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刘廷芳给他母亲建造的房子。”
二〇〇九年夏日的一个午后，阳光很烈。我随沈迦去拜访高建国牧师。临别之际，高牧师指着他住的房子，不经意地告诉我们这是刘廷芳的一片孝心。
“啊，刘廷芳！”我和沈迦几乎同时惊诧道。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我们不禁细细打量起这座不起眼的老房子。站在院落里的天井仰望，四周高楼林立，就连不远处的华盖山也不过城市盆景一般。历经风雨洗刷的二层砖木小楼紧邻古老的花园巷教堂，楼前的花木虽然郁郁葱葱，但阳光显然不能肆意照射进来了，屋内有些昏暗潮湿。
小楼被包围在钢筋丛林之下，是那么孤独和无助。如同刘廷芳这个名字，淹没在厚厚的历史尘埃里。
花园巷教堂
还是从这座具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花园巷教堂开始，轻拂积着厚厚尘埃的历史一角吧。
一八六五年，虔诚的传教士戴德生在英国创立中华内地会，决心把基督福音传遍中华大地。他在英国筹集善款，组建宣教团。第二年五月，二十来位传教士坐着帆船，乘风破浪，随他一起来到中国。三个月后，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一八六七年，已在上海等地建立了传福音基地的戴德生闻知浙江永嘉是个人烟稠密的地方，便指派曹雅直到这个穷乡僻壤传教。曹雅直是一位跛脚的传教士，靠拐杖走路。戴德生担心地问他：“假如发生不测，要逃跑，你该怎么办？”不惑之年的曹雅直平静答道：“我没有想过要逃跑。”
曹雅直身穿中国服装，扎一条假长辫子，用皮帽盖住黄头发，背着一条装有铜钱的纱布袋，艰难地移动残腿，走街串巷分发福音传单。每当被顽皮的孩子或少见多怪的乡人围观难以脱身时，就从袋子里取出一把铜钱抛撒在身后。布道之初，备受冷遇，曹雅直只好以发礼物、铜钱施舍的方式邀请贫民来听道，后开办学堂、医院，才打开了局面。
曹雅直以“我以为瘸脚的必得掳物”的自信、勇气和执著拓荒布道，终于在来温后的第八年买下靠花园巷的七亩多地。两年后建成温州历史上第一座基督教教堂。
刘廷芳的祖母叶氏是内地会早期信徒之一。据李亚丁主编的《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记载：“刘廷芳的祖父经商，事业非常成功。可惜他年轻时就染上吸食鸦片之毒瘾，以致体衰多病，四十岁便去世了，空留下大笔遗产给其孤儿寡母。祖母叶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受过教育。中年丧夫守寡之后，饱受宗族亲戚的欺凌，心中愁苦委屈，无处申诉，只好常常到亡夫坟前倾吐。一日，祭扫亡灵途中，遇到一位基督徒樵夫，此人见她面带愁容，遂趋前安慰，把基督福音传给她，并送给她一本新旧约圣经。叶氏深为圣经内容所吸引，不久即接受耶稣基督为她的救主。”
多么像一部电影里的镜头。信徒得救，总有传奇。接下来的故事，即如我们所预料的：“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礼教森严大家族中的寡妇，叶氏已备受族人歧视与欺压，如今她竟信了‘洋教’，更为族人所不容，逼迫接踵而来。后以其不拜祖先为由，兴师问罪，将她逐出刘氏家门，财产尽归觊觎已久的族人所有。”
叶氏遭族人抛弃，内地会接纳了这对孤儿寡母。“不久，教会设立女校，因叶氏受过良好教育，被聘为女校校长。此后她一心扑在女校事业上，同时抚养教育自己的独生儿子刘世魁。”温州内地会于一八七七年创建育德女子书院。据《花园巷教堂简史》记载，被聘为女校校长的不是刘廷芳的祖母，而是他的母亲。辞书上所记显然有错，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亦沿用此误。
在刘廷芳的有关研究资料中，对于其祖父母和父亲的描述非常少，因此谬误难免。《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刊载，其父刘世魁，年少时被母亲送到山东烟台内地会所办的医院见习，不久又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毕业后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回国到台州开业行医。义和团兴起后，当地仇教排外气氛甚浓。一日，刘世魁护送母亲回乡途中，不幸被兵痞打伤，不久即因伤而逝，年仅三十六岁。
曹雅直早在一八六八年就开办了私塾，招收学徒，免费入学。刘世魁即是早期学员。后主持教会医院的英人稻某调往烟台，年仅十六岁的刘世魁同往。高建国所撰《基督教最初传入温州片断》一文补充了刘世魁一生的若干细节。但此文称刘廷芳父亲的名为星垣，而《花园巷教堂简史》中则录为世奎。世魁、世奎大概是音同被误记了吧。《民国人物小传》中载为世奎，号星垣，并说其医术与当时上海的眼科医生李清茂齐名。
刘廷芳的母亲，《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上称为李汝玉，《花园巷教堂简史》中“教堂历史人物”一节记为李玺，可能是一字一名。她出生于永嘉上塘寺前村，年轻时随夫迁入温州小南门荷花村，随后住市区九柏园头二十九号。因家境贫困，受聘花园巷教堂，为外籍教牧人员佣工。她勤劳能干，又十分好学，在育德女书院的培养下，逐步成为女校副校长。据高建国的文章说，当时李玺与曹雅直的夫人薛某来往甚密，因而后被聘担任管理女生一切事物并主任各科女红。
刘世魁李玺夫妇育有四子二女，除一子廷葆幼殇外，个个皆成一时隽秀。长子廷芳幼年在内地会所办崇真男校和循道公会所办的艺文中学学习，毕业后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求学，获乔治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曾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在宗教界享有盛名。其妻吴卓生，在美国魏斯莱大学读书时，与宋美龄同学，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活跃于当时的北京妇女界。一九二一年六月，美国哲学家杜威访华，吴卓生代表女高师在欢迎会上用英语致辞，刘廷芳翻译成中文。
次子廷藩、三子廷蔚，均先求学于崇真男校、艺文中学，后廷藩在金陵大学读大学、廷蔚在燕京大学读大学，并都留学美国，回国后分任清华大学、沪江大学教授。刘廷藩曾任语言学家赵元任秘书。刘廷蔚是著名的昆虫学家，长期供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娶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之女吴元俊为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家乡松毛虫猖獗，刘廷蔚曾回乡防治。
长女文端，次女文庄，在温州读的都是育德女校、艺文中学，后分别考取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
文端的丈夫陆志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东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部心理学系深造，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两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但晚年的陆志韦非常不幸。他背着“亲美反共反人民”的罪名，一次次检讨交代，低头认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作为政府派驻燕京的工作组负责人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张大中曾对近代史学者陈明远回忆刘廷芳一家是模范之家起在燕京大学划为国有之后的一些情况：“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严重的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要回中国了，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不得了了。后来工作队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他的女儿奉命登台“控诉我的父亲陆志韦”，指着他的脑袋训斥时，他“默默恭听，没有张口的份儿”。一次，燕京大学开批判会，他一急之下，便要撞墙，多亏旁边人拦住。
文庄嫁给了外交家徐淑希。这也是个不得了的人物，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担任过燕京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等职，后从政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加拿大大使等职。一九四六年八月，他发表了民国政府支持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声明。徐淑希写过厚厚一部《东北问题》专著，并编撰《南京安全区档案》，收录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日军暴行的抗议及相关文书、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记录的“南京暴行报告”，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盛宣怀与徐淑希情谊甚笃，让女儿盛毓真认徐淑希为义父。
刘氏兄妹与燕京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出人头地用“人中龙凤”来形容想来一点不为过，但这些都是后话、题外话了。关于刘氏兄弟的轶事，在下面还会讲到。还是先把镜头摇回到刘廷芳给他母亲建造的那座房子。
刘廷芳一九二〇年学成回国。老人们回忆，当年他穿着长袍，提着行李箱来拜见阔别已久的母亲，还在花园巷教堂做过讲演。刘母生于一八七二年，晚年被大女儿接到北平养老，一九三七年在北平逝世，孙科在葬礼上致悼词。因此可以推测，这座老房子建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九五〇年，内地会的外籍牧师相继离温返国，第二任温籍牧师王春亭也年逾古稀，于是大议事会在年会上做出决定，向华北神学院贾玉铭牧师请求派一位年富力强的神学院学生来。就这样，正当而立之年的河南开封信徒高建国携妻女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小城。而今高建国已九十高龄，身材魁梧的他，说话还带着开封口音，掷地有声。高建国一九五七年受按立为温州内地会第三任中国牧师，担任过温州基督教协会会长一职。他说：“住这老房子也有五十多个年头了。”本是三间楼房，后军分区租用教会房产，并在附近建宿舍，旧房被削去了一间。
花园巷教堂旧是荒芜之地，它的西边兴文里原有一半是河，架一座硐桥，教堂在桥的旁边，那时人们习惯称它硐桥头教堂。现在，这里是温州的闹市区。教堂周边的公园路、铁井栏、县前头，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唯有通往公园路的花园巷，曲曲弯弯，狭窄得只能推过木板车，幽静淡然，还有点老温州的韵味。穿过花园巷，在街的另一面，还有一条这样的老巷——九柏园头，刘家就是从那里搬到花园巷的。
花园巷教堂并不朝向花园巷，门牌号是县学前五十三号。刘廷芳旧居位于县学前四十九号，中间隔着挂着“军分区宿舍”牌子的县学前五十一号。
花园巷教堂曾一度被强行关闭，整整三十年。一九九〇年，其正堂重回信徒怀抱。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正堂修缮一新，据说只有堂内高悬的匾牌还是百年前之物。肃立堂前瞻仰，“尔道若灯，光烛我径”那八个金字还是光彩夺目。
最有代表性的华人基督徒之一
教堂的钟声响起，传出一阵阵悠扬的歌声。那圣洁的天籁之音，引人肃穆、沉思。
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
“缅想当年时方夜半，您来荣耀歌声，天使屈身俯向尘寰，怡然手拨金琴，地上平安人增友谊，天赐特殊奇恩，当晚世界沉寂之中，静听天时歌声。直到如今依旧天开，天使依旧欢奏天乐，声彻疲乏尘瀛，依旧欣然展开天翼，俯视愁苦群生，万邦噪杂群音之上，仍闻天使歌声。世界万千劳苦民众，负担重压身心，人群进化难若登山，步步辛苦万分，当知所望黄金时代，不久便要来临，崎岖道上请息片刻，静听天时歌声。因为岁月周行不息，世事积极前进，黄金时代一定来临，先知早已说明；到时新天新地生灵，共戴和平之君，普天之下齐声酬应，今日天时歌声。”
……
不知道教堂里的人们在深情吟唱《平安夜》《圣诞夜》时，是否还能记起把歌词翻译成中文得以传唱的人是谁？
不知道教堂里的人们在翻阅那本满载圣歌的《普天颂赞》时，是否还能想起把许许多多的美妙动听的歌曲汇集在一起方便学唱的人是谁？
我想有人一定还记得那是刘廷芳的手笔。
但作为司徒雷登眼中“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的刘廷芳，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只是翻译了一些圣歌而已。
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除了天生聪慧、努力勤奋之外，往往还有难得的机遇或贵人相助。司徒雷登就是刘廷芳生命里的“贵人”。
刘廷芳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对教会所办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管理制度，很为不满，特别是西方传教士蔑视中国文化的愚昧，颇为愤慨，屡次撰文在上海《通闻报》发表，引起司徒雷登的关注。有一次，司徒雷登在刘廷芳的文章里读到，教会须由教育专门知识之人办学，一般传教士因本身缺乏学识，虽热心有余，却造育些不中不西、知识畸形的教会青年……甚感刺激，便请《通闻报》主笔陈春生安排，在上海晤见刘廷芳。
司徒雷登非常欣赏刘廷芳的才华。刘廷芳大学毕业后，得到司徒雷登的推荐，取得奖学金赴美深造。当时司徒雷登尚在金陵神学院执教。为报司徒雷登的知遇之恩，刘廷芳答应回国后到金陵神学院服务。
所以，对于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的后来亲密合作，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成为“中国基督教思想的里程碑”，弟弟刘廷蔚曾说：“他们二位对此事功，有久蓄共同的意愿，此种遇合与默契亦有一段背景。”“源头久远，并非偶然的遇合。”
一九一九年，司徒雷登满怀革新的决心北上执掌燕京大学。他对燕京大学最大的梦想之一就是它将拥有一座宗教学院，“在其中越来越多的既熟谙本国崇高的历史遗产，又受到西洋最好神学教育的中国籍教员，将本着他们自身的宗教经验，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务求其合于二十世纪的知识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亦把一切由西方历史因袭而来的无用之物，悉数扫除。”
谁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司徒雷登想到了刘廷芳。这时候的刘廷芳不仅已在教育学、心理学方面学有所成，而且在成为纽约协和神学院第一个中国学生之后，又获得耶鲁大学神学院学士学位，并被聘为纽约协和神学院心理学和宗教教育助教，据说这一荣誉从未给过非协和神学院出身的学者。回国那年的二月早春，在曼哈顿公理会教堂，由大名鼎鼎的富司迪牧师主持，刘廷芳被册封为牧师。
刘廷芳从美国坐船回国，前脚到上海，后脚东南大学心理学系主任聘书便跟来了。此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学校的邀请也纷至沓来。而燕京大学为争取刘廷芳，条件也颇为优厚。许以与西方传教士相同的薪金住房待遇，破例校外兼职等。
刘廷芳不负众望，不到半年时间便被推举为神科科长。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踌躇满志的刘廷芳发表就职演说：“倘若一个宗教学院要在中国为整个教会作恒久的贡献，必得要自身成功为一个先知导师应募的场所，出发的地点。不仅国内的先知导师能来此间广播他们的天启，并且使世界各国的导师先知，也能闻风来此集会。”
刘廷芳认为，神学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便是间接服务于教会。司徒雷登也说过：“神学院是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主要任务是培养出大学毕业生，与其他院系有着同等的学历要求。”刘廷芳和司徒雷登达成一致，要把燕京大学神科从单纯的神学职业训练场所向学术研究机构转变。
刘廷芳只留下少数几名学院的老教员，新聘了陈垣、吴雷川、简又文、徐宝谦、洪业、赵紫宸等在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直至司徒雷登晚年撰写自传时，对此举仍赞赏有加：刘廷芳说服他在美国认识的人加入宗教学院，对那些愿意加入文学院的人也做了同样的说服工作。他同所有这些十分称职的中国人争论说：“尽管你们持怀疑态度，但它毕竟是一所真正的教会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样地参与一切事务，你们应当帮助这一新的试验成为成功的范例。”司徒雷登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写道：“刘廷芳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立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廷芳身材矮小，还有点驼背。但他走路飞快，身体内蕴涵着极大的能量。留学期间，刘廷芳就是个活跃分子，担任过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学生会会长、中国学生联合会东支部代表会主席，编辑过《留美学生》《中国学生月刊》。
司徒雷登称赞他“有着少见的中文表达能力，说话充满激情而雄辩有力，在宗教集会和各种各样有组织的活动中都表现出一个突出的人物”。
一九二二年五月，各地基督教人士在上海举行全国基督教大会，为新旧教义争论数日不休，最后刘廷芳一篇“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演讲让与会者折服。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会友在思路与观点上难得一致，但在‘彼此相爱’的基督教宗里不分彼此。”
这也正是当年宗教思想澎湃及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所负使命的写照。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这对于宗教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有些人是反对宗教的，所谓“非宗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但刘廷芳看到，新文化运动包含一种宗教性的与精神性的需求。因此，他强调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支持中国教会的“本色化”发展，努力使中国教会走向政治舞台，扩大社会影响力。
一九二五年三月，刘廷芳促使孙中山丧礼以基督教仪式举行，并担任主持，“情辞并茂”。他在丧礼上所宣读的悼文《请看罢，这里来了个白天做梦人》后被收录在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演讲录》。
那一年，刘廷芳当上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首任华人会长。随后的几年里，他先到美国耶鲁大学、哈德福神学院讲学，后出席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宗教会议，又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参加在德国召开的教会促进国际团契世界联合会会议。在英国伦敦市修道院讲经传道后，著名的《笨拙》杂志发表了一首《刘博士》的诗以示好感和欢迎。接着，他又回到美国，先任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后在缅因州班哥尔神学院和芝加哥神学院讲学。
刘廷芳以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国际同道面前。
一九二八年夏，刘廷芳回国。那时候，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已为赵紫宸领导，刘廷芳虽还任课，但工作重心渐渐转向社会事务，担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大学委员会主席等职。
一九三六年，应孙科之请，刘廷芳出任立法委员，离开了燕京大学，转入政界。此后，他还曾出席在牛津和爱丁堡举行的基督教教会大会世界委员会会议、在印度举行的国际传道会议。抗战爆发后，长居上海。
刘廷芳经常习惯性地擦鼻子、咳嗽，这其实与他长期患鼻窦炎、肺管炎、疝气、痔疡等病有关。有一个叫赵宗复的学生记得他在上课时的一幕：刘廷芳教授叫他旁边坐的学生把窗户关好之后，拿出他的小蓝瓶。嗓子嗽了几嗽，很响亮地吐进一口痰。女同学拿着小手帕盖着鼻子，表示T。B（肺结核病）可进不来了。
一九四二年，刘廷芳赴美治疗顽症。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刘廷芳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家长老会医院，享年五十七岁。其出生年月一说一八九〇年一月，一说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有待进一步考证。
刘廷芳的遗物，包括信件、手稿、论文、书籍、笔记、照片等，装在十个小箱和一个特大号箱子里，收藏在他的母校纽约协和神学院伯克图书馆。二〇〇八年九月，一位叫高希的管理员对此进行了整理，并撰写了一份整理报告。这份报告透露，刘廷芳是世界最大的神秘组织共济会的第三十二级成员。
刘廷芳生前撰写、编译了大量的神学文章、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晶》等刊物上。尤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杨荫浏合作主编的《普天颂赞》，收入圣歌五百多首，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诗歌为刘廷芳所译所校，自一九三六年来，一版再版，影响巨大。
翻读这些诗文，上到阐释宏大的教义，下至一场仪式的细微程序，深感作者精力充沛，对基督教事业可谓尽心尽责，事无巨细。
啊，上帝。冥冥之中，您给了谁旨意，让他有朝一日把这些散落的诗文汇编成《刘廷芳神学诗文集》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廷芳多才多艺，有人称他能八种语言，未有可靠证据，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他学贯中西，大概不会言过其实。
刘廷芳是心理学科班出身，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办人之一。他的博士论文《学汉语之心理学》等，至今仍为研究者关注。
刘廷芳还是诗人。但他的诗歌在当时并不十分突出，今天看来亦非优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关注刘廷芳文学创作的学者瞿光辉指出，他的诗“虽然题材比较狭窄，不外于儿时的回忆，大自然的美丽和对神的皈依，但诗风清新，意境优美，在新诗草创时期，是颇具个性的”。
刘廷芳的诗歌数量算不上多，这大概与他事务繁忙有关。一九四一年，他给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作序时，略有悔意：“我虽然嗜好宗教的文学，但二十年来，我的时光多耗费在大学行政方面，余力亦消磨于粉板及讲台之间，自己学问本分上应该努力的心理实验室中的工作，都顾不到，遑论文学。”
刘廷芳的诗偶见于《语丝》《文学》《文艺月刊》等报刊。后将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十多首新诗汇编成《山雨》，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山雨》其实是刘廷芳自费出版的，所以印数并不多，很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瞿光辉为了研究刘廷芳的诗歌，几经寻觅，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本《山雨》，便想复印一本珍藏，但遭婉言谢绝，后来瞿光辉的一个在图书馆界的朋友在退休之前托了关系才复印到一本，使他如愿以偿。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山雨》为刘廷芳签赠本，上题：鱼门同学索此旧作，从破书堆中检出赠之，相约他日鱼门专集出版时即以此为引玉之砖。廷芳，北平，一九三五，十，卅，午后。几行秀丽的毛笔小字，还加盖了一方“风满楼”印章。不知幸运的鱼门同学是谁，我猜想是个笔名。鱼门是《圣经》里一个地名，在耶路撒冷北面，接近鱼市场的城门。
北京有位网名叫“高卧东山”的书友藏书颇丰，写过一篇《高卧东山收藏新文学装帧二十美》，把手头的新文学书以装帧设计排名，其中《山雨》被列为第十二美。“怎样才算好的封面设计？我认为仅有一幅好的绘画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设计者还要懂得封面设计的语言。点线面的结合，虚实的结合，色彩的对比，图文的搭配，字体的设计，甚至材料的运用，每一样都要精心处理。《山雨》可以说是下了工夫的，图案设计简洁明快，耐人寻味。雨丝和飘飞的纸片儿烫银印刷，发着荧光，很特别。字体也设计得别致可爱。整体看上去，使人如饮山泉，清冽舒爽。”此书是高卧东山藏书过程中收到的第一册作者签名本，所以对他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受赠者是与作者关系密切的赵紫宸，十分珍贵。
此书我找寻了很久，网上有家书店虽有出售，系作者签赠沙鸥的馆藏书，但标价一万二千元，实在舍不得下手。终于，今年夏天我从网上拍得一册，欣喜若狂。这册从香港一藏家手中流出，封面还缺了一角的毛边本《山雨》乃私立贝满中学旧物。贝满中学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以传教士贝满夫人命名，是著名女子中学，也是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冰心、“九叶诗人”郑敏等名流曾先后在此校就读。而刘廷芳一度是公理会教徒。
得此旧书，又有如此渊源，细想还真是一段难得的书缘。
《山雨》之后，刘廷芳还与王统照、臧克家等人合编诗集《她的生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生活书店出版，内收有他的诗《秋林》《去后》《五周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诗集》只收录刘廷芳诗一首，就是其中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的《秋林》：“我在秋林中散步，/看满林黄叶如金。/我细思：/这是何等可羡慕，/人生暮年的晚景。/照透一岁的黄昏，/烈火已焚烧了秋林，/烧的是：/青春记忆之杯所斟，/青春早忘的乐境。/老年人静坐如秋林，/游永远不完之梦境。/他们的：/岁月如小溪流水一般，/有无限奥秘的平安。/金色辉煌的美丽，/是老迈衰落的秋林，/我心说：/要孤单便如中天的明月，/要老迈便如万里的恒星。”《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的编者评论这样的诗：“如暮水柔情，宁静而致远，诗风清淡柔和，轻诉中蕴藏了更深刻的无奈与沉痛。”——实属客气的评论。在我看来，刘廷芳感情丰满的散文比他的诗歌要有价值得多，比如为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作的序言、为怀念诗人徐志摩的文章《追悼志摩》、被选入《现代散文鉴赏》的《艺术家》等至今可读。
然而刘廷芳对引进外国格律诗及其实践对中国新诗发展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主张翻译诗歌一要辞义接近原文，二要文字自然而美丽，三要浅显简单、老妪能解，四要句逗合乎音乐的顿挫，五要实字虚字合于音乐的强弱，六要协韵，七要平仄和谐。
刘廷芳的诗歌翻译成就还在于第一次把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介绍给中国读者。北新书局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版了他翻译的纪伯伦散文诗《疯人》，后又译出《前驱者》，自费印刷一百本。其开本阔大，“但印刷装帧并不甚佳”，藏书家唐弢购得第四十四号。他在《纪伯伦散文诗》中说：“刘廷芳并曾译过纪伯伦的《人之子》，散见于《真理与生命》月刊，似未完稿。《前驱者》收短文二十五篇，前附译者《卷头言》一篇，印出既少，颇为难得。”所提散见于《真理与生命》的《人之子》为刘廷芳与其女刘俪恩合译。
刘氏兄弟皆能作新诗。
瞿光辉曾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号上读到刘廷藩的诗，一首《盘门路上》，一首《回忆的惆怅》。
《回忆的惆怅》中有：“趁着夕阳，/大家都跣着足，/跑到海边，/拾几多蚌壳，/美丽！当心那伤足的小沙石，/我的已经满篮，/分一半给你。”
瞿光辉还发现《盘门路上》后被作者的大姐夫陆志韦稍加改动，并续写第三节成《流水的旁边》，收录在其诗集《渡河》内。陆志韦也是奇人，多才多艺，是我国最早尝试现代格律诗的诗人。有趣的是，陆志韦还是个集邮家，所藏不乏珍品，如大龙邮票就有七十多枚。他还发表过《帆船新版半分直缝漏齿票之发现》《三分暂作一分票之小变体》等邮学文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邮中断，其藏品全部售于姜治方。据说姜又将其中的大龙邮票全部转让给了夏衍。
较之两位哥哥，刘廷蔚诗歌创作生命力最强。他的《早祷》：“我把这一刻的时光，奉献给你罢！/这是早春二月的黎明，/天还才在破晓，/繁枝上滴沥的雨珠，/和满山错杂的泉响，/还奏着雨夜的音乐。/这松针铺地的密荫之下，/这松林的绿色空气里，/只有我独自悄悄地立着。/我的心灵是鲁钝的，/我的生是死的酝酿，/我所有的，全是悲哀的调子。/我把这一刻的时光，奉献给你罢，上帝！/你教我唱歌。/你教我歌唱，像滴雨的松枝。/教我歌唱，像奔流的泉水，/使我把这一刻美好的时光，/歌唱出来，奉献给你。”此诗素被认为堪与梁宗岱《晚祷》、冰心的《晚祷》“前后辉映，互相媲美”。
沈从文很少评论诗歌，却破天荒赞赏过刘廷蔚的诗集《山花》——“使我欣悦，觉得为近年来一本极美的诗。”“近年来，在诗里或在其他文章里，说最尖薄的话，或最粗野的话，便有深刻豪放的称谓。最聪明和最温柔的话，已像不很时髦了的。我想介绍这本小诗给读者，你们读这诗不能够便成为英雄，因为这本诗毫不粗犷，你们读这诗不能够便会讽刺幽默，因为这本诗不是杂感集。世界上应当还有能静味自然的美，体会人生的爱的年轻人，这诗是他最宜读的一本书。”
刘廷蔚出版过两本新诗集：《山花》，北新书局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列风满楼丛书第二种；《我的杯》，女青年全国协会一九三二年一月发行，列风满楼丛书第五种。
风满楼丛书共六种，《疯人》为第一种，《山雨》为第三种，侯斯门著、刘廷芳重写的圣诞独幕剧《木匠家》为第四种，《前驱者》为第六种。取此丛书名，当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意。
刘廷蔚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晚年作了不少旧体诗。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罗学濂在一篇《昆虫博士刘廷蔚》的回忆文章里摘录了多句遣怀感旧之作：“云雨任凭翻覆手，艰危终仗圣贤心。”“岁月暗征愁里鬓，是非犹挺老来胸。”……
陶行知有一封文字很美的书信写给刘廷蔚，至今仍被视为散文学习者的一篇范文：“诗山里的诗人！庐山一山都是诗：树是诗树，草是诗草，花是诗花，水是诗水，风是诗风，月是诗月，云是诗云，雪是诗雪，鸟是诗鸟，兽是诗兽，晴是诗晴，雨是诗雨，……山上有诗，山下有诗，山前有诗，山后有诗，满山都是诗，还有那看诗，听诗，读诗，嗅诗，写诗，一身都是诗的诗人。诗人！你可晓得诗神要留你在诗山做甚？他一回两回的招你上去做甚？他要你斫诗树，采诗草，葬诗花，饮诗水，捕诗风，赏诗月，逐诗云，弄诗雪，听诗鸟唱歌，看诗兽跳舞，天晴山门游诗山，下雨回家写山诗，……他要我送你诗斧，诗篮，诗笔，……好叫你待山如诗，写诗如山。诗人的诗山啊！千万不要忘了诗山外的诗人望眼欲穿的要看看诗山里诗人的诗山诗！”
诗人徐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路经贵阳，登门造访刘廷蔚，请他一起去找妻舅陈铭德之墓。陈是刘廷蔚的手下，在植物研究所工作，英年早逝。刘廷蔚给他安排了后事，并立了一个墓碑。刘廷蔚派了一辆车，陪徐迟到乱坟堆中寻找陈铭德的墓，还在坟前合影留念。后来徐迟把这事记在回忆录《江南小镇》中。学者王元化读到后，给徐迟写了一封信：“近来我很少读到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和叙述的口吻，乃至文笔、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有一段谈到令舅去植物所工作，有一位刘廷蔚，他是我六姨夫的弟弟。六姨夫叫刘廷藩，他们当时有个较著名的哥哥刘廷芳（国外不少人知道他），与战时燕大校长陆志韦是亲戚。”王元化感叹：“你看天地就这样大，在你的经历中，除认识文艺界那些人外，竟也有我认识的人。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记得那样清清楚楚……”
前些时候，我去图书馆查看曾与张大千齐名的“五绝老人”郑曼青的《玉井草堂诗续集》，竟然读到了两首写刘廷蔚的诗。《桑港送廷蔚》：“芟凡市上遇殊奇，啜粥深晓话更痴。丱角拍浮交最契，人间天壤孑遗时。”《与廷蔚一夕谈》：“总角论交六十年，咨嗟往事信如烟。君其送老显微镜，我乐簟瓢在砚田。”原来这两位还是发小。
你看天地真的就只这样大。
永不信浮生如梦
凭借燕京大学这个平台，无论在宗教界、教育界，还是文坛，刘廷芳都如鱼得水。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胡适到燕京大学演讲《诗经的研究》后，到刘廷芳家吃饭。初识刘廷芳，胡适对他印象很好：“刘君治宗教学，家藏宗教史的书甚多。”后来还向刘廷芳请教过“教会中职司名称的译法”。
司徒雷登与刘廷芳到燕京大学之初，改良国文部，就想邀请胡适加盟。但胡适没有同意，而是推荐了周作人。周作人答应了。但因为不久周作人病了，此事就搁置了一年。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司徒雷登、刘廷芳、周作人约在胡家商谈。胡适说他们谈得很满意。
胡适日记中还记有一位湖南刘廷芳的事迹：“此君少年有才气，但见识太小，气度不好。”同名同姓，若不细究，容易混淆。
刘廷芳穿梭于各种聚会，我在章衣萍的散文集《随笔三种及其他》里发现了他的身影：“在家凤佩兰的宴会上，刘廷芳博士见余至，即援笔书云：呜呼！君不见衣萍《桃色的衣裳》，产出多少歇士德利亚！”“‘中国的女学生跳而不舞；梅兰芳舞而不跳。’几年前，刘廷芳博士对我这样说。”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晚，朱自清连赶两场宴会。一场就是刘廷芳所招。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晚，郑振铎与刘廷芳为《文学》杂志约稿事，在东兴楼一起宴请诸多文友，朱自清、陈受颐、许地山、魏建功、严既澄、顾颉刚、郭绍虞、俞平伯、杨丙辰等均出席。席间谈笑风生，谈文事，谈风月。“地山谓‘亲嘴’一词，自印度来，佛经有‘’字即此，又曰‘接吻’。又言‘勉铃’银制，中有胆，凡二枚，用时在势两旁，当输卵管及另一管也。杨丙辰论房中术，玄不可言。座中并有赵斐云，携一钞本鼓词来，殆出于木皮鼓词而托诸由水月（徐文长）者。”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
说起刘廷芳在文坛轶事，最惹人注目的还是和冰心的交游。
冰心自一九一九年登上文坛，以“问题小说”和“冰心体”小诗，很快就崭露头角。刘廷芳在其主编的《生命》月刊上积极编发冰心的“圣诗”。当时，冰心是燕京大学的在校生，还写过《燕京大学女校》的文章发表在《生命》月刊上。可见刘廷芳对她的器重。
一九二一年八月，在庐山休假的刘廷芳写了一首《寄冰心》的小诗，公开发表在九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长江万叠的轻波，/被好事的太阳，/无端相迫；/化作白云，/飞入乱峰幽壑。/多劳的明月，/负着新愁万解斛，/悄然几度穿林；/静照寒泉空谷。/还有那竞妍的万绿，/风前跳舞，/恣情地行乐。/我入山不过一周，/他们天天——叮咛——相促：/千万寄语她，/不可不一来；/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来预言我们前途簇新的生活；/来慰我们现在百结的寂寥，/来写我们万缕千丝一一/欲诉不能的衷曲。”
冰心读到诗后，当日就做出了反应，写了一篇《蓄道德能文章》：“人格和文字的关系，不必我赘言了，因为文字本来是表现作者个人的人格的，因为蓄道德的作者，他的文章也是蓄道德的。反之，便是……作者不蓄道德，他虽然能文章，他的文章也只是济恶的、助虐的。他愈能文章，他文章的济恶助虐的程度也愈高。所以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养；等人格修养得高尚了，再去做文章，或者就不至于妨害他人，贬损自己。”这篇杂感两天后同样刊登在《晨报》副刊上。
想不到这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他九月十一日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コホリコ·コ之蓄道德云云，即指庐山叙旧而发，闻晨报社又收到该大学全体署名一信，言敝同人中虽有别名‘ピソシソ’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ソシソ云云，大约不为之登出矣。夫被赠无罪，而如此龂龂，殊可笑，与女子因被人调戏而上吊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也。”信中日文均系冰心的意思。
这段公案近年来被陈漱渝、方锡德等人挖掘出来才为人知。
瞿光辉在研究刘廷芳时，并不知晓个中纠缠，只是读到刘廷芳的《追悼志摩》文章里谈到他在冰心与吴文藻家里碰见徐志摩，便写信给冰心询问刘廷芳的事。冰心回信说：“我在燕大读书时，刘廷芳先生也在燕大教书，我和他没有接触，无可奉告。”
冰心和刘廷芳同为文学研究会会员。《寄冰心》发表后，满城风雨，燕京大学的学生们还联合致信报社为刘廷芳辩解。而且我在一九三五年的《紫晶》杂志上还检索到刘廷芳、冰心、鲍贵恩曾合撰《从耶路撒冷到中华》一文。冰心说没有和刘廷芳接触过，与事实不符。想必她有难言之隐。
当我把这段往事告知瞿光辉时，他表示：“这是可理解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以及和司徒雷登有非同寻常关系的刘廷芳都曾是敏感话题。”
而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却不这么看待。他极尽“索隐派”之能事，认为刘廷芳在《生命》月刊上刊登冰心的诗文就已开始精心策划，后从“爱才”演变为“爱人”。他说，《寄冰心》一诗“态度轻薄”，“不仅语词极不庄重，而且带着明显的玩弄和胁迫的态度。”刘廷芳后来把《寄冰心》删去“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来预言我们前途簇新的生活；/来慰我们现在百结的寂寥”这三行，改名《山中半封短信》收在《山雨》中，是明知故犯，别有用心。他还认为《山雨》扉页上的《献》：“空谷之言/横海的燕子/白衣天使/花园的小孩”亦是有所指，是一贯的“诡计多端”。因为“横海的燕子”是冰心独创的抒情形象。刘廷芳歌颂“横海的燕子”的《呢喃》一诗，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而这一天，正是冰心与吴文藻的大婚之日。未知刘廷芳是否受邀在场，但他的“内心肯定遭遇了强烈的冲击”。
刘廷芳富有激情，浪漫，这一切无疑都因为他的诗人气质。
刘廷芳懂得谦让。当年，他被一致推举为燕京大学神科科长时，他坚持只任代理科长，达一年。
刘廷芳还很书生气，甚至不谙世事。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到陈垣家吃饭。饭后，与吴宓同出，拼命打听吴宓家在何处之类的私人问题。可那时候吴宓已离婚，而刘廷芳不知底细。“宓殊难为情。”还有一次，刘廷芳与赵紫宸、简又文等一起共游杭州，投宿于西湖畔一旅馆。三人促膝谈文论道到半夜，想起消夜小饮，便问店里伙计，有无“青蟹”。伙计朗声答应，微笑着说：“此地青蟹真是漂亮得很。一个人要一个吗？”刘廷芳与赵紫宸同声应道：“不错，快来！”还是简又文老练，多了一句：“多少钱一只？”伙计回头说：“十块洋钿一宵，便宜得很啊！”原来这里的青蟹别指暗娼。多亏了简又文，才免去一场尴尬。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时人对刘廷芳长袖善舞的非议，连他的好朋友赵紫宸也写信给司徒雷登抱怨：“刘廷芳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他太想出风头，决定太草率而不顾外界困难，主意太多而不切实际。”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学校里风传刘廷芳是司徒雷登的继任者。但终究因为和洪业、赵紫宸等人无法和谐相处，而远离了这个舞台。
刘廷芳和洪业是多年挚友。洪业在俄亥俄州卫斯良大学毕业后，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协和神学院读书，就是听从了刘廷芳的建议。他们与陈鹤琴等人，曾共组“十字架和宝剑”兄弟会。刘廷芳成为司徒雷登的助手后，极力推荐洪业。
洪业到来的第三个星期，刘廷芳赠诗洪业：“我向来不信，/奋斗建设的生涯，/有半寸是梦。/……今日你来了，/带来一矿火热的同情，/三千捆簇新的希望，/这一双寂守望穿的眼珠，/怎不被愉快的泪潮所漫红……我向来不信，/奋斗建设的生涯是梦。/但快乐到底和愁苦不同。”
不出一年，洪业就担任了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和文理科科长。
尽管洪业知道，他日渐权高位重无疑有刘廷芳这个幕后推手，尽管洪业知道，他和刘廷芳对燕京大学的建设有很多默契，但却无法毫无保留地忠诚于这位朋友。出于学校政策的分歧，从小摩擦到失和，最终导致一九二六年刘廷芳出走燕大赴美休假与演讲。
晚年的洪业对他的传记作者陈毓贤说，他们争执的事是有一致性的。“第一次公开争辩的原因是刘廷芳提议他们的‘十字架和宝剑’与成立不久的‘大卫和约拿单’兄弟会结合，洪业怕结合后的兄弟会成为会员升官晋爵的门径而反对他；在燕京，刘廷芳在教员会议提议燕大颁发荣誉学位，洪业极其反对，秘密投票结果，洪业胜利。刘廷芳气得跺脚走出去，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死后，刘廷芳东奔西走游说让他以基督教礼仪下葬，洪业觉得孙中山年轻时虽是基督徒，但后来发妻还在就另娶表示他已不遵守教义了，何必多此一举？刘廷芳善于塑造形象，多方设计把中国基督教会拴在政治势力的快马上，是洪业不敢也不屑为的。”
洪业和刘廷芳有完全不同的办事风格。刘廷芳激情四射，有他一套“漫无边际包罗万象的新中国梦想。”而洪业喜欢“看一步走一步，就事论事”。对此，刘廷芳也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写了一封意在调和的信给洪业：“你善于具体事务，而我则着宏大计划。”
他们的失和，还有夫人的原因。洪业的夫人对刘廷芳处处看不上眼，觉得他老找机会抬高自己，并私下给刘廷芳取了个“耗子”的绰号。有一次，刘廷芳去洪家，他们的四岁的女儿大叫：“妈妈，耗子来了。”洪业说：“我们羞愧得无地自容。”
洪业和刘廷芳的最后一场争斗，是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理念上的不同，以刘廷芳退出告终。
尽管赵紫宸对刘廷芳转向政界也有不满，但仍惺惺相惜，与他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刘廷芳和赵紫宸相识于一九二一年，一见如故。刘廷芳说：“我们两人订交，改良圣歌的志愿，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一九二三年四月，赵紫宸受邀到燕京大学作讲座，刘廷芳的才识，给他印象深刻。此时，赵紫宸在东吴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刘廷芳千方百计使其改投燕京大学效力，足足花了四年时间才成功。刘廷芳欣慰地说，请到赵紫宸加盟，“继续我开始而未成功的工作”，是“我平生最得意的一事”。
赵紫宸后来成为宗教学院院长，在位逾二十年。对燕京大学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徐以骅曾评价司徒雷登是燕京神学教育政策的奠基和决策者，刘廷芳作为第一任华人院长是宗教学院的设计和组织者，而赵紫宸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标志和灵魂。
某种程度上说，赵紫宸是刘廷芳摆平洪业的一枚棋子。
对于洪刘不和，赵紫宸曾从中劝解。他写信给刘廷芳：“兄多才多艺，然与弟均为同样之人，故兄择弟为友。但兄所事过多，以至于功亏一篑。此事不提也罢。弟意谓兄所需者避让。兄欲得名，避之如毒药；兄欲谋功名利禄，需避之如寻死！兄欲得之必不得。”
刘廷芳的一生，最了解的人是洪业和赵紫宸这两位至交。虽然赵紫宸晚年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批评刘廷芳在燕大“野心勃勃、大事铺张”，其用人政策是“名师主义”。但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的一往情深。
一九四七年春，赵紫宸访美。但那时候刘廷芳已病入膏肓住院疗养，终未见上最后一面。
刘廷芳逝世，赵紫宸闻讯即赋诗：“海外华佗不奈何，刀圭无术起沉疴。吟呻真与同胞共，患难常因祖国多。笔底文章争犀利，梦中志业郁嗟峨。才华未见江郎尽，底事惊传薤露歌。自得聪敏自有知，情深才大趁当时。言惊四座从容说，乐与群英慷慨施。纯孝而今犹达礼，博文自古足为师。盖棺事已凭人论，总荷皇天一片慈。正喜老成硕果良，天风吹尔落遐荒。可怜圣教才难得，不谓流年事有常。广厦颓倾悲风础，斗牛寂静失龙光，满林樗栎知何用，资待弥殷日月长。二十六年契谊深，几行清翰见真心。中宵杯酒摇红烛，几纸文光照素襟。颂赞普天宏教旨，发挥真理坐书林。诗文争霸人难再，远哭风流痛一吟。”
经过漫长的抗日战争之后，身心疲惫的洪业也来到了美国，讲学，旅游。有一次到纽约，突然间记起他的老朋友刘廷芳住在此间多年，而从未去看望过他，便上门探访。
一九七九年，四十年多年过去了，洪业回忆起那一次碰面，依然令人心里同他一样“一阵颤动”——
“刘廷芳脸色很苍白，咳嗽得很厉害，我看了很难过。他就唤他一向很疼爱的女儿过来叫洪伯伯。而刘太太嘛，就忙着弄各种的药给他吃。不久刘廷芳便去世了，但我第二年才知道。刘廷芳和我曾有一度那么来往密切，有那么可爱的友谊，他比我大一些，所以我把他当哥哥一般敬爱他；但我们未能维护这珍贵的友谊，刘廷芳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每次想到他，心里总还是一阵颤动。”
刘廷芳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一定时常祈祷内心平静如水。但事实上他在现实与心灵之间、出世和入世之间难于抉择。
《山雨》中有这样一句诗：“奋斗的生涯，永不信浮生如梦。”可以想象刘廷芳追求理想之切、之坚定。但一片繁华背后，不甘寂寞的刘廷芳是寂寞的。
沧海桑田，到底还是有朋友想起了他，如果他地下有知，应该感到满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