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
古者论神，有清浊之辨。清浊易辨，邪正难辨。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
二者实看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一、由形而入神，由神而入心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管理者识人比喻为伯乐相马。相马的第一步是先打量马的外在形象，看是否体形魁梧，气宇轩昂，眼睛是否有神，鬃毛是否光洁亮泽，再看四肢、腰背是否匀称，肌肉是否发达健美，最后再看脾气秉性。所以鉴定一匹马是否是千里良驹，观其外形见其神骨是第一步。管理者选人用人也如同此理。人的仪容和面相是其神和性情的自然流露，形是神的藏身之处，看人首先要透过“形”看“神”。
所以曾国藩在《冰鉴》开篇就提到，“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对于《冰鉴》的作者，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而凭借上面一句话，便为曾国藩作《冰鉴》提供了支持。我们知道，曾国藩是以文人带兵，又多以书生为骨干，有学者曾列出一个曾国藩集团主要成员的名单，总共240人，其中159人是书生。“文人先观神骨”一句，表明了作者的某种倾向——把文人作为《冰鉴》的主要对象。
曾国藩曾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有读书可以变化气质”。这里的气质，近似于《冰鉴》开篇中说提到的“神”。只是“神”的内涵还要广阔得多。要注意“神”并非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它是由人的意志、学识、个性、修养、气质、才干、阅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气质，是人的内在精神状态。
曾国藩认为，“神”是依附在“形”上的，但却不会因为“形”的改变而轻易改变。？就如说“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稻谷的精华在米粒，米存在于稻壳之中，去掉稻谷的外壳，精华仍然存在。但“神”也并非不可改变，“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据说读书到一定程度以后，他脸上的气质就与其他人有了不同，就像是能够发出一种光一样。这样的民间传言当然不足轻易采信，但是一个饱学之士，毫无疑问会焕发出一种不同常人的风采。除了读书以外，生活的磨练也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经过风雨变幻之后，人的气质神态一定会有所改变。
作为领导者，当我们在选人用人的时候，要想选对人、用对人，观其神骨必不可少。否则的话，则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的外在表面形象所影响，选错人、用错人，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许多因为被外在的表面形象所迷惑，而带来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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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成帝任用王莽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据《资治通鉴》中记载，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然而当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却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清而朗，气很足，但是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我又不肯附庸他，这官不做也罢。”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
王莽专权篡位后，正像彭宣所说的，奸诈虚伪终于袒露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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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只看到了王莽忠诚耿洁的表面，而没有由形入神深入了解，而新升任司空的彭宣则看到了“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从而断定其“专权后可能坏事”，由此可见由“神”识人更能识人本性。
要做到“由神而入心”去识人，就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而要结合实际，观察一个人的本质，不被表面现象所诱惑。如曾国藩虽然重视文人，但也指出文人易有两个通病：一是尚文不尚实，一是责人不责己。尚文的毛病表现在，写文章时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可是一到做事的时候，就忙乱废驰，毫无条理。责人不责己则是经常用别人难以达到的标准苛求于人，就像韩愈所说的“按众人的要求对待自己，用圣人的标准对待别人”。对于这种人，曾国藩一直是小心观察，一旦任用，也时常教导，徐徐熏陶。
曾国藩识神辨人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光明正大、言词真切的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抱济世之才，矢坚贞之志，不为利害所动”，这样的人就是豪杰之士，豪杰之士可遇而不可求。还有的人能做到“心知顺逆，隐怀忠义”，但是有时候“亦不被其逼胁”，这样的人是良善之人，得到良善之人后，就要“实见其行，实信其心”，然后才能任用。曾国藩深有感触地说：“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
乔艾琳·狄米曲斯曾说过：“借着仔细打量对方的外表、肢体语言、环境、音调和举止，我们可以收集到堆积如山的资料。但是如果你不能分辨出哪些是最关键的性格特质，哪些不重要的话，这些就都没什么用了。你一定要学会看全局。”
古语云“伏情隐作，难以貌求”，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无论古今中外，大凡识人者，观“形”都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由“形”入“神”，看到对象的内心里去。如果一个人“神”平和中正，那么证明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不会因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节操和信仰的人，意志坚定的人。如果一个人的“神”邪恶褊狭，那么证明他是一个心怀邪念，品格低下，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的人。
透过神可以准确把握人的精神世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痛等各种感受欲望，都会通过“神”流露出来。甚至人的智愚忠奸，也能看出一点名堂来。企业的领导者要想做到真正的把握和了解他人，并能选择到合适的人，就要懂得透过“形”看“神”的识人方法。
二、辨明清浊，考察雅正
我们已经知道“观人观神”的重要意义，但是“神”听起来是一个虚无并且难以确定的东西，似乎我们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既然如此，“神”究竟要如何辨别呢？
曾国藩说：“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一个人的“神”主要集中在眼睛里，一个人的骨相，主要体现在面孔上。所以说，一个人的眼神是察神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眼神去把握和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心有所动，必会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无论是神光内敛，还是锋芒外显，眼神所传递的心性正邪、智慧愚笨都是无法掩盖的。
《冰鉴》中还提到，“古人论神，有清浊之辨”。神清，是天资聪颖的表现，神浊，则主人愚笨。
但这句话不能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少年人的眼睛是明亮清澈的，老年人的目光则显得浑浊昏暗，那么就能说明少年人一定比老年人聪明吗？当然并非如此。就如前面曾经提到过，神并非是不可改变的。神的清浊变化跟大脑思维有关，经过读书学习和生活磨练，大脑思维渐渐变得敏捷，人是完全可以由浊入清的。
神清也是有若干层次的，有神清而足，有神清而不足。神清而足是有大智慧的人。神清而不足者则是自身很聪明，但是神不足，精力不充沛，做事无法持之以恒，这样的人虽然聪明，也很难成大器。小孩子的神一般都是清朗的。由于后天教化和环境的影响，天分得不到锻炼和运用，得不到进一步的开发，就会逐渐生“锈”，渐渐变“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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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王安石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伤仲永》，讲的是在金溪农民家里有一个名叫方仲永的小孩子，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有一天忽然哭着要纸笔。当父亲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后，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作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有人指定事物叫他写诗，他能立刻完成，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简直就是神童啊，可惜的是，他的父亲很愚蠢，带着神童方仲永到处拜访，实际上是显耀。认为既然是神童，就不必要让他再学习。又过了几年，仲永已十二三岁，著名诗人王安石又去看望仲永，并叫他当场作一首诗，却发现文采与辞藻都已经大不如前。又过七年后，仲永已经变得与和普通人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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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浊变清也是不乏其例的，因为人的禀赋是会在不断地开发中提高的，所以即使是天分不高的人，只要经过刻苦学习，同样能够做到以勤补拙，做出一番成就的。
曾国藩本人就是由浊入清的显著例子。在曾国藩年少时，并没没有显示出比别的孩子聪明之处，反而是才思敏捷之处欠佳。他曾与弟弟曾国潢师从汪觉庵。汪先生对聪明伶俐的弟弟大加赞赏，而不喜沉默不语的曾国藩。有一次曾国藩没有把书背好，汪先生训斥他时失口说道：“你将来要是会有出息，我给你背伞！”
虽然只是先生的气话，曾国藩却记在了心里。原来曾国藩自幼倔强，不肯服输。就他自己所说，“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在24岁时去长沙参加童试。父亲的朋友欧阳凝祉出题面试。写成后，欧阳称赞道：“这是金华殿中人语气！”并表示愿为他说媒。可是长沙的“名门闺秀”哪里看得上这个乡下人。欧阳却认定曾国藩日后必定前途无量，干脆效仿刘邦的丈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曾国藩。在这里不得不佩服欧阳先生识人之明和胆气之壮了。
幸而老先生相中的这位乘龙快婿没有让他失望。曾国藩终于在27岁那年考中进士。后还乡，按理当去拜谢老师汪觉庵。临去他带了一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旁。告辞时，他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先生连忙去把伞取了过来。曾国藩接过伞，话没多说，就走了。汪先生回到屋里，突然间忆起当年那句话，一时间哭笑不得。
欧阳凝祉的识人之明无疑是每个人领导者需要具备、也是渴望具备的，不过老先生凭借自己的判断，就赌上女儿一生的幸福，这样的豪赌却是领导者所需要慎重的了。正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人可以由清入浊，亦可以由浊入清，故而除了需要悉心观察之外，更要善加培养。如曾国藩所言“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天才不可卒得，而人才则可以以“陶冶而成”，就好比一块玉石，要想成为像和氏璧那样的瑰宝，也必须经过琢磨陶冶。
正因为曾国藩本人不是所谓的天才，所以他也并不是“天才论者”。曾国藩认为，天下并没有现在的天才，也没有生下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只有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反复的磨练才能由“浊”入“清”，终于成为才堪大用之人。这一点也应为管理者，尤其是观人者所重视。虽然人之清浊可观，但是切不可妄下定语，一个人的天分高低，神之清浊，一定要细致观察，谨慎判断。
三、欲辨正邪，先观动静
在观神骨的过程中，如果暂时不将人的发展和变化计算在其中，辨别神的清浊还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然而要辨别人的正与邪就要困难的多了。因为凡是大奸之徒都是很聪明的人，这就和忠诚正真的人一样混迹在“神清”之中了。形的相似性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鉴别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邪正难辨，还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奸邪的人可以用行动、言语来掩饰自己本真的面目和企图。如果不依神的邪正来鉴别人才，反而为言语、行动等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就是对人的判断力太弱，不会识人。
然而，忠正奸邪又是识人的关键。很多公司将对应聘者人品的考核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对人品的重视程度甚至重于能力。因为能力的体现需要一个过程。新员工进入公司后，能力不会立刻得到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老板们梦寐以求的当然是人品和能力俱佳的人才了。可惜这样的极品人才毕竟是少数，更为普遍的情况是，人才在某一个方面有所欠缺、有待提升。倘若将人品和能力作为衡量人才的两个重要指标，你是看重人品，还是看重能力？
扫视一下我们周围的企业，不乏选择能力的老板。这样选择有几种情况：
1、足够的信心。自认为有足够的把握来应对人品差的干将的破坏力，能够将其破坏性掌控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2、缺乏判断。在能力和业绩导向之下，失去了对人品的判断能力，没有意识到人品对企业长期价值的重要性。
3、权宜之计。这种情况下，老板对一切心知肚明，在某个需要这类人的阶段，用足对方的能力，然后果断地让对方出局。
可以看出，选择能力优先的老板要么是自信心极强，坚信自己能够将人品差的人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要么是只看一时利益，不做长远打算。其实对任何一个人而言，能力是有成长空间的，人品却没有。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恶劣的习性后，很难通过企业文化来进行改变，除非他遭遇人生的重大变化而自我顿悟。如果企业忽视人品因素，一定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避免被钻空子，提高恶意透支企业价值的惩罚力度。
而当一个人的人品没有问题，并且有好的心态，善于学习，而组织又能够提供学习机会，能力提升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所有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一样，初入市场时也是所知甚少，在摸爬滚打中慢慢高瞻远瞩起来。
因为人品的重要性和难辨性，曾国藩也几曾感叹“清浊易辨，邪正难辨”。尤其是对于善于伪装的人来说，轻信轻任一定会吃大亏。所以曾国藩在《冰鉴》中，把一正一邪在一动一静中表现的差异，用来作为评价人品的最初方法。
《冰鉴》中写到，“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含珠，动若木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此为澄清到底。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鹿骇，别人而深思。”
有的人在眼睛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处于动态的时候，眼中精光闪烁，敏锐犀利，就如春木抽出的新芽。双眼处于静态之时，目光清明沉稳，旁若无人。处于动态之时，如劲箭脱弦，飞射靶心。但又锋芒暗收，不存霸气，但不怒而威，隐隐暗藏王者之气。
以上两组动静状态是神澄清到底，纯正无私的表现，“此为清纯到底”。这样的人不论在人前人后，困境逆境，都表里如一，保持着堂堂正正的纯洁品格，高风亮节显于天下。
第一组动静状态比较平缓，如轻盈流水，与日常的行为表现相对应；第二组动静状态变化反差较大，是较激烈的状态，与紧要关头相对应。大敌当前，不能出奇的冷静，就难以清醒、正确地判断形势；决定做出，不能迅速地行动，又会失去机会，时不再来。
如果换作是品行有瑕疵的人，就很难掩饰其内心的慌乱。所以和他凝神相望时，会发现他的眼神闪烁不定，恍如夏日的萤光，难以长时间集中。当其向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因为心口不一，心气不定，有愧疚之感，所以眼神不敢正视他人，不停地扫顾周围事物，寻找能让他安下心来的目标，眼神就会如流水般忽明忽暗，流转不定。
还有一类人，是属于心计很深的人。因为城府深，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所以与之交流时，发现其眼睛经常是半睁半闭、似醒非醒的。当你猛然间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将其从半思索状态中拉回时，他会表现得像受惊吓的鹿一样的突然反应。由此可见平日的倦怠都是伪装给别人看的，属于有深谋远虑又不愿被别人发现的神情。相比前一种目光游离的人来说，这种人更善于掩饰自己。
上面说的两种人都属于有一定能力但是心怀奸邪的人。第一种称之为“败器”，虽然有才能但是心术不正，有经验的观人者可以从他们游离的眼神中看出这一点；第二种称之为“隐流”，把奸心深藏心底，表面上却不露痕迹。通常只有大智大奸之人才能做得到这一点，所以很难觉察。只有在动静结合中，对比他们平时的神情与发生变故时的变化联系起来，才可能看出端倪来。
图1—3—1
三国时期，曹操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刘备。刺客见到刘备后，没有立即下手，而是先和刘备“套近乎”，讨论削弱魏国的策略。刺客的分析深得刘备的欢心。过了一会儿，刺客还没有下手，诸葛亮走了进来。这时刺客很心虚，借故上厕所。
刘备对诸葛亮说：“依我之见，刚刚那位奇士，可以帮助我们攻打曹操。”诸葛亮却连连叹道：“此人一见我，神色慌张、畏首畏尾，视线低而流露出忤逆之意，奸邪的形态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必定是个刺客。”
于是，刘备赶紧派人追出去，但是那个刺客已跳墙而逃了。
图1—3—2
诸葛亮能够识破刺客的用意，关键还是刺客游离不定的眼神出卖了他。当然，要想像诸葛亮那样瞬息间通过对方的眼神变化看出他人的内心还是很有难度的事情。这需要加深对人性的揣摩和反复的训练才能做到。
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无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之所以紧盯着别人很长一段时间，却一句话都不讲，就是要让不够纯正的来客在其探照灯一样的眼光下，自现其弊，无所遁形。而真正厚重、纯真的人，也会因其始终如一的泰然自若而得到曾公的赏识。
四、神有余与神不足
辨明清浊正邪，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人的精力是否充沛了。精力充沛者谓之曰“神有余”，古人云“神有余则贵”。精力充沛有各种不同表现，或活泼好动，或英华内敛，或机灵敏捷，或沉稳刚健，或顾盼生威，或春风满面。凡此种种，都能给人一种活力四射，精神抖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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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古今，管理者都喜欢精神饱满的人才。神有余者，“眼光清莹，顾盼不斜，眉秀而长，精神耸动，容色澄澈，举止汪洋。” 在举手投足之间，稳重而不失潇洒。当他庄重地抬头望远的时候，就像深秋的太阳光照群山；当他置身人群的时候，超然出众，就像丹凤在雪地上漫步；他不随便说话，也不轻易乱动；外在的喜怒荣辱，他一般不会动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踞于后而魂不惊，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样的人，既有高尚的品格，又有做大事的风范，自然是难得的人才。
反之，如果是神不足者，则会“不醉似醉，常如病酒；不愁似愁，常如忧戚；不睡似睡，才睡便觉。”每天都是精神萎靡，经常哭丧着脸，出了点事情就好像发生了重大失误一样吃惊，甚至恐惧。说话时开始还能保持顺畅，越说越吞吞吐吐，口不敢言。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把事做好。
“神有余”和“神不足”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管理者会选择哪一类人自不必说。关键就在于如何分辨这两种人。就连识人高手曾国藩对此也是小心翼翼，唯恐一时失误看走了眼。
如果要考察人物的精神状态都处于自然流露状态，我们当然就很容易差别神有余和神不足的差距了。如果待考察人物精神并不足，但却故做抖擞状，就要用心甄别了。但是只要有一定的经验，再加以仔细的观察还是不难发现其中的区别的。最难分辨的，是一种介于假振作与真流露之间的状态。
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往往是英华内敛，却故作懒散状。或性格所致，或故意掩饰，总给人造成一种无精打采的错觉。当然也不乏伪装高手，能将三分精气发挥到的十分，一时间也看不出端倪。遇上这样的人，就不容易看出他的真实面目了。
遇上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冰鉴》上有云：“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这里讲到察神最难的是察在“断续处”。人的精神就如一缕绵延不绝的气脉，气脉不足时，纵然抖擞一时，也总会有力不能继而断开的刹那，这一刹那称之为“出处”，在这一刹那，就泄露了内在的缺陷；气脉充沛时，纵然故做懒散，也依然氤氲不绝，即便完全沉寂，也不可能不留痕迹。这一沉寂的时刻，称之为“闭处”。一言以蔽之，断者想续依旧断，续者想断依然续。
这里的断者，就可以理解为神不足。因为其不足，虽然想要振作精神，但是却不能持久，在他越是想要抖擞精神的时候，反而会出“断处”；而神有余者就不同了，他的精神绵延不绝，哪怕是在他韬光养晦的状态下，精神仍然会在他有意的“闭处”持续流露。
无论抖擞还是假寐，都是一种对真相的伪装，是做给别人看的，并非常态。在面对观察者时，伪装之人都会将本相收拾起来，换一副新的面孔出现。可是从常态到伪装，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会在刹那之间完成。
由常态到伪装，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类似于道家所谓的“收拾入门”之说。也即，这一收拾的过程往往需要屏息静气，因此不会在一刹那之间完成。留心观察“收拾前后”的瞬息举止变化，就可以进一步了解一个人的材质到底如何。
需要怎样观察？“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就是要在尚未完成伪装时，看他的疏漏情况，因为他一旦完成了伪装，疏漏就会被掩盖起来。如果一个人在收拾神态之前，轻慢不拘，慌张失措，则说明其精神并非一以贯之，今后如遇到重大挫折和苦难，极易气馁，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对待不负责任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他负责。当伪装已经完成后，就要看他做事的周密程度，因为即便是韬光养晦的人，其做事态度也自然而然是严谨细致的，其做事的针线也依然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的。而由这些细节处，我们也就基本可以断定他是在掩饰自己的才华了。所以，《冰鉴》又说：“小心者，从其做不了处看之，疏节阔目，若不经意，所谓脱略也。大胆者，从其做了处看之，慎重周密，无有苟且，所谓针线也。”
收拾入门，是把握瞬息、体察入微的辨人之法，其间用心十分细腻，因为精神变化本来就是内在的。若要从常态处从容观察一个人的性情，则不妨从“情态”上加以甄别。也即《冰鉴》所谓“二者实看向内处，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韬光隐晦的“神有余”和故作抖擞的“神不足”分辨起来相当不易，往往只有经验丰富的鉴人者才能做到在短暂的接触中发现其中的奥秘。精力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石，只要精力充沛，就有了奋斗的资本。哪怕是具有普通智力的人，只要神精气足，一样能够通过努力把工作做得很好。如果再具备很高的智慧的充足的经验，不难做出一番事业。庸才或是人才只在一线之间，身为管理者不可不察。
五、存于心而现于外的精神
从眼神中可以读出一个人的清浊、忠奸，如果要考察一个人的心态如何，最显著的表现就要看他的精神状态了。精神状态也是神的一种，是存于心现于外的。
精神贯穿着一个人生命的始终，是生命力的表征。生命力强旺，精、气、神、血就充足丰沛，脉相也沉稳有力。如果血枯气散，精神恍惚，就是生命力衰竭或受损之象。“大伤元气”就是精、气、神、血受损伤。
但精、气、神三者却是看不见的。质藏于形内，又决定形的神韵风姿。中医理论认为：形有助于养血，血有助于养气，气有助于养神。如果形体完备无损，血液就能够流通（中医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说法）；血液流通无阻，气就能顺畅；气一顺畅，神就明清爽朗。因此说，形能养气，气能安神，气不沉稳，思想就浮躁，不能静下心来。一个人在这种状态下，办事是收不到良好效果的。
精、气、神、血的稳定性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如果四者长时间浮躁不定，精力不能集中，做效率低，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事业兴衰可想而知，长此以往，命运的通达骞滞不言自明。反之，精、气、神、血四者旺足，生命状态奇佳，精力高度集中，处于亢奋状态，可以激发体内潜能，超水平发挥，平常有五分能力，突然间会暴涨至七分、八分，事业自然会顺利发达。成绩平平的学生在关键考试时会考出高分，精神亢奋的运动员会做出惊人神技，原因就在于此。精神足与不足，影响到才能发挥，从而决定事业和命运。
多数人不用经过特殊训练就可以很容易地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做出判断，比如通常所说的，“这个小伙子很有精神”，“这个人一看就没精神”。但这种判断只是从外观来看并依靠自己的直觉做出的。并不准确。曾国藩在《冰鉴》中就提出，看人的精神状态也一定要到内心里去，“稍移外便落情态矣，情态易见。”
图1—5—1
《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伯乐与秦穆公论相马的对话。秦穆公问伯乐：“你的子孙中有没有可被派去访求良马的人呢？”伯乐回答：“良马可以靠外表的形态、骨架去鉴别，但是要说到天下最出众的马，却只能靠一种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神态气色来鉴别。这种马跑起来蹄不沾尘， 驾车快得不留车辙。我的子孙只能鉴别良马，而不能鉴别天下最出众的神马。有一个和我一起担柴担菜的朋友，名叫九方皋，他相马的功夫不在我之下。”秦穆公于是召见了九方皋，并派他去访求骏马。三个月之后，九方皋回来复命：“找到一匹千里马，是一头黄色的母马。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不高兴，埋怨伯乐说他推荐的人连马的 颜色雌雄都分不清。伯乐听后感慨道：“九方皋眼里看到的，纯粹是马的内在神韵。”后来试骑， 果然是世上少有的名驹。
察神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除了观察眼光清莹昏浊外， 还要结合他的举止、言语，才不会有偏失。精神是贯穿人生命始终、身体各部位的包裹在身体中。精神状态良好，能调节激发体内潜能，灵感与超水平发挥就有实现的可能。
图1—5—2
在某种程度上说，做事就是状态的表现。你有什么样的状态，就能做出什么样的成绩。这种状态就是精神的状态，是自己思维的习惯，做事的习惯，行为的习惯，它们是相联系的，是连贯性的。也正因为这样，大凡领导者都喜欢精神饱满、思维周密的人才。
察神不像看人外表而决定第一印象那么明显，也不像观察人的情态动作判断人的性格那么直观。察神是一种古典的中国式智慧，所以总给人一种很玄奇的感觉。曾国藩察神识江忠源就是一个广为人所称道的轶事。
江忠源本是个读书人，因参加科举考试到了北京。江忠源为人极讲信义。在京城参加会试时，曾两次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长途，雨露风霜，善始善终。他曾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去拜见曾国藩。见面后，两人谈得很投机，曾国藩也赏识江忠源的才华。江忠源告辞时，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离去，直到他出到门外，才对左右人说：“这个人必将会立名于天下，然而又必将以节义而死。”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后，1852年，江忠源带兵进驻广西，奔赴广西副都统乌兰泰帐下，准备狙击节节胜利的太平军。曾国藩知道后，从北京给江忠源写信，坚决反对他投笔从戎，认为他“读书山中”，投笔从戎，“则非所宜”。他还动员朋友劝阻江忠源，认为“团练防守”即为文人本分，他率兵去广西，就是“大节已亏”。至今仍有人猜测，曾国藩如此坚决地反对江忠源从军，是否因为担心他会“以节义而死”，可惜并无实证。
江忠源从戎之后，与太平军的第一次作战，就获得大胜，并击毙太平军早期领袖南王冯云山，因此名闻朝野。此后江忠源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屡获战功，官职升至安徽巡抚。
1854年，江忠源防守庐州，陷入太平军的重围。因兵单粮乏，援兵不至，庐州城最终被太平军攻破，江忠源本人也在城破之时投水自杀。
曾国藩是根据什么来判断江忠源会“立名天下，将以节义而死”，现在已无从考证；唯一知道的是，曾国藩见江忠源时注视良久，曾国藩在《冰鉴》中专门写到“久注观人精神”，所以他当时一定在观察江忠源的神骨无疑，“文人先观神骨”意义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