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网络对诗歌的作用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并因此也得出了关于网络诗歌未来的不同结论。有不少人，特别是那些在体制内生存的诗人和评论家对于网络诗歌的态度不很乐观，甚至有人非常不屑，说网络诗歌渣滓太多，没有什么有份量的作品，网络诗歌必将在喧嚣后归于沉寂。还有人认为，网络诗歌写作是当代诗歌写作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的好作品都来源于网络，网络诗歌的将来一片大好。我是属于中间偏后者，的确目前网络的传播方式使得传统的编辑体系形同虚设，缺乏了过滤功能的网络诗坛必然是鱼目混杂、泥沙俱下，在你阅读十首诗中，如果有一首振奋人心的已属不错，特别是很多二、三流的诗歌论坛，更加觉得不忍卒读。网络诗歌的写作和阅读方式都不利于好作品的出现，一方面独特******的丧失使得作者和读者一起归于普通，链接又加剧了特殊事物的一般化；另一方面，速食式的写作和阅读使得思想尚未沉淀已经消失，一次性的、大量的、临屏的阅读使人错失了思索的时间和空间。诗人在写作时，为了配合这种阅读方式，必然对原有的独特性思维和风格加以调整，并耽溺于语言和形式而失去了沉思的光泽。但好的作品并不一定来源于苦思冥想，两年三句得，一吟双泪流，这也不一定就比那些神来之笔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来得精彩。事实上网络诗歌里面的确不乏沙砾里的金子，泥土中的钻石，值得称道的网络诗人和作品也俯拾皆是。
网络诗歌和纸质诗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在这里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形成了一个多层结构的诗歌体系。在自然界，一个合理的生物圈拥有的生物链越多、越复杂，其获得延续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在每一条生物链中，下级生物链的层次越多、数量越大，该链条的形态就越完整；无论如何，处于生物链顶端的物种都是少数，而且种群内部的成员也很少；处于底部的物种越多，这个生态链就越稳固。诗坛也概莫能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构的。精英永远都是少数，真正好的作品不一定在发表的初期就能得到大众的认同。既然经典百年一遇，诗歌就应该为更多的人的当下的现实人生服务。在网络诗坛，名声是易朽的，无论你的作品有多好，你经常来，大家就会记住你，一旦长期不出现，就会被遗忘得非常彻底。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诗坛有着很激烈、很残酷的一面，也不利于经典的成长。但换回来说，网络也有它自身的筛选机制，很多好的作品最终脱颖而出，而且人为的因素很少，是真正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有很多成名已久的体制内诗人，穿了马甲到网络中来，却弄得灰头土脸；一些网络上成长起来的诗人也逐渐进入了体制化的轨道，两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兼容性。
在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里，一切都方兴未艾，人们大多都自顾不暇，不太可能产生太多的诗情画意。快速转换的一切使得漂浮成了当下社会的集体心境，而且网络的参与者在中国目前还局限于具体的年龄段的具体的人群，远未达到应有的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些都妨碍了真正有份量的诗人和诗歌在网络上的出现。我在论坛上阅读时发现，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属于个人内心的即时表白，具体来说就是一些小情绪的无节制的宣泄，上升到群体甚至人类本身本真处境的沉潜之作凤毛麟角。但是，社会物质在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人必然会再回到他的内心，反省应该拥有或者放弃些什么。网络诗坛的发展亦复如是，在一个众生喧哗的浮躁期以后，将会出现一个沉淀期，那些真正的诗歌写作者将会坚持下来，写到最后的那些人中间的最有才华者将最终胜出，而且很有可能是有石破天惊的杰作的大诗人。网络为这样的结果提供了保证，在人类的生存方式的大规模变迁中，网络是技术发展的先行指标，是思索无法规避的必经之路；网络为各种思想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随意碰撞的场所；网络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信息容量，这里记录着最大容量的人类经验。
网络呼唤经典，而且是肇端于网络自身的经典，它是网络诗歌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的最好证明，而这一切必将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出现。这些依赖于网络诗歌体系自身的日益完善，网络诗歌写作和阅读队伍的日益壮大，一大批杰出的网络活动家和经营者的热情参与。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网络诗歌理论研究的紧紧跟上，在目前网络诗歌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不仅不能做到对网络诗歌写作的正确认识和引导作用，而且连最基础的记录都谈不上。网络诗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大力参与，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真实的反映网络诗坛，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一些偏离和变形当头棒喝，起到有效的引导和评价作用。
网络诗坛包罗万象，其间的玄机绝非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能够看得清、讲得明，而且那些正在快速运动演变中的一切使得所有的在点上评论都难免迂腐可笑。妙不可言而不得不说的固然虚妄，管中窥豹的一孔之见勇气可嘉。我写作成为自身的标度，而您在阅读时却拿自己的标尺来衡量我，是为记，为一种不完全认识和生活。
2005年9月16日至18日诗的语言，神的在场张延文
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双面神伊阿努斯，前后长着两张面孔，一张年轻，一张衰老，守在人神之隔的圣殿入口。一种异质的存在，同时面对过去和未来，那个交界点就是现时的在场。而人间世的一切都黯淡而易朽，凝重而板滞，人类对于彼岸世界的渴求与迷恋从来都显得那么自然而无望。其中最好的寻求就来源于对于永恒的流动的美的想象，表现成声色光影的变幻，而诗歌和音乐就是最佳的关于神性的阐释方式。音乐直接诉诸听觉，可以最自由自在地表达细微的情绪感觉；诗歌则需要文字的辅助，视觉的配合，延缓的理解程序有利于理性的生成。在《圣经》的《创世纪》中，上帝在众水之上发出声音创造了世界，即人类现性存在之本，上帝的子民把这一伟大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以语言的方式加以传播。这使得《圣经》文本获得了一种精神性的象征的存在，是现实的蓝本，诗性的开端。语言在这里充当那一个魔幻的角色，时空在这里被巧妙地进行了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的精确的置换和整合。在其中，一切既是彼此不分的混沌，又是秩序井然的生成，和伊阿努斯有着很强同构性。诗歌也是这样的一种来源于神性的变体，它的一种前在功能就是这样的由语言的形而上质达成的流动中的静观，使得人类可以在虚幻的律动中回到静止，在静止的本真中自由运动。
德国的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写到：“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的人和创作的人是这个家的看守者。”在这里，语言成了一种连结存在和思的节点，人被赋予语言，是存在的赠与，是存在与人的中介，存在因此而呈现于人。思与诗是语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一种混杂的言说。因此，诗人首先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诗人只有摆脱日常生活的个体存在的现性意识，进入一种超然的澄明之境，才能抵达存在的本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声称，文学艺术是对自然的摹本，自然是对理式的摹本，理式就是超越性的永恒不灭的本体。在《伊安》篇中，他还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诗人只有在神的帮助下，或者说诗人只有在进入到了向神而在的境域中，才能够活得诗性的瞬间，那是一种近乎迷狂的含混状态，是人神混杂的境地。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诗歌并不单纯是一种直接的、有限的呈现，它超越了“迷狂”，是一种直接的、无限的获得；诗人在其中，是先在的。诗人和大地一起裸裎，等待第一缕阳光和风，他用语言显现那个瞬间的有，并让言辞的光泽弥补无的渗漏。诗并不要求智慧，但它本身就是智性的存在，因为它比神更具备神性。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事物的认知必须进入到最初的无名的境界，而其途径必然是要经过有名的长廊，那就是语言的肉身。只有“致虚极，守静笃”，进入到无名之朴的道德之境，才能有和大道相遇的可能性。无名是诗歌语言的内在倾向性，是诗的内质，无名是共名的先在，共名是进入无名的必由之径。无名是共名发生的瞬间现场，共名是事物得以敞亮的遮蔽。在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看来，“创造作品的人不是那个签名的人，创造作品的是无名。”他还对诗歌的语言和日常的语言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诗性的语言才有可能进入纯诗的理想之境，诗的语言源于日常语言，消除日常语言的有限的意义就可以有效的进入到诗性的语言中去。而诗性的语言是自足的、内指的、以审美为特征的、稳定的永恒的音意和谐的系统。日常语言由于充满功利性的使用而变得充满歧义和变动，是实践的工具，一旦达到了其交际的目的后就失却了价值和意义。同为象征主义诗人代表的马拉美则形象的表述出了类似的意义，“当我说一朵花！这时我的声音赋予那淹没的记忆以所有花的形态，于是从那里生出一种不同于通常花萼的东西，一种完全是音乐的、本质的、柔和的东西：一朵在所有花中找不到的花。”想获得这样的花朵，诗人就必须使得自己掌握一种咒语式的可以无限生成的揭示客观物体纯粹本质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蕴涵着音乐性的，具备了和谐完整的形声色意的，可以完成自主的动作的，具备自我样态的语言，它比日常语言更高级，因此，诗歌高尚地帮助了语言。语言在这里更多的行使了象征和隐喻的功能，诗人必须割断和现实的联系，进入到一种虚空的无限中去，才能感受到那神秘的来自不同时空的，向着不同纬度拓展的域的交界的可能性。诗人首先是一个具备了超验性的功能的，又同时拥有被阉割的不完整性的混合体，才能够进入到诗的场域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那就是诗歌语言的对于民族语言的“纯净化”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对于日常生活中被过度使用的言辞的磨损的擦拭和隔离、探询，使其重新获得生命的童贞，回到原初发生的瞬间；通过言辞的探险，即对现实的溢出、播撒，而发现日常生活之外的广阔的存在，而且可以借助通过对神秘性的获得来消除恐惧之外的捆绑。诗人因此成了语言的守护者，那是另一扇人神之隔的大门。诗人在言辞的界面上同时面向过去和未来，是一种无所依凭的虚无，它的延展是一种悖谬，它的开始是意味着终结，它存在于它自身，是自身的分裂。
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建立了共时语言学，将人类的语言活动做了语言和言语两个层次，试图将时间的概念从那里排除出去，他假定了一种静止的状态，把完整的事物进行区分；并进一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了更加细微的领域里去，对语言符号进行了所指与能指的区分，语言成了一种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在同一个结构体系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所指和能指同时存在，和现实事物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索绪尔直接把语言自身从繁杂的事相里剥离出来，他的工作具备了神性的渊源，也就是说，语言本身可以脱离神性的依附而进入到自我的时空中去，它可以象神一样具备一种超越时间概念的存在。这种新的、弑父式的思维和实践直接带来了神性体系的崩溃。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抽象的脱离了现实根基的结构和体系中去，在那里一切既然都是结构里的节点，中心自然就无形之中消除了。好像一夜之间，所有的神庙都坍塌了，人类可以在语言和言语的纠结里自在生存。那么诗人的存在的地基也就相应地沦陷了，诗歌成了一种飘浮的意指，无根的自在，诗歌语言也就相应的祛魅了，回归到了日常的处境。
其实所指和能指，语言和言语在这里既相互依存，也是相互取消的关系。我们再回到希腊神话中去，在那里伊阿努斯是含混的，他的两张脸无法重合：在交接的边缘是更含混的呢，还是空白点？他把自己的脸年青的一面朝向人间呢，还是朝向神界？他的姿势是固定的，还是不停变换的？那些空白和含混、固定和转换都是存在于语言之中的，而伊阿努斯是不自由自在的。但索绪尔至少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场域里，他把缺失的指给我们看，而更多的或者说一直是和发现成正比例生成的缺失接踵而来。他对语言能指、音形等的关注彰明了言辞本身的在场，为诗的语言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做了合理的辩解，赋予语言以充盈的生命力。这也使得一部分人把自己的视界转移到词语本身的组合技巧中去了，诗歌因此成了少数人运作的技艺，是消遣的一部分。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什可罗夫斯基看来，语言的文学性来源于它的“陌生化”的形式，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他写到：“那种被称为艺术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如同你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远离了神性的叛逆者，也还是在时间的境遇之内的，他们所能够体验到的也许只是事物的细部，那些日益精细的感觉和触摸能够带来的是更加迫近的审视，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背离。
在渎神的时代里，诗人更应该坚守自己的世袭的领地，在他敞亮的顷刻，决不是一个自闭的囚徒，他靠近那些闪光的碎片，观察水汽在微尘之上的又一次的凝结。
【作者简介】张延文，网名上帝的拇指。现在郑州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