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即企业经营的外因、外力，即企业发展的商机、环境。企业如能对势借用得法，运造有方，往往能出奇制胜，事半功倍。身为人中龙凤、商战勇士的企业家，借势运势而竞相出招，因势功成而屡见不鲜。所以商谚曰：试看商场成功者，皆是借势造势人。
自古以来，兵家相争，便有权谋造势、长袖善舞之说。势之所借，如驾驭东风，火烧连营；势之所适，如紫气东来，一顺百顺；势之所造，如高山流水，势不可阻。现代商战中成功的企业家，多是善于借势、造势的人。复杂环境中造就有利于自己乘机发展的态势，编织一张罩住各方势力的关系网，以谋市场之先机，以图事业之发展。
企业家的借势、造势，其自身的条件至关重要。无过人胆识，无超凡谋略，无广结人脉，谈何容易去借势、造势。所以，纵横商海，能够驾长车、御东风、施谋运势之人，必是左右市场的智勇双全的企业家。
善于借势谋兴者，多是藏韬略于胸，蕴机谋于心，眼观八方，志行万里，握机待发，图成大业的企业家。当今世界上，不善借势、不会运势、不知造势的企业经营者就很难生存发展并成就大业。创新时代，商机无限。惟有善“借”者，方能把握机遇：借米成炊，借鸡下蛋，借船行海，借风腾云，不一而足。有道是，寒凝大地花似锦，借得春光映日红。
1.因势功成，借大势谋求腾飞
借势运势的思想谋略，原自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苟子。他在《荀子·劝学》中这样说：“常常整天冥思苦想，但总不如从事片刻学习的收获。常常踮起脚尖儿眺望远方，总不如登临高处的眼界辽阔。登高向人招手，手臂没有加长，而很远的人看得见；顺着风势呼唤，声音没有加大，而别人听得更清楚。借助于车马的人，不必自己跑得快，却能远行千里；借助于舟船的人，不必自己会泅水，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生性与人无异，只因他善于借助和利用外物，所以就不同了。”在这段话里，荀子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使人们从中领悟到“善假于物”的重要性。
借势是指借助外界的力量而求得发展。风筝借助风力上升空中，帆船借助风力出海远航。“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优秀的企业经营者莫不是深谙借势之道的高手。比如在香港这一弹丸之地中，制造业面临原料缺乏和市场狭窄两大难题。香港的很多企业家却高超地运用借势的谋略，创造了经营的奇迹：或与外国的大公司联营，或借别国的产品牌子；或进口外国原料，从事加工和制造；或借用知名企业和公司在全球的销售渠道，广泛开展经营活动。正是这股逐渐兴起的借风腾云的经营热潮，造成了香港经济的迅速繁荣。
借势是多方面的，有多种途径。借助声望，借助外交，借助政治，借助关系，借助社会舆论，借助时事潮流等等，不一而足。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最常见的是借助“第三者”的力量，即政治上或军事上的结盟。也常借助精神信仰的力量，如陈胜、吴广在发动起义前，将写上“陈胜王”的帛布放入鱼腹中，借助“神”的力量，发动农民起义。在商界中，借重名商巨贾，沽名即可钓“利”。尤其是那些手握大权的政界要人和掌握雄厚经济实力的强人，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深广的影响力，借他们的势力当能为竞争提供莫大的帮助。
在两军对垒的相持角逐中，如果会巧妙地使用“借”这种谋略，才称得上用兵之巧。在战争中，“借”是方方面面的，自己力量不足，就要设法借用敌人力量；自己直接歼灭敌人有困难，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刀斧；自己缺乏钱财，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金帛；自己作战物资匮乏，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辎重；自己兵少将乏，就要设法借用敌方的人员；自己的计谋实施受挫时，就要将敌之计就敌之计。而现代市场是强者的集合，无数强者的竞争之力汇合起来，构成巨大的冲击。一个经营者处在其中，人要想做出一番像样的事业，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努力，必须寻找一切成功的契机，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借为己用。
台湾的企业家陈永泰说得好：“聪明的人都是透过别人的力量，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这也许是对经营借势的目的和意义，做了最简明的注解。
企业经营智慧：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宣称：人类最奇特的特征之一，是那种可以把减号变成加号的能力。借势就是“把减号变成加号”，可以这样说，借势对企业经营的作用，犹如羽翼之于飞鸟。
2.借强攻弱：借得东风好行船
“借强攻弱”，语出我国战国时代。秦国实行连横的超级借势谋略，拆散六国合纵，凭借武力不断扩张，使秦国往往兵不血刃而取六国之地，最终统一了中国。
“借强攻弱”这一谋略的成功，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要想达到借强势攻弱兵的目的，就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与更多的人去合作，最后实现各个击破，尽为我有。
对于大多数起步不久的中小企业来讲，实施“借强攻弱”谋略如果得当，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强大者的庇护，顺水推舟，得到较快发展。这方面较常见的方法是“攀龙附凤”，借势经营。
所谓“龙凤”，指那些实力雄厚并有强大后劲的大中型企业，拥有名优拳头产品，拥有高科技成果和自己的科研机构。许多中小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船小实力弱，在市场竞争中经不起大的风浪。如能攀龙附凤挂靠上科技先进的骨干企业，就能迅速发展壮大，并在不断发展、提高中孕育出新的“龙凤”，扶摇直上，鹏程万里。
在现代商战中运用攀龙附凤最为成功者，非比尔·盖茨莫属。他在创业不久，就抓住了机会“攀上了IBM这根高枝”，借强伐弱，借船出海，壮大了自己，削弱了竞争对手，成功后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自己也承认：“是IBM一手养成了微软”。
IBM公司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有“蓝色巨人”之称。这个名字缘起于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人人都穿蓝色的西装，公司的著名标志采用蓝色。而在股票市场，IBM公司的股票属于业绩良好的蓝筹股。人们认为这个拥有亿万资产的计算机公司在所从事的每件事上几乎没有不成功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司，而且是一个王国，它的高级职员在异国有如贵宾。如果他们迷路或惹麻烦，身上佩戴的职衔名牌比美国护照还要管用，真是众望所归，大家风范。
20世纪70年代，IBM确定了尽快进军个人电脑市场的方案，并命名为“西洋棋方案”。
比尔·盖茨将公司设在华盛顿州的贝尔维尤。他可想不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天居然会听到从电脑里传来的、代表“蓝色巨人”的声音。是呵，即使在今天，盖茨仍然是这样看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是家大公司！同这个巨人合作，那是鱼跃龙门呀！
这年7月，盖茨突然接到IBM公司一位代表的电话。电话内容使盖茨很是兴奋：IBM公司想派人来找盖茨谈谈。盖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的“IBM公司要打一场闪电战，迅速占领市场，唯有采取非常手段。”1980年9月，IBM公司与微软公司的结盟正式形成：IBM公司生产的16位个人电脑将采用英特尔公司的8086微处理器；在当时最流行的CP/M磁盘操作系统环境下，该电脑采用微软公司开发BASIC语言、“科博”、“公式翻译”、“帕斯卡”（Pascal）等几类软件，这无形中确认了微软的软件开发权威地位。
在IBM PC电脑正式推出上市一周后，IBM发给微软一封信，说“亲爱的伙伴们完成了一项优秀的工作”。这对于被喻为“婚姻”的合作关系而言，并不算十分热情。何况，任何攀上蓝色巨人卧榻的人，常常在酣睡中被一脚踢下。
为了避免这一恶运的发生，盖茨打算乘胜追击，并展开了一系列攻势，与众多公司合纵连横，以使微软产品广为接受。数据设备公司，这家重要的计算机公司本来打算采用基尔代尔的CP/M，但盖茨得知他们迫切需要文字处理系统，便许诺将卖给他们微软文字处理系统。事实上，该系统还在开发过程中，就是一年后也未见得面世。可数据设备公司信以为真，答应了盖茨的条件，采用了DOS操作系统。
不久，事情大致告一段落。借强攻弱，借势经营的结果是盖茨步步逼入，而其他软件开发商则全无还手之力。虽然当时的软件市场上仍有许多软件开发者，但是微软DOS是IBM PC市场的唯一标准。在IBM PC问世6个月后，微软正式成为PC软件方面的领袖。走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好办多了。从那以后，由于IBM PC的销量日增，有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被开发出来以满足这种机器。MC-DOS成为开发的标准与基础，使盖茨成为最大的赢家。
虽然，盖茨并不一定了解中国的历史，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跨度上，借强攻弱的谋略却被一个美国人演绎得活灵活现。与其说比尔·盖茨智慧过人，不如说，借势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相通的致胜谋略。
3.金融借势：获得强劲的支点
“势”达到一定能量，就可以作用、影响甚至改变整个“场”。几乎每个企业家都懂得：虽然借势的途径、方法各不相同，所要达到的目的、效果也不一样，但金融借势，是使企业获得发展的强劲支点和助力来源。
美国石油界巨子保罗·盖帝，其发迹史佐证了金融借势对于经营者是何等的重要。
1914年，年仅21岁的保罗·盖帝将要凭着他的天赋以及对表面地理方面的知识，去观察哪些地方蕴藏有石油，并且以低价买下这些地方的石油开采权。在此期间，他父亲每月给他提供100美元作生活费用。一旦找到石油开采权，他父亲就会提供资本买下来，并且购买钻探设备和支付发展费用。如果获得利润，则七成归父亲，三成归保罗。
保罗·盖帝对他曾经在暑假工作过的俄克拉荷马的油田非常熟悉，他决定从那里着手。他在旅馆里租了个小房间，每天开着破旧的T型石油车，到乡下去勘探石油。
当时在俄克拉荷马州做石油发财梦的人已不少，并且连续发现了大量石油，形成一种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石油和瓦斯的价格也疯狂上涨。保罗开着车子探了好几个月，还是一无所获。他有些泄气了，甚至想放弃。一位名叫麦克费林的老石油勘探者鼓励他坚持到底。
一年快过了，正当保罗一筹莫展之际，他听说在穆斯柯几郡的一块名为“来西泰勒份地”的石油开采权将要公开拍卖。他去查看了那块土地，立刻感觉到那里可能蕴藏着石油，但不幸的是，还有好几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且他们其中有的人拥有雄厚的资金。人们预测那块地的拍卖价格一定会超过1.5万美元，这比保罗的父亲为他订出的购买开采权的最高限价高出许多。显然，形势对保罗不利，但他的确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他冥思苦想一番之后，想出了一条妙计：如果能使其他参与竞争的人也像他一样有同样的感觉——对抗一个不可能胜过的对手，情形将会怎样？
保罗·盖帝请他的一位朋友——当地一位显要的银行副总裁参加拍卖会，为他出价，但却不说明代表保罗。这个计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位银行家出现在拍卖会场，其他的人自然就会联想到：他可能代表某一家主要石油公司，不管我们出任何价格，他都一定会出更高的价格。这样一来，那些打算买这块地的人都不想出价了。结果“来西泰勒份地”的石油开采权，竟然以令人惊讶的500美元的低价，卖给了保罗·盖帝。
保罗很快组织了一个石油公司，来探测这块地上的石油蕴藏情形。一个月后，即1916年初，每一口井都冒出了石油，初期每天生产700桶。第一口油井使保罗·盖帝时来运转，很快加入了暴发户的行列，他以惊人的速度买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石油开采权，并立即钻探出石油来。油井的产量与日俱增，仅6个月时间，他钻探石油所得的利润，已经超过100万美元。保罗·盖帝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这年他只有24岁。几年过后，保罗·盖帝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大富豪。
同样的金融借势，也成就了大金融家摩根。
约翰·摩根1837年4月17日诞生于康乃狄格州哈特福。是美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叱咤风云的大金融家。在白宫、在国会、在参众两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曾大言不惭地说：“当今推动美国的是我。”他经历了冒险发迹之后，向大企业投资挑战，创立新兴的投资银行，进行垄断，跻身国际经济舞台，杀出了摩根式雄风，最终确立了足以掀翻白宫、左右世界风云的霸业。
企业经营智慧：
放眼当今商海，鲜有成功的企业家凭着赤手空拳闯天下的。借助金融外势，奠定腾飞基础，其范例数不胜数。
4.声望借势：盛名之下商路宽
1951年，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和沃尔特·韦斯，主持了一次著名的心理实验：权威人物的作用与影响力。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制造出核潜艇，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核潜艇不可能问世。霍夫兰和韦斯在实验中，首先向被测试的A、B两组展示同一种观点：可以建造核潜艇。然后他们告诉被测试的A组：这一观点是美国著名原子能专家奥本海默提出的；而对被测试的B组则说：这种观点是苏联《真理报》提出的。测试的结果是：A组大多数人改变了原先“认为核潜艇不可能问世”的观点，认为制造核潜艇是可行的；而B组则很少有人改变原观点。A组改变观点的人数是B组的四倍。
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知识的领域已十分广阔，依靠个人的智力已不可能独立地通晓一切知识领域。而人们的求知欲又十分强烈，这就必然形成对各领域专家、权威的崇拜心理。这些权威人物的发言自然比一般人有力得多，更容易使人们信服。
历史上借助名人的事例与典故比比皆是。即使是当代国家首脑，也很注重与社会名流的交往，以此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据美国富豪亚蒙·哈默回忆他和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交往时说：
1929年赫鲁晓夫是以共产党低级情报人员的身份到莫斯科的，他生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从未见过他所崇拜的列宁。1961年，我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我同列宁有过交往，在他眼里就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因此，他在我同他的合影上亲笔签字并题词：“给亚蒙·哈默先生——第一个和列宁交换过意见，持有特许权的外国人——尼·赫鲁晓夫。”
借助名人达到目的，政治如此，商界尤盛。例如制造力士牌香皂的厂商高价聘用国际著名影星娜塔莎·金丝姬作广告，一句“我只用力士牌”使慕名者、崇拜者竞相使用力士香皂。该品牌香皂一时间在全球独领风骚。南方制药厂研制了新药三九胃泰，为了打开销路，请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为其作广告，也大大地提高了这些产品的知名度。
除了借助名人之外，商界最常见的是借用著名企业的名号，借用名牌商标。企业长期辛辛苦苦蓄积起来的信用，稳固的事业基础，已牢牢地植根于广大消费者的心中，因而所显示的威力是初创企业无法相比的。据美国《工商时报》报道：还未在工商业界立足的人们，白手起家，自力贸然独立开业时，失败率高达开业件数的60%，然而借用“有名企业”的名字来开业时，失败率则只有4%。现在商场上普遍流行的租用商号特许经营使用权做法已毫不新鲜，比比皆是。
这种借势的经商策略现在已被推而广之：有名的公司或商号，把自己有信誉的名号出租给愿意加入联盟的公司或商号，使它们成为自己连锁系统的商店或子公司，并运用自己的成功经验或经营方法对其进行指导。出租名号，形成联盟，既增强了企业的实力，又让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得到迅速发展。
20世纪20年代，洗炳成在上海九亩地（今露香园一带）挑着食品设摊，出售自制的陈皮梅、牛肉干等零食小吃。一天，洗炳成从报纸上看到香港一家冠生园食品店歇业的消息，他便借用这家食品店的名号，印制“香港上海冠生园”的商标纸作包装使用。香港冠生园食品店在当时很有影响，洗炳成使用商标纸作包装后，便给人一种香港冠生园在上海设立了分店的印象。洗炳成通过一番努力，事业很快得到发展，先后在汉口、武昌、南京、杭州、庐山、天津开设分店。抗日战争时期，他以重庆为中心，分别向昆明、贵阳、成都、泸州等西南城市发展，一些著名产品还远销东南亚，为中国的食品工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名能生利，借名钓利，是成熟商人懂得的并巧妙施用的谋略。借用典故、故事、传说来为商品扬名的事例举不胜举。许多著名商标品牌的创立与著名企业的发家经历莫不是“借名钓利”谋略的运用。
5.政治借势：锦上添花财源盛
经济为基，政治为势。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且相互影响。规律如此。大大小小的企业经营者们，以此认识出发，在商界中借助政治力量及影响，振兴经济，振兴企业。
中国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唯一的儿子荣智健，做生意的禀赋不亚于荣毅仁，他1978年到港，后加入香港中信集团，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他大举收购，资产由最初2亿多，急剧膨胀到近500亿。荣智健公私兼顾，他说：“我已协助香港中信把资产从2.5亿增加到差不多250亿港元（1992年数据），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资产翻一番、翻几番？但我有一条界限，应该是国家的钱，就属于国家，我不赚。”他喜欢过优裕生活，对某些方面的批评，荣智健说：“我根本不在乎，我本来就是资本家后代，应该比一般人会赚钱花钱。”他是一个最敢言富露富的人。
数年来，荣智健在中国及香港富豪金榜上数次提名，已跻身十大财阀之列，是中资领导层中风头最劲的人物。总裁荣智健的沉浮起落最终走向成功，无一不和政治背景紧密相关。始于政、经结缘，借势谋得天下。
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
文革动乱，受政治风波影响，荣家开始远离人们的视线，荣智健此时已悟到政治势能的强大足以改变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国家对有海外关系的人政策有所松动。次年，荣智健调到北京的电力研究所，父亲的境况亦有改善。
1978年，荣智健投靠香港的亲戚，只身来港。不久，妻子任顺弥及长子荣明结、女儿荣明方来港团聚，1983年，三子荣明棣出生。
父亲荣毅仁有香港的一些纺织股，原来这些纺织厂在上海，解放前夕迁到香港。荣毅仁从未动过股息，经过近30年的增长，这些纺织股如今价值不菲。
6年功夫，荣智健身家已有4亿多港元，将资本翻了许多倍——荣智健的经营智慧可见一斑。当然，没有他父亲及海外亲戚，没有背后的政治影响因素，也许他的事业不可能这么顺。新移民中，不乏经商才俊，他们均穷得叮当响，上哪去弄启动资本和高额借款？更何况其政治背景和身世如何与荣智健相比？
荣智健放弃在美国做电脑富翁的志向，回港发展，不少人猜出他的意向，准备在他父亲开创的中信大展拳脚。
中信，庇佑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托福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借助于政府和国家的强力支持。1979年，荣毅仁获得邓小平特批的50万人民币作开办费，邓还下令发还荣家财产，追补储蓄利息。1979年10月，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中信）在京成立。当时中央的拨款还没下来，董事长荣毅仁自己掏钱租下宾馆的几间房做办公室，成员才10多人，没有公车，员工外出办事都是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
香港中信，是中信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中信便在香港设立投资机构，198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这一年，荣智健居留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荣智健已卖掉自己的公司，来香港中信帮忙投资策划。他算得上公司的“老香港”，并且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香港行情熟，人头熟，英语粤语皆不在话下，显然比一些直接来自北京，据说与高层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更吃得开。1986年，中信不少人提议让荣智健正式加入。
荣智健并非非得进中信不可，他有独立办公司的能力，自己赚钱自己花，不受任何官方机构的制约。于是，荣智健提条件，第一，由他组阁选用人才；第二，要赋予他相当的权力，不必事事汇报。荣智健的要求得到董事会的认可，荣智健正式加盟香港中信，出任董事。董事总经理是米国钧。
1987年，中国国际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重新注册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接替米国钧，担任董事总经理。
1993年1月，中泰第四次大集资发行5.5亿股新股，每股13港元，集资72亿多港元。向母公司香港中信收购所持香港电讯12%股权，涉及资金87亿港元。
1993年中，中泰市值再次膨胀至285亿港元，居20大上市公司第14位，成为红筹股中的龙头。
香港中信，借壳上市，充分发挥股市功能，四次集资达140亿之巨，令中泰市值增长60倍，被称为香港发展最快的公司。股评家说，荣智健的大帅雄风不让乃父荣毅仁。
香港中信何以短期内如此辉煌？荣智健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语道破天机：“假如我不是荣毅仁的儿子，我今天不可能做香港中信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假如我仅仅是荣毅仁的儿子，而自己没有能力来经营，香港中信也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此中深刻含义和经营智慧可供后来者品味与思考。
6.外交借势：以政促商开拓市场
一个具有全球战略眼光、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决不会沉湎于小圈子里打转转，他必须精通对外社交的手段，善于结交风云人物，同各国政要建立良好的私人友谊，外交借势，以政促商，如此他就有可能获得其他人所不能得到的更大利益和优越条件，从而取得事业的辉煌成功。
亚蒙·哈默，20世纪知名的外交商业家。他头脑灵活，素善经销之术，无论是艺术品买卖，还是将丹特酒推上美国名牌，他都知道怎样赢得顾客，扩大销路，但这还不算他的绝招。他与各国政府要人的广泛交往，以及他的乐善好施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将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的第一个油田以该国国王名字命名，并在利比亚国王、王后故土钻探水井，向美国历届总统赠送名画，向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走赠送安格斯种牛等等。
哈默待人真诚，且长袖善舞，外交魅力惊人。他会见列宁时和米高扬结下了友谊。40年后两人仍能促膝谈心。后来他来往前苏联20次以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接待了他，并赞扬他“很有同情心，很有远见”。哈默也是胡佛之后美历届总统的好友。为了缅怀已故罗斯福总统夫妇，他把价值50万美元位于美加交界处的坎波贝洛别墅作为两国友好交往会面之处。
哈默一生致力于世界贸易和国际和平。他像一位和平使者，从一国飞到另一国，所到之处，各国首脑和部长对他都优厚有加。他同各国领导人保持良好私谊，频繁进行私人外交。哈默是每年一度的国际和平和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是美苏交流的桥梁，始终呼吁世界和平与稳定。
由于哈默在改善苏美两国贸易交往条件方面作用突出，前苏联政府于1978年授予他“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建立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合作方面所做的贡献。这项荣誉给予外国人还是头一次。
东西方和平共处公平贸易的主张，也为哈默走进中国的紫禁城开了方便之门。当中关关系在70年代开始改善后，哈默就想成为第一批进入北京的美国商人。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之际，哈默有幸在宴会上与邓小平会面，当时邓小平微笑着握着哈默的手说道：“我们都知道你。苏联有困难时你帮助了列宁。现在你一定要到中国来帮助我们。”“愿意效劳。”哈默回答说，“可据我所知，你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贵国，我年岁太大，不能乘普通航班。”邓小平把手一挥像是要驱散这个疑团一样说：“噢，我们会想办法的。你什么时候想来就发个电报通知我，我会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1979年5月中旬，哈默率领美国石油、天然气、煤炭、化学、矿产、农业、探测与工程方面的16名经理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
在北京仅仅一周的时间，中美双方就在石油勘探、煤矿、杂交水稻和化肥方面签署了四个初步协议。
自哈默开展了中国方面的业务之后，哈默便乘飞机连续绕地球飞行。他及助手们常常乘飞机从洛杉矶到北京，从北京到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到欧洲哪个国家的首都，再从欧洲飞到华盛顿或纽约，然后再飞回洛杉矶老家，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为了人类的事业和他自己的事业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借助外交攻势成功地进行国际间的经商贸易，哈默将此发挥到了极致，可说是前无古人，以后也鲜有来者。
7.关系借势：靠人缘获得财富资源
无论是在传统的君主制国家，还是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权力与金钱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论过去和现在，一个生意人要有所作为，都不能忽视与社会各界尤其是权贵的亲密交往和公共关系，很多时候，私人的友谊关系往往可以一锤定音。你可能因之而一夜暴富，也可能因之而痛失大笔财富。关系借势更能衬出经营者的顶级智慧。
沙特商人卡索吉就是一个善于关系借势的人。他的父亲作为国王和王室的御医，被看做是王室的一个成员。
当时，国王的指定继承人费萨尔亲王对卡索吉非常赏识、信任。在成功地完成了费萨尔交给的一个秘密使命之后，卡索吉对费萨尔亲王说他不要酬金。当时，费萨尔亲王正筹集各路力量，准备登基，卡索吉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增强了自己与费萨尔友谊关系。其后，费萨尔国王秘密授权27岁的卡索吉以非官方的形式进行活动，加强沙特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系。后来，费萨尔的继承人重新确认了卡索吉的这一使命，并且将它扩大到了第三世界。
在沙特阿拉伯，政府与王室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王室与平民的关系就好比董事长与股东的关系。你认识王室中的哪一位，又愿意花多少钱去结识王室成员，这些是在沙特阿拉伯做生意至关重要的因素。阿拉伯的传统文化并不认为这种做法是攀权附势。
卡索吉与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的关系极为密切。
要想与沙特政府签署一项协议，王室成员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人都是卡索吉的朋友。
雷顿公司、诺斯罗普公司的官员们要与苏尔坦本人会晤往往要通过卡索吉的安排。
虽然，王室成员反复申明他们与卡索吉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卡索吉照样与苏尔坦亲王一起在度假地露面；法赫德亲王照样在卡索吉的游艇上、飞机里，以及他在纽约的奥林匹克塔楼中的寓所里出现。
费萨尔国王登基以后，1966年7月20～30日，应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邀请，费萨尔国王首次访美。这次重要的访问是卡索吉亲自安排的。
这次访问之后，在卡索吉3架商业规模的飞机中的某一架上，或是在他奢侈豪华的12处住宅的某一所里，或是在他的两艘富丽堂皇的游艇中的某一艘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苏尔坦亲王和法赫德亲王的身影。卡索吉也成了费萨尔国王王室中的客人。卡索吉还曾在尼克松总统的居所与尼克松会谈；在他自己的飞机上与卡特总统会谈；在白宫与里根总统会谈。这些会谈总是秘密进行的。
1969年10月14日，卡索吉安排法赫德亲王，当时的沙特内政大臣和第二副首相前去访问美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进入白宫的第一年。两人30分钟的会晤揭开了美国与沙特关系的新的一页。1985年，当了国王的法赫德飞往白宫与里根总统会晤之前也事先召见了卡索吉。
虽然同王室没有血缘关系，但卡索吉犹如王室家族中的一员。他巧妙地利用了王室家族与自己的亲密关系，做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买卖，赚得大把大把的金钱。卡索吉的借助关系经商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权力和关系就是金钱。”卡索吉始终这样认为。无论关系如何密切，与沙特王室成员的私人情谊如何融洽，卡索吉的最终目标还是做生意，赚大钱，关系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借助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