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农民革命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在众多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中，既有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也有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明初山东农民起义军女领袖唐赛儿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唐赛儿，蒲台（今山东滨县南）人。永乐十八年（1420 年），她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延续时间不长，但影响颇大，就连明成祖朱棣也被震惊。但是起义失败，唐赛儿下落不明，为了寻觅这位女英雄的最后归宿，多少年来，历代史学家，皓首穷经，仍无定论。
据《明史》及清代有关野史杂钞记载，唐赛儿于1420年2月21日在家乡率众数千人，“以红白旗为号”，揭竿而起，历经三个多月，最终因敌我悬殊，和许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军领袖一样，舍生取义，壮烈牺牲。他们叙述道，唐赛儿在家乡高举义旗，赢得了四方群众如董彦皋、刘信、刘俊、丁谷刚、宾鸿、徐光等农民起义军领袖的支援。这些农民起义军领袖，率农民数万人响应唐赛儿的起义，并投入其麾下。
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一爆发，立即遭到了青州左卫指挥高风的残酷镇压。高风亲率精兵数千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但起义军在唐赛儿的领导下，英勇善战，屡挫高风凶焰，并趁机利用熟识地形的有利条件，把高风所率官兵打得溃不成军，并斩杀了高风。
官兵惨败，高风被杀，唐赛儿取得了胜利，使得山东诸州的大小官吏以及地主绅士慌作一团。消息传到北京城中，朱棣“甚为震惊”。为了迅速扑灭唐赛儿所率农民起义军的烈火，朱棣亲自下谕，命安远侯柳升为总兵官，都指挥企事刘忠为副总兵官，急带护卫北京的“京营”，星夜赶程，奔赴山东，继续进行镇压。行前，朱棣亲自面授机宜，再三叮嘱柳升曰：“前高风轻进致败，不可不戒。”
就在明朝统治集团企图全力镇压唐赛儿农民起义军时，山东境内又连续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如宾鸿率领农民起义军于4月17日进攻安邱；19日董彦皋的义军部队，也以“红白旗为号”，于莒州（今山东莒县）正式起义，并攻克即墨县城；寿光、诸城、胶州等县的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出击，屡败官军。见此燎原之势，朱棣不得不再下谕旨，命令柳升分兵应付。山东境内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打乱了明朝统治集团全力镇压唐赛儿的部署，使得他们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柳升兵力的分散，使唐赛儿的农民起义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
4月25日，穷凶极恶的柳升为了尽快消灭唐赛儿的农民起义军，以装备精良的“京营”5000人包围了唐赛儿农民起义军的中心驻地卸石棚寨，又派指挥吴亮前往诱降。柳升想用软硬两手来对付唐赛儿。机警过人的唐赛儿立即识破柳升的阴谋诡计。义军愈加团结，进行顽强的抵抗，一举杀死了敌军副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了诱惑柳升，唐赛儿还派遣了一些起义军战士到敌营前假装投降，并“告密”说，“寨内缺水，起义军将由东门突围寻水”。柳升信以为真，马上集中兵力阻截东门。见敌中计，唐赛儿率领部队趁机从敌军兵力薄弱、防备松懈之处撤退。第二天天亮，柳升发现中计，气急败坏，挥军尾追，唐赛儿却早已领着寨内义军战士安全转移了。柳升怒，“斩杀百姓无数”。
唐赛儿脱险，这时，营州、即墨的农民起义军部队与围攻安邱的农民起义军合为一股，计众万余人，向安邱发动猛攻，眼看城池已破，原来在山东半岛防倭的明朝军队奉朱棣之旨，从蓬莱方向赶到安邱包围了农民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况下，农民起义军最终惨败，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妖妇唐赛儿也在歼灭之列”。
有些人认为，唐赛儿在这次战斗中并没有牺牲，而是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逃出敌军重围，“隐逸后”复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与明王朝对抗。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其一，当地百姓对明王朝的痛恨和对唐赛儿的爱戴。唐赛儿发动这次农民起义，主要原因是，明成祖朱棣迁都，不顾人民群众的生计，征发大量农民赴北京修城造殿，强派大量民工从各地运送材料。为了供养京城内大批官吏和军队，兴师动众，滥征民工把南方大米运往北京。朱棣屡征农民开凿疏浚运河，总计十多年间，迁都耗费了大量民工和财力，使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沉重的劳役灾难。特别是山东农民，处在运河开凿地区，劳役最重。1441年，山东仅一次就征发“丁夫十六万五千”。“中原无辜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唐赛儿以当时该地民间宗教“白莲教”来团结人民，聚众起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人们尊称她为“佛母”。基于此，她脱险后，很有可能被当地百姓所掩护，逃脱了明王朝追捕的魔爪。
其二，唐赛儿起义失败后，朱棣因“唐赛儿久不获，虑削发为尼或处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站，逮之京诘之”（《明史纪事本末》“平山东盗”）。同年七月二日又命段明为山东左参政，继续搜索唐赛儿，段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不仅把山东、北京的尼姑全部捕捉，逐一搜查，甚至还逮拿了除这两地之外的数万出家妇女，仍无所获。由此可见，唐赛儿“确实还活在人间”。
唐赛儿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削发为尼，或为人民群众所保护，她的下落，尚需进一步探讨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