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是后唐庄宗的皇后，为人善权谋、工心计。她本性贪婪、吝啬无比，为求后位而不认生父，聚敛财货竟收受贿赂，干预朝政至辄杀股肱。而庄宗也是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仅3年就众叛亲离、身死族灭，这与刘皇后的倒行逆施也有很大的关系。
刘氏（885～926）出身魏州成安（今属河北）的贫寒农家，母亲早亡，父亲则以游方郎中兼以占卜为生。在她五六岁的时候，被李克用的部下袁建丰掳走，献给晋王妃曹氏（李存的生母）做了一名小侍女。由于刘氏的乖巧伶俐，在她成年之后，曹夫人将她赐给李存为妾。不久，刘氏得到李存的宠爱，被封为魏国夫人。
此时李存已经袭封晋王，内闱中也早有了正妃韩氏和次妃伊氏。但是，刘氏给李存生下了儿子李继岌，母以子贵，李存对刘氏更是加倍宠爱，领兵征战时也让刘氏随军同往。从小就聪明伶俐的刘氏则趁机殷勤侍奉，使李存对她越发亲近，而韩氏和伊氏便被冷落在了一旁。
求后位不认生父
随着后唐政权的建立，刘氏的野心愈发膨胀，她已经不满足于做李存的宠妃，而要成为后唐王朝母仪天下的皇后了。但她深知自己出身低微，无法与出身名门的韩氏、伊氏相比。正当刘氏为自己的出身苦恼之时，失散多年的生身父亲却来找她相认，这给刘氏出了道难题。因为正值立后的紧要关头，相认与否关系到她自己的切身利益，孰重孰轻，的确需要仔细思量。
听到刘氏父亲前来相认的消息，李存却很高兴。因为他本人就是著名的孝子，自然想促成失散多年父女的重逢。李存首先把当年的当事人袁建丰找出来，进行对质。袁建丰经过辨认之后，告诉李存，“这个人很像当年所见的刘夫人的父亲，当时他留着黄胡须，所以我还能认得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刘氏心中非常矛盾。因为，一方面，骨肉亲情、血浓于水，她的确想认下父亲；但另一方面，此时正是她争夺皇后位置的重要关头，而先前李存就曾想立她为后，只是曹太夫人认为她出身低微，否决了这一请求。如果认下了这个无钱无势的生身父亲，则努力许久、即将到手的皇后位置就可能拱手送人。经过权衡利弊，刘氏决定不认这个生身父亲，并且告诉李存，她亲眼看到父亲死去，而此人一定是招摇撞骗、赚取富贵的刁蛮之徒。李存见刘氏如此坚决，便相信了她的话，将刘老人乱棍打出。
不久，通过拉拢宦官和朝内权臣，刘氏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庄宗的皇后。
敛财货扰乱朝纲
刘氏被册封为皇后之后，不但没有成为庄宗李存的贤内助，反而和庄宗一道聚敛钱财，甚至更加贪婪、吝啬。
后唐的国库分成内外二府，外府收纳经常性财政收入，供给军政费用；内府则收藏各地贡献，供帝后支用。但庄宗夫妇任命的租庸使孔谦为了得到庄宗的宠信，一味横征暴敛，满足宫廷挥霍的需要，造成外府经常极度空虚，而内府却十分充实。朝廷要发军饷政费，数目不够，皇帝夫妇却不肯拿出钱来。同光三年（925），中原灾荒严重，军粮都难以为继，大臣们深恐因此而军心动摇，请发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日常使用的银盆两只和3名幼年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大臣们把皇子卖了以充军需，吓得群臣赶紧退出。而庄宗也不以为然，还是每日到郊外打猎。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了皇帝夫妇做榜样，各级官吏纷纷效仿，层层加重剥削，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士兵忍饿受冻。景进、孔谦、段凝等奸臣因为善于贡献而得到重用。国家的危机越来越大，而庄宗夫妇却只顾眼前享乐，全然不顾这些即将威胁到自身生命的残酷现实。
梨园天子“李天下”
庄宗李存自幼晓畅音律，消灭后梁之后，他自以为天下太平，遂不理朝政，而经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并取了艺名——“李天下”。
有次庄宗在上台演戏，连喊两声“李天下”。一个伶人却上去扇了他个耳光，毕竟是打皇上，周围人都为这个伶人捏了把汗，以为他必死无疑。庄宗问这个伶人为何打自己，伶人道：“‘李’（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人是谁呀？”庄宗不以为忤，却反而予以重赏。因而伶人们得以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气焰最为嚣张的是伶官景进，连庄宗夫妇的宠臣、三司使孔谦都要称其为“八哥”，其他将相大臣自然忌惮，只能讨好景进。一大批伶人还被授以重要官职，得到重用，甚至作为皇帝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比如伶人郭从谦就被任命为亲军从马直指挥使，日后正是此人要了庄宗的性命。
除了重用伶人外，宦官这个曾经为祸唐朝的毒瘤也被庄宗拿来作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庄宗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访求唐朝的宦官数百人送到京城，并以他们作为宫内各执事，甚至任为诸道监军，以监视各地藩镇将领。宦官们为迎合庄宗穷奢极欲的心理，还伙同伶官一同强抢民女充实后宫，甚至在魏州抢走了驻守将士的妻女千余人。唐代后期的宦官跋扈之势，此时又重新出现，引起朝臣的强烈不满。
诛无辜失抚将士
庄宗自顾享乐，刘皇后聚敛无度，而以伶人和宦官为首的奸佞之徒把持朝政，后唐的政局，自开国以来就异常败坏。
枢密使郭崇韬是后唐的股肱重臣，辅佐庄宗消灭后梁、平定前蜀，获赐铁券，拜侍中、两任节度使而为使相，进封赵郡公，权超宰相。郭崇韬以安邦定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对祸乱朝政的宦官集团尤其痛恨，这就与庄宗所信任的宦官产生了矛盾。宦官们诬陷郭崇韬，说他贪污受贿和心有异志。刘皇后也讨厌郭崇韬，让自己的儿子李继岌在蜀地处死了郭崇韬。郭崇韬和他的5个儿子先后被诛，家产也被籍没。随后，后唐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人也被牵连进来，皆遭灭族；另一战功卓著的大将李嗣源也险遭杀害。
由此，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诸镇将士不得抚慰，甚至军饷军粮都成问题，致使军士乏食，甚至于典妻卖子。庄宗建国之后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造成了国内各项矛盾的迅速激化，郭崇韬被妄杀更成为了点燃火药的导火索。这一切，只有庄宗夫妇昏聩不觉罢了。
水能载舟亦覆舟
同光四年（926）正月，一系列叛乱事件接连发生：先是参与平蜀的大将康延孝在回师途中举兵造反，数日之间众至5万；接着是沧州军乱、魏州军乱；河朔州县告乱者相继。二月，庄宗命李嗣源率亲军去魏州平叛。结果，李嗣源被亲军胁逼，与叛军联合，倒戈进攻京师。在天下大乱的局势下，深得庄宗信任、伶人出身的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庄宗李存被流矢射中身死。
刘皇后也难逃劫数，庄宗被杀后，她逃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做了尼姑。而李嗣源并没有放过这个祸国殃民的昔日皇后，最终迫其上吊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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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的战乱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市原来那种围有围墙、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制”，城市面貌发生变化。汴州在唐末五代已形成当时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经济迅猛发展，新的城市格局开始确立。作为一新兴起的都城，汴州城市肆商业与唐代长安、洛阳有明显的不同，不再限定在特定的“市”内，而是分布全城，与住宅区混杂。沿街开设各种店铺，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也有的商业街沿河布置，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分离制至此发展成敞开型的坊市合一。并且，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坊门只是悬挂坊名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另外，管理商业、手工业的政府机构亦分散设在城内各处。城区在原址新扩建外城时，只定出官府仓库、军营地域，其余由私人营建，一般沿街店铺及贵族宅第后面，建造密集院落式住宅，整体布局不是十分方正规划，道路的划分也有自发倾向，而且并未与街坊划分统一规划。严格封闭式的坊市制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