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郭嵩焘抬头看了看张继的脸色，只见后者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表情，于是继续说道：“这次曼彻斯特之行，我最大的发现就是，英国的企业几乎都是‘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它们向政府缴税，却不需要受政府的管制和盘剥，因此极有活力，经营状况相对较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向英国学习，将‘官督商办’企业逐步转为‘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出现官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相信民间投资实业的积极性也会相应提高。毕竟，‘新政’的推行，除了我们‘新政派’的努力，还是需要依赖民间的响应和支持，否则也难以取得实效的。所谓‘兴一利不如去一弊’，倘若我们能去此弊端，应该可以收到比较良好的效果吧。
张继低头不语，半晌，才抬起头来，神色却已经变得极为严肃，他不无忧虑地说到：“郭大人，您所说的‘官督商办’企业存在这些情况，我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极个别还发展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总的来说，‘官督商办’企业存在这样三方面的问题：首先，与民争利。这些年来，为了尽快取得成效，用事实反驳‘守旧派’的无端指责，向朝廷证明推行‘新政’的正确性，我们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下大力气扶持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因为有着朝廷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和领域都形成了垄断。从短期来看，居于垄断地位可以迅速收回投资，实现盈利。但是，从长期来看，居于垄断地位却会导致‘官督商办’企业倚仗朝廷的政策和资本扶持，挤压其它同行业和领域股份企业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就会打压了民间投资实业的积极性，最终也会阻碍‘新政’的进一步推行。其次，效能低下企业的活力在于自由发展，一旦来自政府的管制过多，必然会伤及到企业的活力。正如您所说，在不少‘官督商办’企业，不仅是人事、行政和财务这些关系重大的事项，就连生产额度、销售市场、运输方式这些具体经营事项都被地方官府所把持，弄得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几乎成了地方官府的附庸，效能低下，人浮于事。企业的管理者们不是想着如何推动企业的发展，而是想着如何投机钻营，为自己谋取私利。最后，腐败丛生。既然这些‘官督商办’企业依赖于朝廷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具体经营事项又被地方官府所把持，就必然会与行政权力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导致腐败丛生。这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后果都是很严重的，它们不仅会影响这些‘官督商办’企业的效益，更重要的是，会破坏‘新政’在民间的口碑，使得民间对‘新政’不满，最终导致‘新政’的失败。就像王安石变法一样，他所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出发点都是解决‘积贫积弱’的状况，实现‘富国强兵’，但是，却因为政策在执行中出了问题，最终却落得个变法受挫、身败名裂的下场，真是可悲又可叹。如果我们要想避免走王安石的老路，就必须解决好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这些情况。”
郭嵩焘用力地点点头，说道：“松涛，你说得对。如果长此以往，这些‘官督商办’企业极有可能蜕化为‘准衙门’、‘小金库’。那样一来，不仅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还会破坏‘新政’在民间的口碑。这些年来，我们栉风沐雨，夙兴夜寐，为的还不就是推行‘新政’么？”
张继沉吟片刻，说道：“郭大人，三百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撒丁等国先后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强国。它们实现‘富国强兵’的具体政策各有千秋，路径却不一而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通过民间投资实业，进行缓慢的原始积累，进而实现实业振兴、经济繁荣，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近代化，走向‘富国强兵’。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都属于第一种，它们实现‘富国强兵’的过程是缓慢的，长则数百年，短也百余年。第二种则是通过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本支持，建立若干大型企业，普及基础教育，推行殖民扩张，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近代化，走向‘富国强兵’。俄国和普鲁士就属于第二种。这两种路径无所谓优劣，只关乎国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都属于先发国家，在它们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实业与技术的发展还远没有今天这般迅速，国家之间的联系还远没有今天这般紧密，它们几乎没有外部的威胁，可以从容地实现近代化。而俄国和普鲁士都属于后发国家，在它们进行原始积累的时代，实业与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是在外部的威胁下，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迅速实现近代化的。我们大清与俄国和普鲁士的国情很相似，时不我待，强敌环伺。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和奥地利的老路，而只能走俄国和普鲁士开创的新路。因此，在推行‘新政’之初，我们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扶持一批企业是完全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实现规模效应，打造核心竞争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墨守成规。恰恰相反，我们要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现在，经过几年的‘新政’洗礼，民间看到了投资实业有利可图，投资积极性逐渐旺盛起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难得的投资积极性，绝不与民争利。因此，将‘官督商办’企业逐步转为‘商办’性质的股份企业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