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
凡经学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见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师承有自，去七十子之传不远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远，俗说沉溺，疑古说不近人情也，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姑举一二言之，如关雎三家以为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为后妃求贤以辅君子，皆不以寤寐反侧属文王，俗说以为文王求太姒至于寤寐反侧，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独居求偶，非古圣王所为，且如其说，则关雎与月出株林，相去无几，正是乐而淫，哀而伤，孔子何以称其不淫不伤，取之以冠篇首，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信矣，卷耳三家无明文，荀子以为卷耳易采，顷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毛以为后妃佐君子求贤审官，皆不以采卷耳为实事，俗说以为提筐采卷耳，因怀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诗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为比例，又以二三章为登山望夫，酌酒销愁，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销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淑女行为，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诗人不应多讽刺，是不知古者师箴瞍蒙诵百工谏之义也，疑淫诗不当入国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咏，各言其伤，行人献之太师之义也，疑陈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之义也，疑作诗不当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坏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义也，疑康王不应有刺诗，是不知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则伤始乱之义也，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见毛郑之说，已觉龃龉不安，见三家之说，尤为枘凿不入，曲弥高而和弥寡矣，或谓大毛公六国时人，安见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国时人，并无明文可徵，且毛传实有不可信者，丕显二字屡见诗书，毛传于文王有周不显，曰不显显也，又于不显亦世，曰不世显德乎，是其意以不字为语词，为反言，不知不显即丕显也，不显亦世即丕显弈世也，不显不时即丕显丕承，清庙之不显不承，正丕显丕承之证也，卷阿伴奂尔游矣，伴奂叠韵连文为义与下优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颜注汉书引诗正作畔换，亦即闵予小子之判换，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毛传乃云，广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为两义，伴训广大，奂训有文章，不知下句优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优游为两义乎，正义据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孔晁王肃之徒，其所引即孔丛家语之类，王肃伪作，必非圣言，荡曾是疆御亦二字连文为义，左氏昭元年传曰，疆御已甚，十二年传曰，吾军帅疆御，皆二字连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难，史记集解引牧誓郑注曰，疆御犹疆暴也，疆御即尔雅释天之疆围，汉石门颂倒其文曰，绥亿衙疆，惟其义同，故可倒用，毛传乃云，疆梁，御善也，不知二字连文，而望文生义，岂六国时人之书乎。
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
毛传孤行久矣，谓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关雎刺晏朝，苜伤恶疾之类，人必以为传闻各异，事实无徵，今以典礼之实有可徵者，略举二南数事证之，如韩诗外传五引诗鼓钟乐之，与毛诗钟鼓乐之不同，外传一引诗作钟鼓，盖后人依毛诗误改外传，言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而不及鼓，侯包韩诗翼要曰，后妃房中乐有钟声磬，亦不及鼓，是韩诗不作钟鼓甚明周礼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郑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疏云，燕乐房中之乐者，此即关雎二南也，谓之房中者，房中谓妇入后妃，以风喻君子之诗，故谓之房吕之乐，据此则古周礼说与韩诗合，皆谓房中乐有钟磬而无鼓，钟磬清扬，于房中宜，鼓音重浊，于房中不宜，或据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谓韩诗亦当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与钟磬并列，仍不当兼言鼓，鼓钟之鼓训击，是虚字，是一物，钟鼓之鼓是实字，是二物，毛作钟鼓，与古礼不合，此毛不及韩诗者一，说文引诗以{曰女}父母，与毛诗归宁父母不同，盖三家之异文，春秋庄二十七年杞伯姬来，何休公羊解诂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宗，疏云，其大故者，奔丧之谓，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齐，彼注云，奔父母之丧是也，自从也，言从大夫妻以下，即诗云归宁父母是也，案诗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案归宁父母是毛诗，三家不作归宁，亦未必以葛罩为大夫妻，疏引诗误。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据此则今春秋公羊说夫人不得归宁，古春秋左氏说夫人亦得归宁，案诗竹竿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故泉水载驰竹竿，皆思归而不得，战国策左师说赵太后，甚爱燕后，饮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诸侯女既嫁不得复反，反即大归，战国时犹知此义，当从今文说，不得归宁为正，毛诗与左传同出河间博士，故此传曰，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毛以父母在得归宁，父母终，不得归守为调停之说，郑笺泉水云，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正本毛传，惠周惕诗说谓古无归宁之礼，毛传因左氏而误，其说近是，盖郑笺又因毛传而误也，段玉裁亦疑毛传，谓方嫁不得遽图归宁，此归字作以字为善，是欲改毛以从三家，不知今古文说不同，陈奂谓父母在九字为郑笺窜入，是欲删毛以归之郑，亦不知今古文说不同，皆明见毛义之不安而不敢，即如陈氏强释毛义，谓归以安父母，归宁不训归家，而截归字为一句，殊近不辞，不如三家作以{曰女}父母，文义甚明，不与归宁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学纪闻引曹粹中诗说，齐诗先采而后草，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三篇同奏，古诗篇次，以采列草之前，三家次第，当与毛异，齐诗传自辕固，夏侯始昌为辕固弟子，后苍事始昌，通诗礼，为博士，二戴皆后苍弟子，则仪礼及二戴礼中所引诗当为齐诗，曹氏所言，不为无据，毛失其次，与仪礼歌诗不合，此毛不及齐诗者三，五经异义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古毛诗说驺虞义兽，白虎黑文，案贾谊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仪礼乡射礼注，其诗有一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欢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出，注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于嗟乎驺虞，欢仁人也，皆与韩鲁诗合，文选魏都赋注引鲁诗传曰，古有梁驺，梁驺天子猎之田也，韩义盖与鲁同，若山海经逸周书尚书大传，虽言驺虞，而未尝明言即诗之驺虞，汉初大儒，如申公韩太传贾太传，必无不见山海经逸周书，而不引以解诗之驺虞者，知彼所言驺虞，非诗之所言驺虞也，毛诗晚出，见驺虞二字偶合，遂据以易三家旧说，撰出义兽二字，以配麟之仁兽，异义引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弱驺虞，俱称嗟欢之，皆兽名，后人多惑其说，不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此是毛义，非三家义，且即以毛义论，驺虞与麟亦不相对，麟之趾序笺云，有似麟应之时，疏引张逸问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无致麟之事，若驺虞据尚书大传散宜生取以献纣，是文王实致驺虞矣，一实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为相对，至于于嗟欢辞，屡见于诗，如于嗟阔兮，于嗟洵兮，于嗟鸠兮，于嗟女兮，皆诗人常言，岂可以两处欢辞偶同，强为牵合，焦氏易林云，陈力就列，驺虞悦喜，亦以驺虞为官名，陈乔枞以易林为齐诗，是三家之说同，尔雅多同鲁诗，故释兽无驺虞，以驺虞为兽名，毛诗一家之言，与古义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举四证，皆二南之关于典礼者，学者可以隅反。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
王应麟诗考后序曰，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莒，周南大夫妻作当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夫人及其传母作式微庄姜传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之传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莒，与文选辨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磬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锡瑞案二说皆有据，盖鲁韩义本同史记，儒林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以史记之说推之，可见鲁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若全无异，则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若全不同，则如毛诗大异而不可并立矣，三家诗多不传，今试取其传者论之，如黍离一篇，新序节士篇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此刘子政所引鲁诗义也，而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法郅理韩诗，光武讼恽授皇太子韩诗，恽说太子曰，吉甫贤臣放逐孝子，薛君韩诗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是韩诗以黍离伯封作，与鲁诗以为公子寿作者异，韩诗外传载赵苍唐为魏文侯子击使于文侯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说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据鲁诗而与韩诗同者，盖论此诗之事，则异国异人并异时，而论此诗之义，则同一孝子之见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异而大同，外传与说苑皆可引为思亲之意也，若共篇次则鲁诗当入卫风，与毛诗异，韩诗当入王风，与毛诗同，而其说解则鲁韩可合，而与毛诗全不合，三家大同小异，可以此诗推之，魏源不知此义，乃欲强合鲁韩为一，谓伯封乃卫寿之字，反以曹植徵引为误，则御览明引韩诗伯封作，岂亦误乎，伯封为卫寿字，又何据乎，凭臆武断，讵可为训，盖误于鲁韩诗，从无不同之见，而未考史记儒林传也。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