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
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他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被毛泽东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由于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作用，他被称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并被选为中共一大至中共五大的总书记。这个轨迹为：“旗手”—“总司令”—“总书记”。从陈独秀身上，我们已经可以部分地领悟到文化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陈独秀没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最初身份，能否演变为其后的“总司令”与“总书记”。翻开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其实都是“文化人”，如果用今天的学历去衡量的话，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有些代表当时就是名教授，如陈独秀、李大钊；有些后来也成为名教授，如李达。
在中共成立初期，他们对文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922年3月5日，陈独秀著《平民教育》，他在文章中说：“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之一。”“我对于教育的意见，第一是希望有教育……第二是希望教育是平民的而非贵族的。”
1923年12月9日，陈独秀写《致胡适》一文，信中说：“唯物史观也并不是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
早在1922年，瞿秋白在他的《赤都心史》中便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无产阶级为自己谋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新’的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能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
1923年3月，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
1923年12月22日，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认为：文学“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
1924年6月4日，瞿秋白为《热血日报》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称：“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指武装）。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1924年5月17日，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的通讯中说：“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学。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
1924年8月，蒋光慈在《新青年》季刊第3期上发表文章称：“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这种无产阶级文化为真正全人类文化的开始。”
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观，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探索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最早的方向。
二、毛泽东“精华糟粕”论与列宁“两种文化”论
（一）列宁的“两种文化”论
1913年12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的学说。列宁说：“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成分（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列宁的论述阐述了一个文化史上的基本事实：民族的内部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然渗透到文化领域，民族文化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形成“两种文化”的差别和对立。任何超阶级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自有阶级以来文化发展史上的客观规律。
那么，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将怎样建立新文化——建立自己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呢？这就涉及一个怎么对待以前的文化遗产的问题。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1920年10月8日，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作了较全面的总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无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的一个重大贡献，对后人正确分析、评价阶级社会中的民族文化，积极开展两种民族文化的斗争，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的“精华糟粕”论
1940年1月，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被认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标志。在文章中，毛泽东将民族文化也分为两种：“反动文化”和“新文化”。但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又将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文化划分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何谓新文化呢？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就是毛泽东的“两种文化”论，它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依据中国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分析。根据列宁的“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的学说，毛泽东提出了一对形象而生动的概念：“精华”和“糟粕”。这是一对历史的范畴，既体现了阶级分析的观点，又体现了历史分析的观点。何谓精华与糟粕？毛泽东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吸收和排泄的关系。食物“在唾液和胃肠液中，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所谓“精华”，是列宁所说的那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所谓“糟粕”，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或“黑帮”、“教权派”的成分。
在怎样对待“精华”和“糟粕”的问题上，毛泽东又将“两种文化”分为外国的“精华糟粕”和中国的“精华糟粕”。对于外国的进步文化，我们“应该大量吸收”，“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全盘西化”或“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和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区别开来”。然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可见，毛泽东正是在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把握住“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这个前提之下，才提出了“新文化”或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这个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过程，既是对中外文化加以改造的过程，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三）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两种文化”的学说
从以上引述的列宁“两种文化”论和毛泽东“精华糟粕”论来看，他们的思想内核是相同的，毛泽东的“批判地继承中外遗产”的观点和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以及在此期间所提出的“精华糟粕”论，既是对列宁学说的继承，又是符合中国特点的真正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一，毛泽东将“两种文化”分为三类，既有帝国主义的，也有半封建的，还有新民主主义的，这种特点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其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别论述了对中外“两种文化”的态度和批判地吸收的方法，给“全盘西化”和“全盘继承”及民族虚无主义者以有力的批驳。其三，由当时中国的复杂社会情况所决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不是截然分开、一目了然的。新文化在有些地方占统治地位，在有些地方又不是；而在非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新文化又在作强力渗透。这种情况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尚未取得统治权，但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社会主义的因素”已经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一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来说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此，“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课题，是列宁所未曾碰到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也是有区别的。
谈到这里，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虽然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但是否看过列宁的“两种文化”论的著作，如前面所引述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等文，结论应该是肯定的：
第一，从当时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传播来看，据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载：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读过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多卷本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例如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曾两处引用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的话。1944年3月，为了配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周扬选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里面分五大专题辑，录了马、恩、列、斯、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及鲁迅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其中在第四辑《无产阶级文化》里，就辑录了上述列宁的三篇文章的主要论述。周扬为这本书写了一篇挺长的“序言”，并送给毛泽东过目。同年4月2日，毛泽东致信周扬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信中还对序言引用列宁与蔡特金的一段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请周斟酌“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这说明，毛泽东对马列的文化理论是非常熟悉的。
第二，从毛泽东著作的表述来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而周扬所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里，曾辑录了斯大林1925年5月18日《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一文的部分论述。斯大林谈到这个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是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从思想到表述，何其相似。是不谋而合，还是继承发挥？从上述分析来看，显然属于后者。
三、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另一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
（一）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是民族自信力的根据。人的行为无时无刻不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支配；民族的行为也无不受着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哺育了无数的民族精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人给它总结了很多，比较集中、一致的看法有以下五条：其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毁家纾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其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还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夫英雄者，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三，以民为本。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四，厚德载物。如“夷夏之防”、“用夏变夷”、“怀柔远人”、“抚育四海”、“忠信仁义”、“正心诚意”、“讲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五，重义轻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等等。同时，还有要求把个人的修养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使对中西文化作过深入分析的孙中山感叹道：“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它的文化建设中，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二）毛泽东在运用传统文化方面是榜样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毛泽东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在他的文章里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典故、名人名言、诗词俚语，文采洋溢、妙语连珠、理真情切、感人肺腑，使人久久难以忘怀。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全党学习历史，学习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等，高度评价历史上人民起义的功勋，指出其经验教训，号召全党吸取太平天国运动、李自成起义的经验教训，特别要大家读一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学习和记取历代王朝鼎盛时期的治国经验，借鉴其衰败时期的教训。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号召全党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竞赛的同时，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形成了一股学习评价历史及传统政治思想的热潮，所涉及范围非常之广，既有李自成，也有太平军；既评价孔、老、墨的思想，也评价郭沬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本人更是运用传统文化于中国革命实际的典范。例如，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讲话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最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所谓艰苦奋斗的“抗大”精神，以及其后延安的大生产自救运动，就是在述说历史中讲述了马克思主义最简单的政治经济学。
在《毛泽东文集》或《毛泽东书信集》中收录了几封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传统文化的著名通信，一封是《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一封是《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还有一封是《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这几封通信，不仅反映了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功底以及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也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寓传统文化于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当前的伟大斗争。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是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将历史与抗战相联系，将历史上的民族抵抗主义和历史功绩用于抗战中唤醒民众抗日，并驳斥侵略政策和投降主义，既弘扬了祖国的传统文化，又将发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22日）中，毛泽东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一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的态度如‘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思想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长期思考并在讨论与争鸣之中产生的，但是当这些思想成熟之后，很快地便能运用于实践或指导实践。毛泽东在与张闻天通信中提出了“知仁勇”的两种态度，提出了现实中我们所需的“知仁勇”，提出了现时的“三达德”是与为人民服务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的。这些观点产生以后很快地被运用于动员民众，在同年4月29日发表的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做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的，对传统文化本身的态度，也是为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早在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给朱绍良的信中，就借用纵横家张仪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劝国民党军政要员“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还有后来他要求干部听取不同意见而引用的“霸王别姬”的典故等，既生动活泼，又说明了深刻的道理，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说，毛泽东是充分运用传统文化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
毛泽东关于在新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个反对”、“两个吸收”。“两个反对”是指反对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某些无耻的中国人提倡的奴化思想的文化，包括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复古思想。“两个吸收”是指吸收大量的外国的进步文化，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古文化。
改造旧文化，就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从而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但是，新文化除了新内容以外，还要有民族的形式。1944年4月22日，他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
这就是“两个吸收”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建立新文化的目的。出于这种理念，优秀的祖国传统文化后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三）弘扬传统文化与建设先进文化相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精神及道德生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不好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例如，党内屡次出现的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民主生活不正常，就与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本身缺乏社会凝聚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这也是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得以长期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国，任何想要改造社会，把中国引向现代文明的阶级或政党，如果不重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影响，不能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正确地改造这些传统文化进而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并使新思想、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成为易于为中国人民接受的东西，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在对待祖国传统文化中有以下基本思想：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它的精华与糟粕、优点和缺点是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因此，要科学地鉴别传统文化的优劣，就要有科学的思想武器，这个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自然也是我们驾驭传统文化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形态，它只有渗透到各个层次的文化形态中去，才能发挥理论指导的巨大作用，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二，把弘扬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结合起来。我们探讨党在思想建设中运用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方法，就是要探讨哪些传统能起作用。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加以整理，把它与党的思想建设的要求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民族形式。
第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反对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光辉灿烂，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以为是国粹便抱住不放全盘吸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如果像有些人那样给予全盘否定，成为民族虚无主义，也是唯物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
四、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论》是从“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大目标出发论述文化纲领的。文章首先从哲学的角度给文化下了定义：“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这是一个中国化的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毛泽东这个关于文化的科学定义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一光辉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探求先进文化的立论基础。直到今天，在党的文献中谈到什么是文化的时候，一直沿用毛泽东为文化下的这个定义。
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民族的。这个新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民族尊严和独立，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要求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但它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学习。
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需要认真清理、加以继承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了解，都要学习，都要研究。
大众的。它必须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的文化。这不仅因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普及提高，还因为民众也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为达到文化为大众服务的目的，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首先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及时准确地反映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引导民众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必须正确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力求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同时，文化必须加以改革，语言必须接近民众，形式必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这个方面的内容和属性，彼此之间是有机联系、不能割裂的。由于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其性质来说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索
1.文艺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又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可见，文化为人民服务是与党的宗旨相互贯通的。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什么人和怎么为的问题之后，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建国以后，群众性的文艺运动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工厂、下部队，文艺创作的面貌焕然一新。
2.“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明确方针，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化方针，是一项重要的创造，是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探索。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他说：“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同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是我们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100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方针。
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概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我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四）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五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五条标准，和我们今天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大致相当的，而且其中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邓小平后来也多次这样说过。
毛泽东还认为：“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开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基本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几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都是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