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多年封闭后的突然开放，经济体制的急速变革，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剧烈碰撞等等。中国社会在这二十年间几乎完成了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变。同时在汉语诗坛，从1978年北岛的“朦胧诗派”到1999年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诗派，中国的诗学理念与汉语诗歌文本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崛起于“****”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而十年****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这个时段应该属于“觉醒”的时段，中国的诗歌与诗人从又一轮的蒙昧中觉醒的阶段，表现为对生活的审视，怀疑质问和思辨，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朦胧诗派”的艺术特征；这实际上也是诗歌对既有的价值观念的质疑，一种全面的质疑。而后声誉鹊起的以周伦佑为首的“非非”诗派，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秩序价值观念的解构和消解，“非非”派可能是要首先解构旧的秩序，然后再建构某种新的秩序或曰新的理念，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见到“非非”诗派在诗歌文本和诗学理论文本方面的有效统一，他们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只负责把昨天的偶像打碎而已，后期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也即“非非”诗派试图开始建构，可是这与他们一开始的诗学宗旨是绝对悖逆和无法调和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反而不如索性破坏到底则更具有历史意义！所以“非非”是不可能担负什么重建任务的，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谯达摩为首的“第三条道路”诗派身上。“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理论体系其实就是不断敞开、不断走向实践的诗学探索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写作天然地属于“实践诗学”。在无休无止的“实践”的基础之上，“第三条道路”写作已经带来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运动以及由此而必然派生的文学运动（参考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实践诗学的诞生》）。“第三条道路”的诗歌流派（文学流派）的诞生是汉语诗歌在中国21世纪的历史性产物，是在之前很多流派对汉语新诗的各种不同探索之后，回归于对诗歌本体探索的流派；同时也必然探寻世界终极真理，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的流派。实际上“第三条道路”诗派已经担负起对汉语诗歌的“重构”的任务，这个“重构”不是盲目的重构，而是一个基于不断思考、不断批判的重构；是一个不断开掘，不断实践的重构；相对于“解构”来说，“重构”的任务则更加艰辛。重新建立一种话语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际遇、时代命运与诗歌走向、外来诗歌技艺与中国古典诗歌继承之间相互摩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对独立的张力磁场，使“第三条道路”真正成为既能承担现实命运又能通向诗歌所有精神与技艺的双向打开的艺术大道，是一个非常辉煌也非常艰辛的历史任务。
一、1978年的北岛的“朦胧诗派”
大约从1978年起，以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的艺术风格含蓄朦胧，在当时来讲语言先锋晦涩，这样的诗歌后来被冠以一个别致的名词——朦胧诗。而在80年代中期，“朦胧诗”的“代表性”诗人形成了这样的名单：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歌的新天地。在“朦胧诗人”里面，顾城的《一代人》写出了那个时代著名的警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寻找光明”，这符合了大多数人对历史乐观的期待。“朦胧诗”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诗歌界争论很激烈，基本是毁誉参半。很多著名的诗人对“朦胧诗”很不理解，有过很严厉的批评，包括艾青、臧克家等。文学评论家谢冕当时是支持“朦胧诗”的探索的，为此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性评论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当时北岛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和舒婷、顾城等，也被称为“今天诗派”。《今天》是北岛、芒克等于1978年12月在北京办的一个文学刊物。
“朦胧诗派”的一些诗人，特别是北岛比较喜欢使用具有判断意味的句式。那时候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话，一些有关人的生活，有关社会历史的“真理”性质的发现急迫需要表达。“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谁期待，谁就是罪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要到对岸去”；“其实难于相像的/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灯光将怎样延续下去”；……一连串的判断句，一种宣言色彩的表述方式。在北岛那时的眼睛里，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北岛诗的“质地”是坚硬的，是“黑色”的。他的诗表现了强烈的否定意识，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回答》代表了早期的北岛诗的精神质素，是一种否定的、宣言式的诗情，坚定、不妥协的意志，以及北岛所特有的用语和句式。这贯串在这个时期他的很多作品里。这种怀疑和批判，不只是针对所处的环境，而且也涉及人自身的分裂状况。应该说，上述诸多诗学特征构成了北岛极具意趣的诸种文本，包括他后来完成的若干散文随笔和小说文本。
80年代初，和北岛齐名的诗人是女诗人舒婷。舒婷的诗形式上比较“传统”，属于“浪漫派”的抒情，这种方式在中国新诗史上并不鲜见，但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至1978年以前的中国新诗，多数属于那种高昂的革命口号句式，诗歌中已经没有了“个体”与“抒情”；而舒婷对读者产生的新鲜感和吸引力，主要是恢复了在“当时”被“压抑”的个人的、温婉的、忧郁的、柔和的抒情传统；这在特定诗歌语境中，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表达。如果对北岛的诗歌归纳出一个“关键词”的话，可以用否定的“不”字来概括。而对舒婷用“惑”则比较合适——“也许”、“如果”等词汇经常出现在她的诗里，譬如“也许旋涡眨着危险的眼，/也许暴风张开贪婪的口”（《致大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致橡树》）；“也许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也许？》）。面对着选择时，有一种犹豫不定，彷徨的忧郁的情绪。比较起北岛来，你就会感觉到在舒婷的诗中，有那种可以称为“感情漩涡”的东西。是的，她是矛盾和困扰的。
“朦胧诗”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思想和对国民性的批判，继承了“五四”文学未完成的主题和任务，体现了“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复归，接续了“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探索的创新意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是与“五四”新文学几乎同时出现的，在30年代形成第一个高潮。但50年代后，这一传统被人为中断了。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崛起，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后出现的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现象，朦胧诗及其论争的出现不是个别的，而是这一现象的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一现象最初引人注目的一个热点。因此，“朦胧诗”的出现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先锋性意义已经不仅局限于诗歌领域，而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朦胧诗派”的群体特色是恢复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追求人生价值、人性尊严，重建理想与信念；重新召回“自我”，重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或对抗。如北岛《回答》中的设置的“卑鄙”与“崇高”的对立等等；反思苦难中的人性毁灭，理想沦丧；否定历史文化积淀中的传统人格模式，新的女性人格的确立——舒婷《致橡树》；“朦胧派”有冷峻（北岛）、温婉（舒婷）、任性（顾城）等多种风格，主要艺术表现是充满了强烈的心理机制。由于在自我与世界的对话中，“自我”被扩大，主体孤寂的心理和情感被渲染，在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冲突中，普遍的悲剧英雄心理机制被突现；经验世界与具体生活场景有了足够的距离，诗人不再“实写”与“实抒”，形象与思维间产生了艺术张力；诗人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模糊了由时间流与逻辑流所构成的线性抒情结构，而更多地形成了意象板块。在修辞譬喻方面，多求陌生化，而不是相似性情感性、象征性、多义性、跳跃性和社会现实性构成了“朦胧诗”意象的五大特点，使“朦胧诗”区别于它产生之前的新诗。当时“朦胧诗”的这批青年诗人大都是在****年代中成长的，他们普遍经历了简单而幼稚的信仰的动摇、破灭到迷惘、探求、觉醒的曲折道路，他们充分地感受到新时期的光明和希望，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光明之中还潜藏着阴影，他们的诗，有对新生活热情的赞美，有对十年****沉痛的反思，有对人性复归的呼吁；他们的诗歌表现了沉思之后深刻的质疑，诘问，否定。因此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主要体现了“五四”以后中国新诗时期“人性”的“觉醒”阶段。
二、周伦佑的“非非”主义诗派
“非非”初期是以其惊世骇俗的理论而震动了中国诗坛的，人们对“非非”诗人的作品反而没有认真对待。90年代以后，“非非”中的几个重要诗人开始凸显出来，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周伦佑和杨黎、何小竹。作为“非非”诗派的领袖人物周伦佑很早就开始他的创作，从1970年－1976年的手抄诗选《燃烧的荆棘》中观察，这些诗篇的思想气质已经具备周伦佑诗学雏型。特征有三：一、藉整体抽象思维探察时代脉理，思考文化病征。二、以个体心灵价值之确立抗衡残酷的极权暴力。三、用意志撑持精神空间，伸张想像力突破现实禁锢。”在《望日》（1975）中，周伦佑的“拒绝”的姿态已固定下来，从“非非”创立到“红色写作”的提出，这种拒绝和反抗的姿态一直支撑着他——我敢，我是后羿的子孙/绝不在你面前降下人的尊严/负伤的双膝撑起瘦弱的躯体/充血的眼睛睁开/我射出最后一支箭/太阳一声惨叫，扭动着/慢慢跌下黑暗的深渊……柏桦说：“周伦佑，一个有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河北诗人陈超称周伦佑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数的精英之一”，陈超对他的评价是：“周伦佑的理论准备比许多人坚实。如果说早期北岛们的集团愿望更多是建立在普通、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周伦佑却更敏感于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的文化迁徙大势。这位西昌小城的知识分子，竟日苦读、思考、写作和摘录。对西欧到美洲大陆的许多文化/艺术关键点性人物，周伦佑均能有所领会并强行整合到自己的意识中。他是炫耀的、雄辩的、构筑体系毫不手软有时却又表现出对科学主义的敬畏。周伦佑从来不是安静的观望者，从来不忍心让自己脱离中心话题的中心。”周伦佑是与北岛同一个时代的人，七十年代早期就开始写诗，但却“误入”“第三代”，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主要代表之一。从他的理论和创作来看，他是一位十分复杂，内心十分矛盾，具有悲剧性性格的人物。他反对一切价值，但他对诗歌本身的价值却非常看重；他反对崇高，但本质上是崇高的人；他主张非理性，可是，他比绝大部分诗人理性得多；他最想与文化传统一刀两断，可又最受传统文化的死死纠缠。他的性格中充满着逻辑的悖论。他不断“变构”自己，进行自我斗争，这种自我驳难、以自己为死敌、进攻自己的堡垒的思想搏斗在从《反价值》到《红色写作》的理论转变中表现得最为惨痛和激烈。作为最有影响的民间刊物《非非》的领袖，他是一个诗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奇里斯玛”式人物。——刘翔：《周伦佑：当代诗歌的变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