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雨夜，在室内既无暗道，也无天窗，且离地三十英尺的窗户也插上了插销，一份事关重大的海军协定却莫名失窃，现场并没有留下窃贼的任何蛛丝马迹。经管人因焦急而病倒。这一薄薄的卷轴莫非真的“长”翅高飞了？
有一年六月的下午，我刚刚送走一位病人，在起居室准备好了茶点的妻子将一份报纸放在我的面前，她问：“华生，贝克街221号应该就是你之前的住处吧？”
“是的，我的朋友现在仍然住在那里。”
妻子将报纸角落的一则启事指给我看，上面写道：
“五月十五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左右，在维多利亚街总政部门口及附近，有一位乘客从马车上下来，如有当时正在场的知情者，请到贝克街221号说明有关情况，有重谢。”
从启示上来看，福尔摩斯一定又遇到什么棘手的案子了。我决定吃完下午茶就去看看我的朋友。正当我的马车准备拐进贝克街，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着，那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我立即叫住了他。
“哦，我的朋友，你来得正好，我也正准备晚一点的时候去找你……”福尔摩斯热情地招呼道。
“中午一过我就嗅到了贝克街飘来的案件气味儿，所以我不得不来，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出好戏！”
“想必是报纸上的启示把你招来了，”我的朋友微笑着，他的洞察力每时每刻都是这样犀利，“我们进来说吧，我刚刚去造访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那个在外事部门的主管？”
“正是，之所以要去拜访他，是因为我这一次的案子与他密切相关，确切地说，是与他的侄子密切相关。他的侄子好像和你就读同一所中学，珀西·费尔普斯。”
珀西·费尔普斯！这是一个很久以来都不曾被我想起的名字了，虽然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可以说算作友谊的情感。关于他，我只记得那是一个瘦弱苍白、胆怯懦弱的贵族青年，时常受到我们这些高年级学生的欺负。
毕业之后，我不曾见过他，只是从校友那里听说这个聪明的家伙拿到一等奖学金去了牛津大学攻读法律，日后又凭借在外事部门任要职的贵戚而谋得了一份美差，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他的贵人就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赶忙打听我的这位老伙伴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但福尔摩斯并不急于说明，因为他马上要去造访警察局局长福布斯先生，他希望我能和他一起。
警察局的办公厅坐落在总政部附近不远的一个街区，是政府部门比较集中的地方。虽然我和福尔摩斯之间会时常发生一些争论，但对于政府部门建筑风格的俗不可耐，我们却一致地表达出了厌恶之情。局长福布斯早已在会客厅等候我们，他贼眉鼠眼的外表倒是和整个警察局的庸俗氛围相得益彰。他显然对我们并不欢迎，不耐烦的神情就像是无声的逐客令。我的朋友不以为然，他微微鞠了一躬，单刀直入地问：
“局长先生，想必你已经可以猜到我正是为可怜的珀西·费尔普斯先生而来，关于那份海军协定的丢失，我相信您手下那些得力的警员们一定已经掌握了很多可贵的线索。”
局长显得很不高兴，他的眼神有点轻蔑，刻薄尖酸地回答道：“大侦探先生，我知道你善于从警方这里打探消息，然后自己顺藤摸瓜地去破案。我不想和你浪费时间，所以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我们暂时并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请你离开吧。”
“请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问您一些问题好吗？问完后我和我的朋友就会离开。”不等局长做出回答，福尔摩斯抢言问道：“我听我的委托人说您在当晚就逮捕了看门人的妻子，对于你们的盘问她作何解释？”
“我们问她，费尔普斯先生叫咖啡的时候，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她的丈夫上楼去应承，她回答说因为丈夫累了，她愿意去代劳。”局长不想再和我的朋友纠缠下去，他耐着性子尽量详尽地回忆着，“至于为什么那么慌张、那么焦急地快步离开总政部，她的答案是回家比平时晚了，所以要走得快一些。还有，为什么一回到家就马上去厨房，她说是因为钱藏在厨房，她要取钱去旧货商那里还债，她还债的钱是她丈夫年金的一部分。”
“您可否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跟踪嫌疑人？”
“当然了，我派人跟踪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还有先于费尔普斯先生离开的职员戈罗特，但一无所获。”
我一头雾水地望着福尔摩斯，什么海军协定，什么看门人和看门人的妻子，还有职员戈罗特，我完全不知道他和警长局长在说些什么。福尔摩斯不再发问，我们与局长道别后，离开了警察局的会客厅。福尔摩斯希望能够和我共进晚餐。
“我的朋友，想必你一定感到很困惑，不要着急，晚饭后我会详尽地说清一切的。”
原来，三天之前的一个早上，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个女人的求助信件，说是有一件棘手的案子必须当面委托，希望他能够亲自前往位于布里尔布雷的珀西·费尔普斯家。福尔摩斯当晚就乘火车前往布里尔布雷。
“写信的女人正是珀西·费尔普斯先生的未婚妻，安妮·哈里森，”福尔摩斯玩着手中的红酒，若有所思地说，“那是一个很干练的女子，身材微胖，却有着地中海式的飘逸黑发与同样乌黑动人的大眼睛。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憔悴极了，因为他必须要照顾卧床不起的未婚夫。”
“珀西·费尔普斯先生得了什么病吗？”
“是因为打击过度，”福尔摩斯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神情焦虑。据他的未婚妻说，几天以来，安妮和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一刻不离地陪伴在床边。你的校友虽然有气无力，但仍然很亲热地招呼了我，并断断续续地为我讲述了他的遭遇。原来是一起盗窃案，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丢失了很重要的东西，这毁掉了他的仕途。”
从晚饭结束一直到深夜，福尔摩斯详细地向我讲述了珀西·费尔普斯遇到的麻烦，事件的中心是一份海军协定。
“一番寒暄之后，你的校友吃力地支起身子，他紧握着未婚妻的手，显然不想让她离开。他悲伤地说：‘我不想无谓地耗费您的时间，对于我的不幸我愿意全盘托出，我本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青年，但我的疏忽让我自毁了前程。’”
“他接着说：‘我在总政部的外事部门就职，因为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权势，我马上就要升职了，我的舅父很赏识我，总是让我处理一些最为机要的事务，而且我凭借自己的才干，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就让舅父更加信任我。大概几个星期前的一天，他派人叫我去他的私人会客厅，我知道一定又有什么新的任务。这一次，他准备叫我去执行一项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机要事务。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交给我一份标识着最高机密的公文，是英国和意大利签订的秘密协定，确切地说，是一份海军协定。这份协定事关重大，法国和俄国的大使馆为了自身利益派出了很多人手专门去打探这份协议的内容。政府需要一份协定的副本，所以勋爵才会从保险柜里将公文取出交给信得过的我去抄写。勋爵一再嘱咐，在抄写完成之后，要把原本和副本一起锁进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而且抄写工作必须在其他职员下班之后进行，不能让任何人偷看到。’”
“他顿了一下说：‘我不敢违背舅父的指示，守着公文，小心翼翼地等待其他人离开。最后走的一个同事名叫查尔斯·戈罗特，那天他也有一些公事必须做完。确定不会有人再来之后，我紧张地打开公文，但没有立刻开始抄写，由于好奇，我用很快的速度把协定读完了。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因为公文的内容涉及很多重要的机密。’”
“说到这里，我的这位委托人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强调他所经手并丢失的文件的确重要，他因肺部不适咳了几声，他的未婚妻希望能够休息片刻，但他平静下来之后立刻接着说，‘详细的内容我不便透露，请你原谅。我当时并没有时间仔细揣摩协定的内容，我希望能够快一点结束抄写，因为我想和约瑟夫一起赶当晚十一点的火车。’”
“‘我竭尽可能在保持准确、整饬的同时加快自己的抄写速度，但到了九点钟左右的时候不过抄了十一条协议而已，但整个文件共有二十八项协议。我更加焦急了，可是速度却再也提不起来，整个脑袋好像也不听使唤了，开始哈欠连天。于是我拉铃去召唤楼下值班的门房，他的职责之一就是替晚上加班的我们烹制咖啡。几分钟之后，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很凶悍的老女人走了进来，她自我介绍说是看门人的老婆，就去帮我弄咖啡了。女人走后，我继续抄写，越来越困，但咖啡迟迟没有送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顺便活动一下身子，便打开门下楼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请您注意往下听，因为我的不幸正是从我离开办公室那一刻开始的，’我的委托人显得有些激动，挺直了身子，用控诉而悲伤的语调接着说，‘我下了楼，发现看门人因劳累而蒙头大睡，咖啡壶在一旁的小煤炉上嗞嗞冒烟，我赶紧走过去取下咖啡壶，关掉了炉子，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叫醒门房，头上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看门人立刻被惊醒，他揉着眼睛，看到我的到来十分不解，我刚想要解释一下却猛地想到刚才的铃声，因为我是楼上唯一在值班的人，不可能再有人拉铃，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定有人潜入办公室，并且拉响了铃声。我马上往楼上冲去，过道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里也是空无一人，所有一切和刚才相比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赶忙走到办公桌前，发现桌上只有我抄写的副本，那份事关重大的协定原件被人拿走了。’”
“案件的过程到这儿想必已经很清楚了，”福尔摩斯说，“我适时打断了费尔普斯先生的讲述，希望能再得知一些关于他办公室环境的细节，我问：‘费尔普斯先生，请说说你办公室周边的略图。’他回答得很详细：‘办公室唯一出口的外面，是一条走廊，走廊里的灯光十分昏暗。楼梯在走廊的尽头，看门人的门房一下楼梯就能看到。下楼梯下到一半还有一个小平台，另外有一条过道通到这个平台，与整条楼梯构成了丁字形。’”
“‘这条过道通向杂役专门使用的侧门，当然，有时为了抄近路到查尔斯街，我们这些职员也会走这个侧门。我想我讲得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吧。我当时就想，如果盗贼是从正门逃走，就一定会经过门房，那么，我一定会撞见他，所以，他百分之百是从侧门离开的。整栋房子只有这两个出口。’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兴趣被整个案件深深吸引了，我问：‘你刚才说过，过道里的灯光很昏暗，那么，难道盗贼没有可能藏在走廊里抑或是始终藏在你的办公室里？’他回答说：‘没有这种可能，办公室的里里外外我都仔细地查看过了，而且没有可以藏下一个人的空间存在。’”
“剩下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复杂了，根据费尔普斯先生的讲述，他和门房马上从侧门追了出去，外面下着蒙蒙细雨，本来已经昏暗的夜色变得更加氤氲。在他们冲到街上的时候，不远处的大本钟响了三声，正是九点十五分。查尔斯街上只有一个巡夜的警察，费尔普斯先生报了警，从巡警那里他探知到这段时间内街上只走过一个健壮的妇人，戴着带斑点的头巾，行色匆匆。看门人确认那是自己的妻子，我的委托人立刻就怀疑起那个老婆子，问了看门人的地址，执意要追过去，但看门人阻止了他，坚持声称这件事情与自己的妻子无关，费尔普斯先生心存怀疑，觉得他正试图引开自己的注意力。”
“他们又追到了另一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上，那里行人很多，都赶着回家，不会有人注意到从查尔斯街走过来过什么人。我的委托人沮丧极了，带着一线希望，他和警察、看门人重新返回总政部外事厅的大楼，里里外外仔细地查看了好几遍，仍然一无所获。其中一个细节十分重要，那就是走廊上的浅色地毯竟没有一点脚印的痕迹，这很奇怪，因为从下午开始就始终下着小雨，从外面进来一定会留下些泥点的。”
“为了使整个案件的情况更加清楚，我又问了几个问题：‘罪犯有没有可能通过窗子进到室内，另外，在你舅父交代抄写任务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会不会有人偷听到你们的谈话？’他回答道：‘办公室的窗子离地面有一段距离，必须借助一些工具才能爬上去，但办公室没有物体被搬动的迹象，而且窗闩从里面锁得严严实实的。我敢保证，他想进出办公室只能走门。至于我舅父在交代任务时，我确定室内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舅父说话声音很轻，不可能有其他人听到我们的谈话。’”
“‘那么，你接受重要任务的事情有没有告诉过其他人？’我又问，他表示绝对没有，我又请他详细地讲一讲警察的调查，他说：‘在确定室内没有一点线索之后，我和警察都一致认为文件一定在看门人的妻子那里，我们立刻出发，想在那女人对文件做进一步处理之前抓住她。我们租了马车，很快就到了看门人居住的地方。为我们开门的是看门人的女儿，她说她的妈妈正在厨房。我们见到看门人的妻子时，她脸上充满了厌恶的神色，她以为是催债的旧货商来了，我们说明了来意，她矢口否认，经过搜查也没有发现那份文件，厨房灶炉里也没有纸张燃烧过的痕迹。警察以嫌疑人的身份带走了看门人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