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附宾兴试馆）书院选举
澎虽未立学宫，而岁科两试，由厅扃门校艺，录送提学道，例给衣巾，则亦略如中学之制矣。至于书院培养人才，以辅儒学之不逮，而在澎所关为独重。今则师生膏火、束修及祭祀、宾兴经费亦已裕如；虽其款项犹归官办，而苟措理有人，亦何难徐求经久之方，以善持其后哉！究之既履其地，当顾其名；修举振兴，是所望于留心文教者。为「文事略」第四。
学校
澎湖旧隶台邑，远隔大洋，童生应县、府试及道试，往返动逾半载，资斧维艰，裹足不前，至有皓首穷经，不得一预童子之试者。乾隆三十二年，通判胡建伟，择文理稍优者资其盘费，再三劝谕，仅有九名应试。是科入泮者已有三人。旋据岁贡生吕崑玉等呈请就澎考试，造册送道，牒府备案；援照南澳之例，免其县、府两试，仍附入台湾学额，凭文取进。详准部咨议行，于乾隆三十二年丁亥科考为始，另编澎湖字号，岁科取进名数在台邑额内，士林称便。澎人之得以预试者，自胡卒此举始。由是人文聿起，甲乙两科相继连掇，与台郡代兴，至今绵绵勿绝。民思胡公之德，宜其祀于文石书院，尸而祝之，久而不谊也。时澎湖无廪生，保结责成本厅，查照烟户门牌。凡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墓庐舍，方准应试道考。乃着台学廪生，保结识认，俟澎籍补廪有人再归就近保结。后因澎廪缺人而台廪远隔大海，乃由澎之增生暂行保结。道光七年，巡道孔昭虔详准广额，澎湖依旧另号。每次取进，定额二名，拨入府学，不在台邑额内。道光九年，巡道刘重麟，又拨府学一名。自是每次额进三名。查迩来台属人士，因捐助军资、团练出力，递广入学名额；澎人虽无捐助军资，而团练屡经出力，乃独抱向隅，何欤？惟徐中丞备兵台湾时，以澎童文理较优，多拨府额二名，共进五名，士林感其惠；而不着为例。即近年设学之议，亦未准行。考澎童赴试者，虽仅百余人，然文字皆系本色，并无枪替之弊，似较有实学。论者谓，即仿照徐中丞定额，取进五名、别立厅学，亦未为过。而建文庙明伦堂于妈宫，以肃仰瞻而生观感，未始非教化之先资也。
按凤山县学文童，亦祗二、三百人；而每岁取进，合之拨府者有二十人。以澎较之，相悬甚矣。澎童应试，虽仅百余人，然以远隔大洋，盘川难办，不赴试者亦多；则宽为取录，以惠海外士林，诚维系人心之先务也。澎湖村社皆有蒙塾，系民间自延蒙师以教童蒙，修金厚薄不等，各从其俗，与台湾番社之社学异矣。胡通守建伟任澎，仿陈榕门之法，每岁于二月中旬，传齐澎属社师，考较一次。并仿程纯公之法，因事下乡时，亲诣塾馆，将儿童所读之书，正其句读。若教之不善者，则易置之；其勤而得法者，旌奖之。童子能背书、能解说并能熟诵「圣谕广训」者，给与纸笔，以示鼓励。儒吏雅化，迄今犹播为美谈。至于义学，向来未设。光绪三年，刘通守家骢于妈宫、文澳各设义学一所，捐廉以作修金。未几刘去，而义学亦罢。窃澎岛十三澳内，每社皆有蒙塾，书声相闻；而每年修金，少者仅一、二千文；故虽贫民亦送其子弟入塾读书，两三年始行改业。是村塾甚广，无庸另设义学也。惟书院经费虽裕，膏火无多，无以为鼓舞之资，则筹之尤其要者耳。
宾兴试馆（附）
道光二十二年，通判王廷干饬举廪生陈玉珩、生员陈大业等劝捐宾兴款项。七月，瓦硐港监生张腾赉、生员黄春桂，各捐饼金五百元，共一千元，均交生员叶清澜经手生息。每科乡试，每人给银二十元。每年底开造四柱清册，送官查核。
道光二十六年，通判邓元资劝捐小宾兴公项，为每科生童赴郡应道试之资。生员张对扬、监生张腾赉各捐五百千文；监生刘元成捐左营街瓦店二座，价钱二百二千文，缴契存案；邓卒倡捐一百千文；监生黄元基、合兴号各捐二百千文；余数十千不等。合计二千五百余千文，交生员陈国栋经理生息，约每次人给三千文，以作考费，系抽利钱散给。余剩利钱，为书院膏火，年底造册送官查核。现左营街店尚存，拨归总董经管。
光绪十一年，通判程邦基清厘书院旧欠，起盖店屋收息，以充诸费。每科乡试宾兴，就院项内提出三百元或二百元，为士子乡试盘费，按名匀摊散给。惟小宾兴一款，尚待筹议。
澎湖试馆，在台湾郡治（土名二府口），乾隆间，前厅胡建伟解任后，在台捐建。内两进各一厅二房，右边护厝房五间，额曰「澎瀛书院」，为应试诸生公寓。内祀前厅黎溶。道光二十九年，就小宾兴项下，抽出铜钱一百千文修理。光绪五年，增生陈维新添建敬字亭；但屋宇多圯，宜亟筹修建也。
省垣会馆，同治初年，训导魏缉熙（台湾人），因澎湖绅士蔡继渐辞退银号领回之项，先挪四千元，就省垣南台买地创建台澎会馆；而以捐题之款归还母银。于是台、澎诸生应乡试者，甫登岸时，得以休息，行李咸称便云。
书院
乾隆三十一年冬，通判胡建伟准贡生许应元等之请，捐建书院于文澳西偏（距厅治三百余步），至次年孟夏落成。中为讲室三楹，祀有宋、周、程、朱、张五子；前则头门三间，中架魁星楼；后为堂三间，中祀文星；左右两间，为山长住处。东西耳舍各十间，为诸生肄业之所，榜曰「文石书院」。文石，澎产也；其石五色缤纷，文章炳蔚，故取名焉。又撰学约十则，以教诸生。五十五年夏，坏于风灾，知府杨廷理来澎抚恤，谕通判王庆奎鸠资修葺。嘉庆四年，通判韩蜚声捐廉重修，改建魁星楼，以后堂作讲堂三楹，额曰「有志竟成」。二十年，通判彭谦就院后再建五间，以祀文昌。道光元年，通判蒋镛重录学约，锓板悬讲堂东西壁。七年秋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廉倡修，自为主讲，以修金充工资。九年春，改建魁星楼于巽方，取文明之象；文昌祠移前一丈。添盖拜亭。督工者生员吕作屏、劝捐者生员王云鹏等。十年冬落成，距胡公创建之年，已周甲矣。并详请拨饷筹款生息，春秋祀文昌，敬用太牢；丁祭日动用书院生息，用少牢，并祀胡、韩二公。以后虽屡经修葺，而前进及耳舍，久年倒坏。光绪元年，董事生员蔡玉成，邀同绅士陈维新、许树基、黄步梯、蔡荣贤等重议修建，以后进文昌祠规模稍狭，议抔而广之。时连年秋收丰稔，士民踊跃乐捐。有郊户职贡黄学周，首捐三百两，为翻盖后殿之费。于是协镇吴奇勳、通判唐世永、刘家骢及郊户殷户，各捐重赀（时举人郑步蟾、监生林琼树、武生高其华，捐修魁星楼甫毕，亦附焉）。玉成复多方劝募，共得二千余两，及与步梯、荣贤及步梯之子诸生济时在院督工，寒暑不辍，至二年冬落成；规制宏敞，栋宇一新。后殿添盖两旁精舍，左边祀胡、韩二公并前倅蒋镛、王廷干禄位。其讲堂中厅，祀制字仓圣。又于外庭建惜字亭。时院中经费支绌，宾兴膏火不给，玉成多方筹画以延山长，亲赴台湾道刘禀请，筹拨经费；而宾兴膏火始裕。光绪年间，通判程邦基，于城内建程朱祠，于是山长皆寓祠内。惟春秋祭祀，至书院行礼而已（碑记见「艺文」）。
谨安：书院经费既裕，则官师月课，自可扃门考试，俾尽一日之长，方有裨益。至从前办理经费，专责总董一人；其贤者固足以有为，无虞掣肘；不贤者流弊亦多。但前此皆现钱分借各绅商；转瞬间人事变更，使总董无徙追索耳。今则课项店税，皆年款年清，不患本银之侵蚀也。惟查内地院项一归官办，胥吏无不舞弊者。如厦之紫阳，前车可监。计莫若择公正绅矜三、四人，酌定画一章程，使轮年董理，以账目送官存查，亦经久之道也。
学约十条（前通守胡建伟撰）
一曰重人伦。古者庠序学校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人伦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为学者之所必先也哉？试思人生那有一日不与五伦之人相周旋？圣贤那有一言不与五伦之理相发明？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条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为学者学此而已；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事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以行五达道，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宫墙而门内多惭，至性滋薄；以视反哺之乌、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二曰端志向。志者，心之所之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去；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踰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来？趋向不端，宜其所学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耳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
三曰辨理欲。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刘子云：『烟生于火而烟郁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珠明而尘埃不能附，性明而****不能染也』。又曰：『将收****，先歛五关』。盖言五关不破，则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论人，必先从富贵贫贱说起者。夫人必能于富贵不处，贫贱不去，则取舍之分明；取舍之分明，斯存养之功密；庶可渐至于终，食不遗仁，而造次颠沛必于是也。学者果能于此间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难与圣贤同归也哉！「东庄学约」有云：『米盐妻子，庶事应酬，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苟使萦怀豪杰，志气不难因以捐尽。彼如应举一事，在明理者，入场赴考，认题作文，不过将平日之学养，发圣贤之道理；至于取中与否，则听其在天，毫无侥幸之想。今人则一团欲心，入场必思诡遇。拟题滥本，无所不至。朱子曰：非科举之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又云：『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必应举。岂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四曰励躬行。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尝曰：『读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盖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今人生圣贤之后，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笔之于书者也。故诵读时，不可看做书是书、我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为有益。又如颜子所云：『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为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思寡欲、忌盈恶满、賙贫恤匮，赮然悔耻，积而能散也』。引而伸之，推而广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读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实践之君子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