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市的工作任务
第二天中午的飞机飞回北京，降落在北京已经五点多，我事前已经约了小朱在火车站交接火车票，我晚上坐火车去B市。但现在堵车，我着急得不行。
其实我完全应该为我的行李担心，因为我只带了去Y市出差用的衣物，现在又说要去B市，我带的衣服根本不够替换。
总算赶得及火车，我只顾得及跟小朱道谢，替我订票、取票还送来火车站，也就只有小朱还关心我，嘱咐我当心，说我脸色难看。我也只能苦笑，出差在外的人，要应付繁重的工作任务，还要怎么做才能算是“当心身体”呢？
我忧心的是究竟让我来B市做什么，我一再劝解自己，到了就知道，这是H公司做事的风格，我再忧心也无谓。但我这样的自我安慰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依然睡不着。早上头疼欲裂的下了火车，站在这个寒风凛冽的站台上，脑子完全想不到该怎么在这个陌生城市找住处，怎么去公司的厂房。
我也不知道自己呆呆站了多久，只是觉得下火车的人都已经离开了站台，以至于都有工作人员过来询问我，我才拉着行李箱走了几步，却发现才站了几分钟，腿都冻得麻木了。
幸好B市子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来了，我这才问了子公司地址，也请他们推荐酒店让我住，然后我才慢慢走下站台去打车。
上了出租车，有暖气，我才好一点，可已经发现我鼻子堵了、喉咙疼的厉害。也许人在生病的时候，情感也格外脆弱，望着窗外萧肃的城市景色，我觉得好伤心，眼泪都要掉下来一样。
可这样的眼泪又能有什么用？小朋友跌倒了，也会看看有没有大人在身边，如有有大人，就会嚎啕大哭，如果没有，自然是要委屈的自己站起来。在这样陌生的城市，在一个短暂让我觉得温暖的的士里，我又能哭多久？眼泪不过一两滴，擦都不用擦，就已经要止住眼泪，打起精神来应对接下来的工作，包括我出差住在哪儿。
但是我刚刚到了同事推荐的小旅馆要办入住，就接到了陈震的电话，我真是不想接，可不得不接。电话那头的陈震声音跟平时很不一样，口气仍是有指令，却又像是一个三流演员在伪装谦卑一样：“李青吗？到了B市了？！马上来香格里拉，我给你定了房间了。”
我真的很想问为什么，我这样的小职员怎么有可能住在那么贵的酒店里，回去怎么报销，但是我真的觉得好累，也明显感觉这个小宾馆不够温暖，吸了一口气，再一次费力的把背包背上，拉着行李箱打车去了香格里拉。
到了酒店也没有跟陈震碰面，反正房间已经订了，入住手续我自己办就行。刚到房间放下行李，就有人打电话自称是子公司的司机，还说奉命来送我去厂房的，我简直都觉得受宠若惊。
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司机告诉我，这次我能住香格里拉，是因为赵总对着陈震发了脾气的结果。我头疼的厉害，根本没有心思理会这些细节，只是问司机：“那究竟，公司叫我来B市，是为了什么呢？”
我万没想到，我出差的工作任务是由一个司机来传达的：“啊？你不知道啊？哦，听说中央有个领导要来B市视察，赵总想邀请他去我们公司走一走，看一看。那，这几天，赵总一直跟着市里头、自治区的领导在一起的。照我说，以我们公司的实力，应该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厂房刚建成没多久，要接待领导，还得布置一下。”
原来叫我来是接待领导视察，这算不得多重要的工作，何苦非要巴巴把我这个负责研发中心选址的人从Y市拉过来呢？这工作，若论职责，宁静那组人负责也说得过去啊。
但是我正是求表现的时候，就算对领导分配的工作任务有疑问，也只是放在心底。
厂房刚建成，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布置设备和零部件，运输车、吊车进进出出，所有的大门都开着，车间冷的要命。我到厂房走一圈，我的人都冻得麻木了。可看了一圈，我心里也有底了，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跟政府接触，因为要听取政府方面人员对这次接待的要求和指示。
可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手足无措，按理来说，建厂房会有筹建组。筹建组的人是需要跟政府打交道的，所以我到处去问子公司的筹建组在哪儿办公。我以为厂房才建成没多久，还没有正式投产，筹建组按理是不会撤退。可事实上，没有撤退不代表在办公室能找到人。
我又去找车间主任，结果人家忙的一塌糊涂，根本不睬我这个病怏怏、说话有气无力的小姑娘打着冷战、语焉不详的说话。
真在这时候，忽然有个说话嗓门很大的老爷子走了进来，他可能本来是要找车间主任的，但看到我病怏怏的在跟车间主任说话，而车间主任又不理我，忙问原委。而且还直接打断我，让车间主任来说。看得出，车间主任很怕这位老爷子，哆哆嗦嗦的指着我说：“她来负责布置厂房的，说要找政府的沟通，但又不知道怎么找政府的人。找不到政府的人，又说要找筹建组。我哪儿知道筹建组的人去哪儿了？真不知道，集团公司那边找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病丫头来搞接待干什么？”
大嗓门的老爷子瞪了车间主任一眼，厉声说：“都是为了公司的事情，你不知道，就帮她打听打听啊。这丫头搞接待布置，当然要找政府的人，她不认识政府的人，想得到筹建组是经常跟政府打交道的，所以要找筹建组的人给做介绍。你不知道筹建组的人去哪儿，给那些人的电话给她，有多大的事情？现在就一句不知道把她打发了，极简单的事情被你弄得复杂了，还好意思去嫌弃什么生病不生病，还来批评集团公司的工作安排？你算哪根葱？”
训完车间主任，老爷子还找了个女工过来：“陪着她，带她去筹建组办公室，给她拿个水壶，喝点热水。”然后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一张纸，递给我，说：“这是筹建组的联系电话，你打电话问他们吧。那帮龟孙，不知道又跑到哪儿去猫着了。”
我再三道谢，跟着那个女工去筹建组办公室，喝了两口热水，稍微觉得有点暖和了，赶紧给筹建组打电话，问到了政府联系人员的电话，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一半。
区委的人不仅说明了接待布置要求，而且介绍了公司来制作欢迎的条幅、牌匾之类的东西。又在那位叫李翠的女工帮忙下，很快找到公司已经有了的扩音器、电脑等设备，然后跟总公司联系快递宣传册，宣传片我电脑里就有，拷到会议室电脑里就行；照相机我也带着，到时候我拍照就行。
可我认为工作任务只算完成一半，是因为另一半是我要得到领导来视察的日程安排，这个区政府的人可帮不上忙。
我把难处说给陈震听，得到的是一阵冷笑：“叫你来就是处理这些事的，不然干嘛让你来，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现在你跟我说你做不到，这算什么？”
在我心中，虽然一件工作任务是由我负责，的确应该我去处理，但不代表我不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如今，我一寻求支持和帮助，就是无能的表现，我真不知道这究竟是何道理。
我觉得冷，觉得累，更加觉得心灰意冷。
领导视察
说到底也是我太年轻急进了，因为政府对中央领导视察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怠慢，但也不会太早公开日程安排。
陈震就是知道这个，才会对我冷嘲热讽。说到底，也不会耽误正经工作，而也不会轻易让我这样的小职员跟市委领导接洽，因为这个接洽人的位置是他陈震的。
所以我所谓的工作任务完成一半其实并不是一半，是因为我把工作任务界定得太广，而事实上我的工作任务就是那“一半”而已。
傻乎乎的只有我，明明已经完成了我这个职位和级别上的工作任务，却还要为理论上的“另一半”操心。
事实上，第二天我也就知道隔日中央领导要来视察，厂房的布置也不得不连夜赶工，我一夜没睡，在厂房盯着。
可究竟领导视察是怎样，我也没看到，因为我非常不争气的在厂房昏倒了，幸好李翠一直跟着我，及时扶住了我。其实，起初我还嫌她跟着我很不自在，可她说：“李主任（大嗓门老爷子）让我跟着你的，你要找谁，我去帮你找，保管又快又好。”还说，“其实跟着你是轻省活儿，你看我还能坐在这儿打个盹儿呢。”
李翠扶了我到办公室坐，打了热水给我喝，咋咋呼呼的说要送我去医院，可我一往窗外，车队已经进来了，就知道我此时肯定出不去了。忙跟她说：“你去跟李主任说一声，说我不舒服，让他代替我去给赵总戴上扩音器。快去，快去。”我知道，这时候找人代替我去照相是不切实际的，就连我自己能否近身拍照也是未知数，毕竟是中央领导，可正因为如此，肯定有省市电视台跟着，只能事后找他们要了。
就这样，总算是接待工作没出什么大纰漏。而我自然也是越发病重，我还是的撑着，撑到回北京才行。念及此，不由得又想流眼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