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成长
当郭景兴扛起行李卷离开同丰香店时，又多了一份自信。他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短暂的打工生涯，让他懂得了许多，也学到了很多。他突然发现，今后自己的人生之路还很长，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去做。他沿着弯弯曲曲蓟运河向前走着，看到河水无论河道多么曲折，依旧一往直前地流淌着。他恍然想起，就这一年的春天，日寇为了在蓟运河一带加强统治，强令在岳龙、板桥和苗庄一带从北向南挖了一条河，叫“裕民河”。据说挖这条河的目的就是为了挡住东边的八路军。日本人管河东那边叫“匪区”，管河西边叫“绥靖区”。郭景兴想起来就好笑，这说明小日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就眼前这么一条小小的河沟，怎么就能挡得住老百姓赶走日本鬼子的抗日洪流呢？
写到这儿，我想起在江石沽村的蓟运河大堤上，郭景兴对我说的一句话：“蓟运河潮起潮落，见证了一个民族屈辱的历史，也见证了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每当我走近了它的身边，就想到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有责任向我们的下一代讲述这段历史，以告诫后人。”
郭景兴回到了家乡江石沽村。在村头玩耍的二弟郭景隆老远看到了哥哥的身影，便“哥哥”、“哥哥”地喊着跑了过去。郭景兴扔下行李卷，一下就把弟弟抱了起来，轮了一个圈，又连声问：“听说你也要念小学了，读书好啊，哥哥替你高兴。对了，爸妈他们都好吧？”
“挺好的。这一带成了八路军的地盘，小日本都不敢进村来了。”景隆说，“爸妈也可以安心种地了，就是整天的念叨你，生怕你在外边摊上了什么事儿。”
哥俩一进家门，三弟景茂，小妹秀媛就扑了上来，那个亲热劲儿让站在一旁的父亲郭文华，母亲郭朱氏都好像成了局外人了。郭景兴掏出了在丰台镇上买回的一点糖果，不好意思地说：“我出去这么长时间，也没给家挣到钱。”
“嗨，说什么呢，能回来就好，”父亲看了看有小半年没见到的儿子，高兴地说：“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活着太不容易了，我和你妈天天都为你担心着呢。”
“兴儿，”母亲用毛巾擦了擦景兴额头上的浸浸汗珠，又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儿子，发现他瘦了，也长高了，眼里露出喜悦的泪花，喃喃地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妈，我先在家呆上一段时间，等小日本完蛋了，我还要出去闯一闯的。”郭景兴笑了笑说，“我都是男子汉了，怎么能呆在家里呢，我还是想出去做点事儿。”
“大哥，你要走了，把我也带了去吧。”二弟景隆拉着他的衣角说，“我也想到外边看看的。”
“我也要去。”三弟景茂和小妹秀媛也跟着起哄。
“不行，你们呀，还太小。”郭景兴连连摇头，说，“还是在家儿帮着爸妈做点活，平时多识点字，争取读书，等我在外边立住脚了，再回来接你们。”
“好啊。”小哥几个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那天晚上，他们缠着哥哥讲外边的见闻，郭景兴就讲起了他当学徒时读书写字的趣事儿，说：“就这样，我一不小心就当起了管账先生了。你们要想法子上学的，要记住爸爸说的话，‘要想不受穷，要想不受苦，还是要有文化的’。等我到外边赚了钱，就供你们上学。”
郭景兴回到江石沽的第二天就给郑伯平老师写了封信，汇报了他的近况。他说，“谢谢您寄来了教材和报刊。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道理，日后，我也要走您所走的路。”
这会儿的郭景兴已经隐陷约约地猜到了郑伯平老师的身份。“郑老师一定是共产党。”他心里想，“做人就要做他那样的人。”
信发出去了，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郭景兴急了，担心郑老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了？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天皇发布“停战昭书”：“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小日本投降了！”江石沽村在“八·一五”那天晚上沸腾了，村民们奔走相告，像一一片欢腾的海洋。郭景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弟弟妹妹们跑到了村边的蓟运河畔，跳进了河里游泳，从东岸游到了西岸，又从西岸游到了东岸。八年来，他和家人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蓟运河虽说是母亲河，但这几年往来驶过的却是日本军队的小火轮。那年月是没人敢跑到河里游泳的，就是走在河边，说不定哪会儿就飞出来日本兵的子弹。郭景兴湿漉漉地站在了河对岸，猛然想起了八年前曾发生过的惊心一幕：蓟运河面上漂浮过来一串串用绳索捆绑的尸体，中间还夹杂着用麻袋装着的死尸。这些尸体都连成了几排，在水面上起起浮浮，黑乎乎一片，有的还缠绕在了芦苇荡里，有的还冲刷到了岸边。那一天蓟运河的水都是红的……
这沉痛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郭景兴的心，他的眼里充满着泪水。八年了，这凄惨的场景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他的心。他无数次默默哭泣着积贫积弱的祖国，想着有一天中国人能够挺起腰杆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这一天，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那一去不复返的蓟运河可以作证，那远在一百六公里之外的卢沟桥可以作证。此时的郭景兴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他想到了远在北平的郑伯平老师，临别时，郑老师曾充满信心地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那一天不会很久。”
“小日本投降了，我也长大了，该做点什么了。”郭景兴的脑海里倏地萌生了一个念头，他想看看外边的世界，“到北平去，找郑老师去。”
22 一心到北平去找郑老师去
父母听了郭景兴的想法，沉默了良久。“你都想好了？”父亲好一会儿才问。
“想好了。”郭景兴说，“郑老师说过的，说我呆不下去了，就到北平去找他。”
“可你不是呆得好好的吗？”父亲不解地问，“还是等世道稳当稳当后再说吧。”
“爸，我眼下就呆不下去了呀，我都十七岁了，怎么可以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呆下去呢，我要向郑老师那样，有梦想，有理想，去干事，去做事。”
“他爸，就让兴儿他去吧。别看他还小，心劲儿高着呢，我们想留也留不住的，就让他再到外闯闯吧，你当年不也是闯过关东吗？”母亲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不过，在外头要是看着势头不好，就赶快回来，我和你爸随时会等着你。”
就这样，郭景兴在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就只身去了北平。他去北平还有一个原因没有告诉家里，那就是郑伯平老师许久没有音信了，他真担心老师那边出了什么事儿。
这是郭景兴第一次出远门。北平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早在3000年前周朝时，燕诸侯国就定都北京，称之为蓟。后来，辽、金、元、明、清均定其为国都，因此，北京以千年古都闻名于世。在郭景兴出生的1928年，民国政府将北京改称为北平。日伪政府于1937年10月12日又将北平改为北京，但实际上并未得到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承认，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后，重又改为北平。
十七岁的郭景兴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背着一个小行李卷从家乡宁河来到了北平。他下了火车，手里攥着老师留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前门大栅栏一带。北平在他眼里好大呀，他费了好大周折才摸到了那个地址，那家住户的人告诉他，这里是郑伯平的伯母家，郑老师已经换了新的住址，住所在北平西南边的丰台，并告诉了他详细的住址。郭景兴一听才放心了，由于住址变了，郑老师一定是没有看到他写的信。
“丰台不就在卢沟桥一带吗？”他想起郑老师之前提到过那个地方，心里不由一热，马上就往丰台那边赶，心想到时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卢沟桥，看看中国人是如何在那里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
郑老师显然没有想到自己的得意门生会不远几百里，从宁河跑过来找他。他用双手扳着郭景兴的肩膀，左右看了看，高兴地说：“长高了，也长结实了。”
郭景兴告诉郑老师，就在来丰台路上，他还好奇地绕了个弯，拜谒了郑老师曾就读的那所辅仁大学。他眼里看到的新校舍为两层砖混结构，正门为三层，有四面围楼和中间楼房围成两个天井。外墙磨砖对缝砌造，墙身厚重，收分明显。正门为汉白玉大拱门，三个歇山式屋顶，屋脊正中竖十字架，四角加歇山式角楼。立面上混杂使用中国古建筑手法，有绿琉璃屋顶、汉白玉须弥座，杂有南方封火墙、封檐板和小泥仿木斗拱，格局挺完整的。
“景兴，你是不是还有上大学的‘野心’呀？”郑老师笑了。
“我连初中都没念，哪儿还敢往那上想呀。”郭景兴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羡慕您念了那么好的大学。”
“等将来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穷人的孩子是会有那一天的。”郑伯平说，“你这一代虽然没赶上，说不准到了下一代，人民当了家，做了主，穷人的孩子就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郭景兴后来在采访中对我说：“郑老师的预言没有错儿，我的大儿子郭占宁，文革后恢复高考，还真的考进了首都师范大学。”
郑伯平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学生，还把他带到了向往以久的卢沟桥。这是郭景兴第一次走近卢沟桥。因为心里埋藏着对日本鬼子的恨，所以第一次走上卢沟桥时，他心里不由一颤，有种百感交集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日本鬼子那些罪恶行径历历在目，冥冥之中似乎在他耳边说，你不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吗？
“景兴，你看看这卢沟桥是不是挺气派的？”郑伯平指着用巨大的白石砌成卢沟桥说，“当年中国军队就是在这里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你再看桥的东头，那就是宛平县城，是一座建于明末拱卫京都的拱极城。那城墙上至今还留着卢沟桥事变时的累累弹痕。”
“老师，我是百闻不如一见啊，”郭景兴凝视远眺着挺立在心中许多年的卢沟桥，心里一时浮想联翩，想了很多，也想了很远。记得当年郑伯平老师曾告诉过他，卢沟桥是有十一个拱，全长266.5米；还告诉过他，卢沟桥的东端有个碑亭，石碑为清代乾隆皇帝所书，正面为“卢沟晓月”，背面为卢沟桥诗。而今亲身亲历，他愈发感到卢沟桥的美。他用手抚摸着桥栏，那是由无数根望柱与栏板连接而成，每根望柱顶端都刻有一个大狮，它的身上攀附有形象各异、或藏或露的小狮子。
“太神奇了。”郭景兴不由暗暗赞叹，难怪教过他的刘老师和郑老师一提到卢沟桥都会那般的投入和充满激情。
“如今好了，日本鬼子被赶跑了。”郭景兴兴奋地说，“卢沟桥也获得新生了！”
“景兴，你想得太美好了。”郑伯平神情严肃地说，“你想过没有，打败了日寇，不等于人民就有好日子过了，内战的危险还是存在的。”
“老师，您的意思是？”郭景兴一惊，说，“莫非还要打仗？”
“是的。现在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带着诚意去的，同意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可是蒋介石确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内战一触即发呀。”
“原来是这样。”郭景兴突然问了一句在心里藏了很久的一句话，“老师，您一定是共产党吧？”
“你看我像吗？”郑老师微笑着看着他。
“像。不，您就是！”郭景兴坚定地说，“我从您寄给我报刊的用意就猜到您是共产党了。”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郑伯平说，“不过，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和其他人说，包括你的父母。我在北平做的是地下工作，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郑伯平老师向郭景兴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让郭景兴的眼前豁然一亮，积淤内心许久的谜团这时才解开了。他不由想起郑老师在宁河的那段日子，常对他们这些苦孩子说的那些意味深长的话。
“我愿意，老师，我需要做什么？”郭景兴很兴奋老师能这么信任他，以前，他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可老师都否认了。他相信共产党，他喜欢共产党。在江石沽村，在丰台镇，在宁河县，他目睹了无数共产党人在敌后与日军侵略者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的现实，也想着能有一天也像那些共产党人一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来。
“好啊。”郑老师爽快地说，“你就先在我这儿住下，之后的事儿我们慢慢谈。”
23 帮郑老师开办起职工夜校
郭景兴就这样在北平安顿了下来，住在了老师的家里。郑伯平拿出好多报刊让他学习。他印象深的有《解放三日刊》、《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民主周刊》、《文汇报》。他在那段日子里开始认识到一个人应当怎么样生活，明白了旧社会穷人为什么穷，知晓了要反抗人剥削人的道理。他后来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我在感情上与党接近了，从那时起我就有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
不久，郑伯平就借助国民党丰台警察局长李绍轩的名义接管了日本丰台宪兵队旧址，开办了一所学校叫丰台建民小学，后来更名为简易师范附小，还办了私立英文补习学校，招收的主要对象为丰台火车站的铁路工人。他来北平之初就吃住在郑伯平的家里，等到办了建民小学，我就搬到了学校去住了。为了解决郭景兴的生计问题，郑伯平还托人把他安排到了丰台铁路工程段做了临时工。
“我来到丰台才知道，这里曾是侵华日军的军事重地，日军还在丰台火车站旁设立了警察署、日本宪兵队。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将丰台作为侵华战争的供给基地，扩大原来的马号，成为军马研究所，在丰台大桥以南建了桥梁厂和412蹄铁工厂，还在丰台西部建了一座华北第一大军事仓库，主要储存军需物资，就是老北京人熟知的西仓库。”郭景兴回忆说，“当时地下党给郑伯平的任务，就是发展党在丰台地区铁路的地下组织。郑老师是中共北平铁委的党支部书记。我当时白天打工，晚上帮助老师办铁路职工学校。丰台铁委当时还有个姓马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负责那里的日常活动。他在学校教课，我就在一边做些辅助性的工作。”
郭景兴后来才知道，原来丰台警察局长李绍轩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和郑伯平利用开办建民小学，举办铁路业余职工补习班做掩护，秘密在丰台铁路员工中间扩大党的影响，培养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郭景兴在学校里负责行政事务，收收发发，抄抄写写。他的一手好字再次派上了用场。谁知，没过多久，事情就起了变化。随着局势的紧张，国共两党的和谈破裂，内战一触即发。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进驻了原来的日本宪兵队旧址。建民小学不得不迁出这里。在李绍轩的帮助下，郑伯平把建民小学搬到了丰台原来的日本子弟小学。
“建民小学虽说搬出了原来的日本宪兵队，可我还是住在原日本宪兵队的院里。”郭景兴回忆说，“我白天在铁路做些零活，晚上去建民小学那边帮助郑老师开办职工夜校，到了很晚才回来睡觉。”
不久，那些国民党大兵进驻到了丰台东仓库和西仓库的兵营，原日本宪兵队的房舍空了一段时间，可不久又进来三家国民党的机构：由国民党宛平县党部、县政府和警察局派出人员组建的丰台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国民党北平铁路党部和国民党御用的铁路工会。这时候，国民党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国民党当局也加紧了对共产党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搜捕。李绍轩的身份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离开了丰台警察局去了解放区。李绍轩刚刚离开北平，国民党丰台党部的要员，就派人接管了郑伯平创办的建民小学，并更名为丰台镇小学，还派了自己的心腹做了校长。
来北平之初，郭景兴就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那些所谓的国民政府“接收大员”，“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都想趁接收之机大捞一把。于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形成无官不捞的局面。他们根本不把国家与老百姓放在眼里，白天忙着抢占洋房、汽车、商店等敌伪资产，化公为私，其捞钱的手法无奇不有，光怪陆离，花样翻新。到了晚上则纵情于享乐腐化之中，去夜总会，上酒吧，玩女人。那些当兵的也上行下效，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当地的市民一看到当兵的，吓得抬腿就跑，一看到当警察的，就闪到一旁怕得不行。
“看到了吧，刚刚打跑了日本人，又来了一群祸害老百姓的家伙，这伙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尽干些男盗女娼的事儿。”郑伯平对郭景兴说，“你看看他们的丑恶嘴脸，像这样的腐败政府不垮台，天理都不容！”
“这帮家伙太坏了。”郭景兴气愤地说，“他们霸占了咱们的学校，还把丰台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搬了来，如今又把您从建民小学挤走了。老师，您说我该怎么办？”
“你还要争取住在老宪兵队那里，就告诉他们，你没地儿去，不搬！”郑伯平说，“我看这倒是个接近敌人的好机会，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敌人内部的一些秘密了。”
“我这样说能行吗？”郭景兴有点疑虑。
“怕什么？这先前是堂堂正正的学校宿舍，你本来就住在这儿。你给他们来个软磨硬泡，能留下来就是胜利。”郑伯平鼓励说，“你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想必他们不会对你产生怀疑的。”
郭景兴按照郑老师的话一说，果然他们就没再往外赶他。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的一个小头目对郭景兴盘问了一番，觉得没什么疑点，就说：“既然话到这份上了，我们也就不难为你小子了，不过，你也不能白住呀，这样吧，平日里呢，就给我们看看院子，打扫打扫卫生，怎么样，够便宜你小子的吧？”
“行啊，只要不赶我走，我干什么都行。”郭景兴心里暗喜，“郑老师的话真灵。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为郑老师做点事了。”
24 学会在隐蔽战线“与狼共舞”
郭景兴就这样在大院呆了下来。那里如今变成了国民党宛平县的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和国民党北平铁路党部和铁路工会，大院后边还有一个临时监狱。这真是天赐的好机会，从那以后，郭景兴就不时将敌人的一些动向汇报给郑伯平。按照郑老师的指示，他有意识地和住在大院里的人接近。
“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的头儿呢？”郭景兴犯了寻思，贸然闯进屋去，显然是不行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可光是看院子，肯定是不行。我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来。
这一天，郭景兴在院子里好像漫不经意地与也在大院办公的铁路工会姓杜的秘书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郭景兴就把话题扯到了书法上，讲了起初学的就是柳公权的书法，后又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再后来又临摹颜真卿，方修得以瘦劲著称。“杜秘书，您是文化人，一定比我懂得多，您说，就柳公权的楷书和行书，说多精妙就有多精妙，我特别喜欢。”
杜秘书和郭景兴并不熟，只是在院子里打过照面，知道他是个打杂的，连个名字都不知晓，压根也没瞧得起这个土里土气的孩子。听了郭景兴的一番话，很是惊讶，问道：“哎，你听谁说的？还头头是道呢。”
“我从七岁就跟着伯父练字学的就是柳体呀。”郭景兴说，“不信，我把我写的字拿给您看看。”
杜秘书看到了郭景兴从屋里拿出的小楷毛笔字，大惊失色，自愧不如，连声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功夫真不错，哎，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头儿前几天还琢磨找一个文书呢，我看呀，你就行。”
“我叫郭景兴。”他说，“那我可要谢谢您抬举了。”
杜秘书兴冲冲地拿着郭景兴的小楷字给他的头儿看，果然那头儿也赞不绝口，当下就用一个名额招了两个人，让郭景兴负责抄写文件，让另一个人负责烧火做饭。于是，郭景兴便名正言顺地成了铁路工会的文书。郭景兴将每个文件都抄写的工工整整，而且一丝不苟。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国民党动向的机会，遇有重要的信息，他都要抄在纸上送给郑伯平。
郭景兴在丰台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大院的书法名气大了起来，不时会有人请他写书法，他都来者不拒，借机会认识了更多的人。
有一天，郭景兴突然被召进国民党北平铁路党部书记的办公室，与当时的一个大人物见了面。那人叫王锡侯，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后来改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在北平参加起义。
王锡候喜欢书法，听说院里有个小伙子书法写的好，就要见识见识。他让郭景兴当着他的面写毛笔字，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就和他谈起书法之道来。王锡侯喜欢黄庭坚的字，郭景兴喜欢苏东坡的字。两个人各抒己见，谈得很是投机。从那以后，王锡侯就时常找来郭景兴一起铺开书案练习书法。王锡侯练黄体，郭景兴练苏体。属下看到长官如此器重郭景兴，也开始对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了。这样一来，郭景兴就不光给铁路工会抄写文件了，还担当了整个大院的勤杂员，连监狱的钥匙都他保管了。
“那会儿的监狱里关押的并不都是共产党人，”郭景兴告诉我，“我发现里面有不少是丰台一带的有钱人。军警将他们抓了来，罪名是通共，其实也就是想借此敲诈有钱人出点血，再放人。可见他们这一伙人在抓共产党的名义下，也常做一些龌龃下流的勾当。”
1946年的冬天，郭景兴见到了几个特务抓到了一个从斋堂那边过来的一个女八路。她40多岁的样子，从她的身上翻出了大量边区票（货币），据说是想到北平这边来换药品。那个女八路给关了一个晚上就给转移走了。当时，那几个特务并没有将这笔款上缴，而是放在了办公室的柜子里，显然是想等风声一过就私分了这笔钱。郭景兴发现了这个秘密，那些钱面值很高足足放了半柜子，他汇报后，就按着郑伯平的指示，悄悄潜入屋里，将其中一大部分法币从柜子里偷了出了，送交了党组织。特务们发现钱丢了之后，也怀疑过是那个经常出没于办公室周围的小伙子干的，但并没敢声张，生怕这件丑闻败露出去惹上峰发怒，郭景兴也就成功地躲过了这一劫。
郭景兴回忆说，那段时间他每次抄情报都直接交给郑伯平。最初，郑伯平的上线是李绍轩，后来就不知是谁了。但他们的直接领导就是地下党北平铁路工委书记叶克明。叶克明建国以后担任过铁道部监察局副局长，铁道部运输总局副局长，铁道部机车车辆局副局长，铁道部财务局局长等职。1982年离职休养。1997年10月3日在北京逝世。
1947年发生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案件，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遭到严重破坏，余心清、董肇筠、梁蔼然和保定绥署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北平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平等十多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相继落入国民党保密局的魔爪。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也遭受到很大损失。蒋介石兴高采烈亲自飞往北平，犒赏特工，鼓舞士气。为了保存党的实力，北平地下党决定疏散一部分身份可能已经暴露的同志，有的同志去了门头沟的斋堂。时任丰台地区铁路党组织负责人的郑伯平也奉命暂停了地下活动，隐藏了起来。郭景兴也离开北平回到了宁河。
没想到，郭景兴刚到了芦台就让当地还乡团给扣了起来，其中有个还乡团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不容纷说就捆了起来，要拉出去枪毙。郭景兴大声说：“不要太无理，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共产党？”
“哼，怎么就能证明你不是共产党呢？”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说。
“我当然有证据了。”郭景兴急中生智地说，“放开我，我给你找。”
几个还乡团将信将疑地给了他松了绑。郭景兴松了松胳膊，然后从内衣口袋里将一枚徽章拿了出来，几个人近前一看是国民党宛平县党部的徽章。他们互相看了看，问：“你怎么有这玩意儿？”
郭景兴说：“我就是在丰台党政军警联合办事处做事的，怎么，你们不信就去问一问。”
郭景兴就这样免了一场生死劫，谁知又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芦台是国统区，可江石沽成了解放区。双方都在各自辖区设了卡，郭景兴虽说自由了，但还是给关卡拦在了那边回不了家。无奈，他只好转道乘火车去了沈阳，投奔一位在那儿经商的远亲。经那位亲戚介绍，郭景兴进到一家被服厂当了学徒。说也怪，郭景兴在被服厂也因一手好字得到了老板赏识，结果没让他做操作工，而是进办公室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儿，他索性又名正言顺地练起了书法来。不过，他心里关心的是北平那边的局势，想着早一天能回到郑老师那儿去。
1948年11月22日，第四野战军兵分两路挺进冀东，芦台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惊恐万分，仓惶撤退，解放军于12月14日凌晨解放了芦台及宁河县内铁路沿线各村镇，宁河全境获得解放。郭景兴听说家乡已经解放了，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晚就乘火车回到了宁河。他的本家大哥郭景福时任宁河解放区的区委委员。郭景兴找到堂兄说：“我很想马上回到北平，可现在国共双方在北平一带对峙，我根本无法进城，急死我了。”堂兄很了解他的心情，就说：“景兴，这样吧，你先到咱宁河县公安局工作，等日后条件允许了，你再回北平去。”
“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在关注北平方面和谈的消息。”郭景兴回忆说，“我真盼着早一天归队。也盼着郑伯平老师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