太刚硬，就很容易折断，这是不合中庸之道的；一个人太刚，则容易坏事。太刚，就用泄的办法，使其变柔性一点，就合中庸之道了。如果太弱，就应用补，犹如产后妇女一样。比如木太旺，就放火烧掉一些，由于用火泄木，木就不太旺而可用。如果木弱，则应扶持栽培，用水浇灌。
要注意的是，由于金可克木，如果木不是特别旺硬，以金克木为宜，木不经金的砍伐雕琢，不能成为漂亮的器物；金太旺，则用水泄旺金为宜。有余用泄的原理主要用在木太旺之时，因为木太旺，金不仅克不了木，反而为木所伤，这时用火去泄木，则成木火通明，两行成象之势，则一清到底了。
不足用补也一样。如果木太弱，水不仅补不了木，反而把木给淹死了。这时用火去暖寒木，使其有生长本性，才是用神得力之法。这个原理，在中国命理五行里边有深刻的辩证法，如果探个究竟，非得弄透命理五行不可。
古人根据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性质和象征意义，用类比取象的方法，把人的形体相貌以五种来概括，即是金形、木形、水形、火形、土形，并以此判断人的贵贱穷富。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所以也不免受到五行相术的影响。幸而他也并不是深迷于以相取人，在《冰鉴》中也只是提到“顺合”、“逆合”两种看相方式，更多繁复的相术，在他看来则“俱是杂格，不入文人正论”了。
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古人最早对自然万物的一种哲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把阴阳五行结合到人的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古代相术把人的脸形和命运的相关性说得神乎其神，奥妙无穷，却又太过，不足为取用了。
二、内刚柔，鉴人须知的精神世界
前面所说的五行，是人的阳刚和阴柔之气的外在表现，即是所谓“外刚柔”。除了外刚柔之外，还有内刚柔。外刚柔是从外貌形相来判断、识别人物，虽有一些道理，但理由毕竟欠充分，未免含有荒谬的成分，准确性也令人怀疑。如果察人者水平不够，阅历不深，见识不够，错误多多。内刚柔要求从内外结合的角度来考察人物，是鉴别人才的必然途径。
内刚柔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激动或平静的情绪和有时深、有时浅的心机或城府。简单的说就是人们情绪的表现。人的心态控制着人的情绪，而情绪又影响着人与人的关系。情绪不好时，我们对外界是封闭的，带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如果我们换一种开放的心态，就会发现外界也随之发生改变。
曾国藩曾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这里谈到了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和用人之法。刚不可久，柔不可守。以刚为本，以柔为用，既不失存身立世之根本，又给办事应变留下充分余地，可方可圆，这才是最高境界。这就要求“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不同的心态演绎出不同的故事，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的性格过于倔强，就容易偏向固执、顽拗，最后变得刚愎自用起来。刚愎是人性中最大的败德之一，它集中了许多的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如自满、褊狭、无知、嫉妒等，是为人处世致败取祸的一大主因。如果管理者在识人方面不能从多方面考察，只凭一己之好，轻信轻用，则更容易失多得少，历史上由此致败者不绝于书，如项羽，如袁绍等。所以不只普通人需要处事圆滑，管理者更需刚柔并济。
大多数管理者在招聘的时候，先通过面试有个大致的印象，再通过一两件工作证实他的能力，就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人才。这样做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一定能探索到更深一层的精神世界去。一位哲人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就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命运。要改变命运，就要先改变行为；而要改变行为，先要改变思想。改变自己要从思想开始。同样的道理，认识一个人也要从认识他的思想开始。一个人脑中想些什么，手上就会做些什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下意识的表现。思想高尚的人，不会做些鸡鸣狗盗、偷鸡摸狗的猥琐之事；而思想龌龊的人，也不可能成就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曾国藩将“内刚柔”粗分为喜怒、跳伏、深浅三种外部表现。并且藉此将人才分成几类分别考察。就是将识人的方式由外部观察到探查人的精神世界。
识人的时候，还有一种很多人都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能识别与自己相同或相近的人，却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人才的优点。这是主观因素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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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对“观察”做过一个实验。
他带着太太去参加一个宴会。在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把太太拉到一边，让太太转过身去面对着墙，问道：“你注意过没有，大厅里挂着一幅什么画？”
太太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那么大厅的灯是什么样呢？”
太太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好吧！摆着鸡尾酒和点心的那个大桌子上，放着一盆什么样的花，你总该知道吧！” 可是他的太太还是不知道。
“那么你说说看，今天在宴会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太太笑着说：“嗯，我看到张太太漂亮的连衣裙、心型的耳环、时髦细链条腰带，李太太头上别致的发夹、浅紫色细孔网眼袜，还有王太太……”
过了一会儿，心理学家看到自己的表弟也在人群中，于是也将他拉到一边，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结果很相近，心理学家问的事情他的表弟同样是什么都没有看到，而且他也没有看到张太太的连衣裙。他看到的是一个巧笑倩兮的美丽姑娘、一个身着低胸礼服的大胸脯女人。
观察一个事物，人们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所侧重地进行观察。这样的观察当然会带有片面性，人要学会全面地、系统地观察和描述一个事物，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针对每个人观察别人的角度各不相同这一客观事实，孔子提出：“众恶人，必察焉；众好人，必察焉。”也就是说，即使大家都厌恶他，也一定要认真观察为什么会这样，相反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认真观察其原因，绝不可盲目从众。
关于人才测评的观察原则，孔子提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即考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了解他的志趣、爱好；看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是以事件为背景用实验测评的方法。即在特定的环境来考察人的品行、志趣、才能等。虽然古人有很多“观气看相”识人的方法，但是孔子认为，只有通过日常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才可能透视到人才的内在本质。
许多的聪明人士自己的鉴人能力很有自信，实际上是一种错误，或者偏信自己的感觉，或者以己观人，错误自然不少；但因他们聪明，有“生而知之”的天赋（或多或少），也能识别一些人才，也正因为此，使他们从自信滑向自负。曾国藩从不敢过誉自己的鉴人才能，世间聪明人士良多，而曾国藩却当世一人，莫不是满招损、谦受益的缘故。
三、刚极则粗，喜怒高重应三思
曾国藩将“内刚柔”粗分为喜怒、跳伏、深浅三种外部表现。并且藉此将人才分成几类分别考察。就是将识人的方式由外部观察到探查人的精神世界。
先论“喜怒”，《冰鉴》中总结道：“喜怒高重，过目辄忘，近‘粗’。”
喜怒，指人的情感世界。人的心性本质在特殊情形下会真实显现，平常的言行未必是真性情的显露。喜怒统指人的情绪剧烈变动。一喜一怒之间，充分表现其对人对物的态度。敢为不平之事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正义感凛然不晦，使人不敢侵犯。只为个人得失喜怒低伤痛的，自私之心也会昭然若揭。
喜高怒重，为一得一失、一物一事而喜而怒，程度异常强烈，失于常情。凡事过目即忘，做事漫不经心，把许多事忘得干干净净。这种人就是“粗”。粗心大意的人属此；性情刚直、不识进退的人也属此；办事欠考虑、缺乏周密圆润的也属此。
《孙子兵法》上讲，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喜怒过于强烈，而做事时又很粗心的人，性情往往会过于刚强，不分形势，不辨场合，不知进退，率性而为。三国时期的张飞就是个标准的“喜高怒重”的人。他虽然威名远扬，但和他能力一样出名的是他火爆的脾气，至今民间仍以“猛张飞”来形容性格暴躁的人。一代名将最后的下场是喝醉了之后鞭打部下，导致部下叛乱，刺杀张飞并提头投奔了敌国。历史像这样因性情而误了大事的例子举不胜举，性情暴躁实乃取败之道。
纯粗无周密性格上的另一大弊病是容易半途而废。所谓“性情暴躁，不能持久”，因为这一类人容易任凭性情行事，又缺乏周密思考，惹下事端就草草收场，甚至可能撇下烂摊子一走了之。所以曾国藩说：“纯粗无周密者，半途必弃。”
这种半途而废，识人用人者应负一部分责任。教人做事，除道德品格之外，就应该是智慧，分清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哪些可以改变，哪些不可以改变，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要忍耐和等待；能改变的改变之，不能改变的接受，如此可以保证事功顺利进行无损，即使有损，也无大碍。
还有一种纯粗者做事缺乏计划性，虽然看起来风风火火，但是因为事先缺乏考虑，做事的时候就缺乏条理性，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事情总不能圆满周到地完成。这样的人做事往往事倍功半。如果你想起用这样的人做你的助手，那一定是重大的判断失误。
近“粗”者就不同了。虽然他们也属于情绪激烈，容易冲动的人，但是他们粗中有细、思虑周详，经过一翻磨练之后还是可为大用的。
吕蒙是东吴名将。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年青时候立了不少战功，受到孙权的器重。有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责任重了，应该抽时间读点书才好。”吕蒙说：“在军营里事务那么多，哪儿还有时间读书呢？”
孙权笑着说：“我并不是要你像博士（官名）那样精通经书，只是要你多浏览一些兵法，懂得一点历史罢了。你说事情多，总比不上我多吧！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读了一些兵法、历史，对自己很有帮助。你不妨试一试。”吕蒙听了孙权的劝告，一有空就认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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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刚代替周瑜当大将的时候，经过吕蒙的驻地，看望吕蒙。当时鲁肃以为吕蒙不过是一员武将，没有什么雄才大略。这回，他和吕蒙谈话以后，听到吕蒙议论风生，见解精辟，十分佩服，说：“你现在的才能胆识，跟当年吴下（即吴中）阿蒙，大不一样了。”
吕蒙说：“对于有抱负的人，分别了数日后，就应当擦亮眼睛重新看待他的才能，怎么能用老眼光看人呢！”
后来吕蒙接任鲁肃之职，镇守陆口，其名声之响，连向来骄矜的关羽也不敢有所轻忽。为了成功袭取荆州，吕蒙连同孙权、陆逊一起筹略，设伏用奇，击败关羽，擒其父子，立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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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中有细、思虑周详的人，行事可做到稳当与变化齐施，精当与简捷并用，而粗者则没有这样的才识策略。粗者如不经过一番磨练，变得心思周密，是不宜担当大任的；但其优点是没城府，没机谋，没野心，在许多方面倒可以放心运用。
与“粗者”相对应，曾国藩作过一幅对联：
做人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当，又要简捷。
细细区分起来，喜怒也有真伪之别。以情感变化来鉴别人的心性与内心想法，是一个依据，但不是100%准确，还应结合平常的行为表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训不可忘。盖因为人能意地掩盖心中所想与情绪变化。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直率袒露之人毕竟是少数。他们掩盖内心本情，多事出有因，这也是发现人物心思的一个依据。
四、柔极则蠢，伏跳不伉当昂扬
与“喜怒高重”相对，还有一种人，和性情如火的人恰好相反，他们在平静的时候固然没有一点张扬之气，在应该激动的时候也看不到什么亢奋的反应。为人似乎过于冷静，已经超乎了常理。
对于这种人，《冰鉴》中总结为：“伏亦不伉，跳亦不扬，近‘蠢’”。
伏跳，指人的情绪变化。伏，情绪平静时的状态；跳，情绪激动时的状态。情绪变化剧烈之时，仍然看不到很大的情绪波动，这出乎人之常情。所以这里说的“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愚笨，它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为人太过弱势，缺少昂扬之气；一种则是故意掩饰。
弱势的人，对周遭的喜忧感应不强烈，缺少昂扬之气，不与人争胜负是非，没有胜负是非的功名利欲标准。这是其蠢。但在书中值得论的“蠢”，未尝不可作“难得糊涂”解。前面已论及，凡人末流，困而不学，略过不论，因此这里的“蠢”，当是各种人才的一种。“难得糊涂”是古人乐意倡导的一种自修品格，实是一种“不争者，争之也；不伐者，伐之也”式的以退为进的策略。
伏亦不伉、跳亦不扬的蠢人（人言其蠢，未必就蠢），只享受眼前的快乐，不大争名利（因为他知道自己无力去争），随遇而安，顺情行事，胸无城府，也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笨”、“傻”、“蠢”的评价，因此生活愉快。粗蠢各占其半的人，无忧无愁，心悦意畅，有童贞般的单纯和快乐，自然能心宽体健，胜人以寿。
粗蠢各半者，因其漫不经心，要防其无心误事，但无野心这一点是好的，可以派上许多用场的。中国人好讲糊涂学，其实是取一种中庸之道，多为揣着明白装糊涂。而粗蠢各半的人，却是由其秉性和遭遇而形成的一种性格，是真糊涂。这份糊涂与智商无关，而是为人做事不求全责备，懂得见好就收。只要管理者运用恰当，这样的人可以因其不争先，不逞强的性格而胜任很多岗位的。
“蠢”还是可以被伪装的，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它代表着一份镇定，一份气度。东晋谢安在东山盘桓时，和一帮朋友到海上游玩。不一会儿，风起浪涌，同行的几个人都惶恐不安，嚷嚷着要返航，只有谢安神色如故，依旧吟咏不止。划船的船夫们看谢太傅这样镇定，认为他一定心中有数，因此也安下心来继续往前划。然而，风并没有减弱的意思，反而是越刮越猛，呼啸不停，大家都开始坐卧不安、骚动起来。这时，谢安用十分安详、有力的语气说：“你们如果都这样乱动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要葬身海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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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的“蠢”就完全是一种姿态。人的喜怒、惊惧本属常情，然而谢安却能够掩饰这份情绪。当前秦苻坚率60万大军南下攻晋时，军威浩荡，有投鞭断流之势。在举国慌乱的时候，谢安仍然能保持那份镇定，从容地调兵遣将。当晋兵大胜前秦，战报送到之时，谢安正在和客人下棋。他看完了谢石送来的捷报，不露声色，随手把捷报放在旁边，照样下棋。客人知道是前方送来的战报，忍不住问谢安：“战况怎样？”谢安慢吞吞地说：“孩子们到底把秦人打败了。”这份淡若无事的气度令人惊服。必须强调的是，谢安并不是对外界的大事毫无感觉的蠢物，只是胸有城府，善于掩饰。事实上当送走客人之后，他的兴奋心情再也按捺不住，乃至于跨过门槛的时候，把脚上的木屐的齿碰断自己都不知道。
做到如谢安这样的伏跳不伉就已经不再是弱势，而是一种掩示，是以弱示人，喜怒不形于色，而内心自有打算。当鸡蛋掉在石头上时，鸡蛋很 容易破碎，而当皮球掉在石头上时，它会弹起而保持完好无损。所以如此，是因为皮球对强大的外力能以柔韧化之。这就是以柔克刚的道理。管理者在识人时遇到情绪波动小的人，一定分辨清楚到底是遇事兴奋不起来的“蠢”，还是可以很好地掩饰自己感情的“柔”。
如果遇到了不以喜怒为意的人，就要考虑这样的人是否有合适的岗位交给他，或者该如何去激励他，如何调动起来他的兴奋性。如果这个人并非缺乏激情，只是处事冷静，则更需要多方面分析。因为像这样的人往往胸怀大计，城府深重，有可能堪为大用。这就已经不是“近蠢”那么简单，更像是“近奸”，这是我们下一节要提到的内容了。
五、转念思深，心机深重需仔细
“内刚柔”中提到的深浅，指的是人的心机城府。提到“城府”，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心思深藏不露，不可捉摸，其实城府并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负面的东西，而有着它积极而微妙的意义。城府的深与浅代表着世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心机的多与少。
初念甚浅，转念甚深，近“奸”。初一接触，印象不深，考虑浅薄，心中不以为意，仅仅触动了心弦，未生出强烈的反应与共鸣。但转念之间，意识到其重要意义或灾难性后果或重大价值，因而体验加重加深。这样的思维特点有“奸”的成分。心机城府深重的人，遇事多有这种特性。初念甚浅，转念甚深的结果是，把刚接触时没有想到、没有想透的问题重新梳理一遍，既可能有新的发现，也可能竦然惊悸，看到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严重后果。
“奸者”的实义所指不是奸佞、奸邪，应是心善度事，权谋机变，城府深重，不如此不足以见机，不如此不足以成大业。遍观历史上的功败沉浮，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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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屡次被项羽打败，兵困荥阳，处境危在旦夕。而正在这时，刘邦的部下韩信在北线却捷报频传，攻占了齐国。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韩信的政治野心也膨胀起来。他派人面见刘邦，要求封自己为假（代理）齐王。刘邦一听，便怒不可遏，对前来送信的信使大骂：“我这边军情紧急，等着他出兵，他竟敢在这个时候要封什么假王？”张良正坐在刘邦身边，急忙用脚轻轻踢了刘邦一下，附耳说道：“汉军刚刚失利，大王有力量阻止韩信称王吗？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他，否则将会产生意外之变。”刘邦立即心领神会，感到前言有失，便话锋一转，反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做假王算什么！”刘邦原本爱骂人，这一骂不足怪，况且前后两语衔接不错，竟也没露出什么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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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刘邦派张良作为专使，为韩信授印册封。刘邦不动声色稳住了韩信，为汉军日后十面埋伏，击败项羽作了组织准备。如果当时便为此事与韩信闹翻，后果不堪设想。
从开始的勃然大怒，到瞬间随机应变，刘邦此举可谓“初念甚浅，转念甚深”典型代表。所以曾国藩说：“内奸者，功名可期。”内心深思之人，对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想，局外人只能想象其内心苦思的程度，而不能亲身体验。刘邦初入咸阳之时，惊叹于秦宫的荣华，几乎就要一头扎进去享受了。但经过樊哙、张良的劝告，立刻退回了灞上。不仅如此，刘邦还进一步的封存秦朝的仓库，并与百姓约法三章，与民秋毫无犯。当一个愚蠢的念头在别人的劝谏下打消后，刘邦不但反省了错误，并进一步采取了示好诸侯、收买民心等手段，难怪范增得知以后感叹“其志不在小”。
如刘邦者，心思可谓缜密，但有时也不免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曾国藩认为最厉害的人，应该是心机内藏，城府渊深，喜怒不形于色，哀乐不现于面，为人行事处处保留三分。这样的人，曾国藩称其为“纯奸”。如果“纯奸”之人具有宽广的胸襟，容得下人事，举止大度豁然，气魄宏伟，多少有高人之风。能得喜欢，能得人帮助，又深藏心机，伺机而动，自然是易于成功的。所以《冰鉴》中说：“纯奸能豁达，其人终成。”
纯奸能豁达者，其特点是心机深藏与心胸豁达，由此去鉴别他们，即可知其成就。用人者很难克服的一个弱点是个人的喜好，因同性相悦的缘故，忠正刚直的看不到奸诈多变者的长处，奸诈多变者看不起忠正刚直的呆板迂腐，因此，欲成一番事功的人，必须正视“纯奸能豁达者”的特点。抛去褒贬意义，“纯奸能豁达者”是绝大多数有用之才的共同特征。于鉴人之道，这个观点是极有见地的。
纯奸，更确切的说，是富于权谋，能做到“纯奸能豁达”往往都是深谋远虑、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之士。三国时代魏国名将司马懿就是一个纯奸能豁达的人。早期曹操想要起用司马懿为官，但司马懿不愿出山，就假称自己风瘫，不能上任。多疑的曹操派刺客去试探司马懿是否真的有病，结果直到刺客的剑刺到司马懿的胸前，司马懿仍然一动不动。后来司马懿受托孤遗命和曹爽一起辅佐曹芳，因曹氏家庭忌惮司马，司马懿再次告病回家。就连两个儿子也一同辞了官，每日间只问田园，不问天下。然而曹爽还是不放心，派人去试探，司马懿装作病入膏肓，说话颠三倒四，还故意把米粥洒在自己胸前。曹爽这才真的相信司马懿年老昏馈，对他不再设防。司马懿一直隐忍不发，直到曹爽一次出城行猎，才突出奇兵，一击致胜，把曹氏三代经营的基业一下子揽到了手中。
像司马懿这样的人之所有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城府深重，做事滴水不漏。这样的人成为敌人固然很危险，然而如果能够为己所用，只要他们不存祸心，就可以成为极有力的助手。曾国藩素来以珍惜人才而知名，所以他对于有能力而心机深的人也不会一棒子打死，反而会加以提携任用。毕竟有城府并不是缺点，只要无伤善恶根本就没有关系。只是要求管理者应心中有数、合理任用，并且需要具备驾驭这种人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