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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监狱探访郭于敏之前，也曾打监狱旁边路过，知道是关犯人的地方。除了墙头绕着铁丝网，跟别处没啥异样，都是个“单位”。可探望之后，感觉就大不同了：那墙、那门、那黑漆漆的大铁锁，都觉冷硬、威厉、沉寂寂的重，锃亮的镀光锁环，仿佛发着寒光、锁着冷气。
天堂和地狱，我此前总觉是空渺遥远的距离，这时却顿觉连得那么紧，仅隔一堵墙、一道槛或一扇门。
谁会想到呢，阔别三十年，竟在这鬼地方重逢。我印象中的他仍是插队时的样子。那时，他高中毕业被选进县委机关。虽是打杂的差使，却比我们下乡强多了。他常到汇龙村来，找宁立本和石光亮玩耍。穿着雪白的衬衫，乌黑的长发飘洒在头上。我们呢，在村里没条件洗澡，头发干巴巴地粘着片儿，见天干活累得要死，懒得洗衣服，总是脏兮兮的、皱巴巴的。每次来，他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永久牌”的，漆亮的钢架，轮圈和辐条一闪一闪发着耀眼的光，真让我羡慕得慌。
我大概知道，他后来考上省农学院，跟钟梅韵分手后恋上苏琪。毕业分配到省委办公厅，一直混到正处级。接着到郐县挂职，干了几年********，被提拔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入狱前是正厅长。在我们那群朋友圈儿里，数他混得最牛气。我见过他当厅长时的照片，西装革履，仪表堂堂。
跨进监狱的大门，我脑子里的他仍是照片的模样，怎么都想象不出他穿上囚服、剃个光头会是什么样子。
我是以记者身份去探访的，可直接走进监狱会见犯人。通过门岗室时，狱警突然伸出胳膊拦挡了下：“且慢，手机掏出来，里面不能带这个。放这儿，就放这儿！”这才猛然意识到，现在不是去拜见“郭厅长”，而是去探访囚犯。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包括探访者，通讯也要受到限制，不能随便打电话的。
监狱的院里很开阔，有树有花有草，不是想象的那么沉寂。一些囚犯在干活———我没留意都在干什么———一律光头，穿着灰囚服，低着头走路慢腾腾地，有些呆滞木讷的样子。他们见我是个“外边人”，眼睛猛一闪亮，转瞬即失，就像死灰中的火星，忽闪下灭了。我稍觉凄冷，不由想，“郭厅长”也这样么？
我走进值警办公室，狱警挺客气地让了座。我递过支烟，他友好地一笑，接了，可转脸露出职业性的严肃，对另一个值警发话：“去，把郭于敏带进来！”
一个“带”字，我猛觉不适应，但马上反应过来，哦对了，他是囚徒，不是“郭厅长”，不配用“请”字的。过了会儿，门外响起脚步声。我站起来准备迎接，但郭于敏并没推门进来，而是先听到一声口令：
“报告！”
“进来！”
经过报吿批准，他才出现在眼前。倒没剃光头，留着短发（监狱对剃头并没硬性规定），满脸胡楂，一身囚服。我不由一怔：他的短发和胡楂已花白了，五十来岁也该是这样，可比着照片上满面红光、焗着油的乌亮长发，明显苍老许多，像个老头子。他对我并没显出太多热情，仅是微笑着握下手，笑得倒很自然，看来对这处境也适应了。
“坐，你坐你坐。”
我先给他让了座，也留意没说“请”字。他仍站着，没敢坐，忽一转身说：“我给你们倒杯水。”说罢端起桌上的茶杯，先为狱警续满了水，很恭敬地捧过去，低声下气地说：“陈干部，您喝水。”在监狱里，犯人对所有管教人员都称“干部”，以示尊重。类似老百姓去行政机关办事，对工作人员都称“领导”一样，有点巴结的味道。然后，他才拿过一个纸杯，准备给我倒水。
“你坐，我来吧。”
我抢过杯子，让他坐下。他仍没敢坐，瞟了一眼值警。意思是，我可以坐吗？值警摆下手：“你坐吧，坐吧。”他得到允许，才挨着我坐下来。
我说不出的滋味儿。这还是曾经呼风唤雨的********和厅长么？不，那影子早已剥得净光。他给普通狱警倒茶，都带着巴结的样子。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先问下日常生活，比如吃得住得如何？身体怎样？其实都是废话。监狱，关进来的人是接受改造，苦熬刑期，吃得住得又能怎样？但他瞥了一眼狱警，不敢说别的，只说：“都还行，都还行。”
到这一步了，不“还行”也得行。但对他来说，最难受的还不在于吃的份饭量小、粗糙、没油水，也不在于住的窄拘，拉屎撒尿都受监控，而是跟偷盗、打劫、强奸之类的罪犯关在一起，对他是最难承受的痛。说到这个，他忽地闪出了泪，声音发起颤抖哽咽：
“都是些社会渣子啊，你能想象到……”
是的，我能想象到。他是有“身份”的人啊，跟流氓无赖关在一起，甚至遭受他们管制、打压和戏弄，能出现什么情景呢？当然不难想象。他平时不抽烟，我只管递上一支。他也想解闷儿，没拒绝，但拿烟的动作很笨拙，不是夹在两个指头之间，而是五指并拢地捏着捂在嘴上。他猛抽了两口，呛得一阵咳嗽，憋出两眼泪。
2
我听说过，他是在发表讲话后被“双规”的。
那天，召开全省城乡建设工作会。他讲得很精彩，台下阵阵掌声。讲完后，他微笑着轻点下头，算是对掌声的回谢，这叫尊贵派儿，轻点下头即可。然而，他走出会场门口，一辆面包车在等着。为给他留面子，等参会人员散尽，车里人才跳下来，很礼貌地跟他握了手。
“郭厅长，我们是省纪委的。有个事，得请您配合调查一下。”
那人说着已拉开车门，摊开右手，做出“请上车”的示意。他脑子轰地一下，蒙了，刚在台上的神气顿然散尽，脸皮嗖地拉长下来，两腿软软地迈进车里。头被车门顶沿碰了下，一缕长发抖散在脑门上。很难想象，刚从主席台下来，碰上这茬事是什么心境。
那是他最狼狈的一刻。他说，当时脑子轰地一片空白，凭着直觉，他预感到出事了，也意识到要调查什么事———前些时，房地产老板胡世魁犯了案子，而他在一年多前，为谋求正厅长位子，去给管组织的省委韩副书记行贿。当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便以儿子出国上学的名义，向胡世魁索要了一笔巨款。此刻，他立即意识到，很可能是被这个案子牵进去了。
面包车在大街上穿行。他望着窗外熟悉的街景，故作镇静。他很清楚，这事若坦白出来意味着什么。他开始打主意，先是坚决否认，实在扛不住呢，便说是“借”的。他幻想着，韩副书记会出面干预来保护他。但他不知道，******早已接到举报反映韩某贪赃卖官，正悄然开展外围调查，他自身都难保，怎来保护他呢？
面包车正行驶着，忽见一辆电动车横穿马路。司机赶紧急刹车，幸亏没撞上，车里人都吓得惊叫。他脑子急速地盘算着如何“配合调查”，竟没注意到这个，木头人似的，咚地往前座后背上撞了下，没感觉。
进入调查后，办案人员连夜轮班审讯。大灯泡照着。他打不成盹儿，精神高度紧张，以至疲劳发木，感觉脑袋就像长在别人头上，自我意识无法控制。对那笔巨款，他做了坦白交代，细节说得很详实，捎带着，把逢年过节收的财物还“吐”了一堆，包括两盒高级月饼和一箱苹果，都没漏掉。
他搞不清是在什么地方“配合调查”，只知是个宾馆。吃住条件倒不差，却睡不着觉，更吃不下饭。糊里糊涂过了些天，明显消瘦、憔悴。后来移送到看守所，他不糊涂了，知道已进入司法程序，下步，等待的是判刑。
从进看守所那天起，他的身份已经变了。“配合调查”时，办案人员还称“郭厅长”，在这儿，便直呼“郭于敏”。这多年，他随着职务变化，满耳都是郭处长、郭书记、郭厅长的叫，猛听见直呼其名，有点儿不习惯。
从宾馆移送到看守所，他已从厅长沦为犯罪嫌疑人。
走进看守所大门，先得检查随身物品。接着进入医务室，衣服全脱光，称体重、量血压、问病史，然后还得一丝不挂地转几圈儿，看有没伤残处。说是健康检查，实际是建个身体状况档案，就像寄存物件，看看接收前有什么破损处，得标记清楚，万一发现有什么毛病，证明不是在这儿弄坏的。
此前，他享受着正厅级待遇，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漂亮护士引领着串科室，医生点头微笑着：“郭厅长您坐，请坐。”临走，院长还会讨好地送些常用药，当然不用掏钱。在这儿，统是冷冰冰的脸，他被命令着脱个精光，还得把兜里的东西全掏尽，一分钱都不能带进号子里。至于掏出来的东西是否还归他，鬼知道呢，也不敢多问。
随着衣服扒光掏净，他强烈意识到身份的转换。面对众多审查的目光，他难堪至极，不，那不是把衣服剥得一丝不挂，而是剥去了厅长的尊严，一点儿不剩。
他被送进了监房。狱警离开后，不知是必要程序，还是牢头有意戏弄，说是还得检查，让他再次脱光。妈的，哪儿是检查啊？分明是侮辱性地给个下马威。牢头喝令他光溜溜地转圈、蹦跳、蹲站。据说有的犯人进来，牢头看不顺眼便使劲日弄，直到他累得蹦跳不动。
所有犯人跟着牢头起哄，就像耍猴儿。他很无助又不敢抵抗。还好，牢头不知是见长得文弱呢，还是这天心情好，没狠劲发难，仅让他转了三圈，蹲站和蹦跳了几下，便把堆在地上的衣服往他眼前一踢：
“去你！以后记着，听老子的！”
几经折腾，他彻底没了厅长的尊严———不不，他是囚犯，连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都被剥夺了。牢头原是小包工头，手下领几个民工，走乡串村揽些泥瓦匠活儿。有次瞄见个婆娘很迷人起了淫心，夜里翻墙去强奸，犯了案子。就这么个牢头，堂堂厅长得听他摆弄。他蹲下身子拾衣服，鼻子一酸，唰地淌下两眼泪滴在冷硬的地板上。
3
案子的起因是这样。那年春节前，省建设厅长已到退休年龄，过罢年就要卸任。他当副厅长才刚三年，资历浅了点儿。可这次机会抓不住，再耽搁几年，即使升了正厅，下步升副省级就没了年龄优势。他的野心不是混个正厅了事，还有下步、下下步。为这个，他向胡世魁索要了那笔巨款，去给韩副书记“拜年”。祸根儿就在这儿。
但谈起这桩案子，他不说是想往上爬才惹的祸，反倒怪命不好。好像有种神秘力量支配着，使自己遭此一劫。实质是，他把责任转嫁给外部力量，逃避面对自己的真实动机。也许能减少些悔恨，心里好受点儿？这样的话，也好。
我压根儿不信命，可眼看他沦落到这境地无法较真，总不能说：“这不怪命，全怪你自作自受！”这叫什么话？我只能跟着点下头：“是是，这是命。”
他似乎受到鼓舞，试图进一步证明是“命”，说，往省委大院送那笔钱时，其实很不顺。他跟韩副书记的秘书联系过几次，秘书总说：“已跟领导说过啦，等着吧，随时电话通知你。”他等了好几天。
这期间，他母亲因跟儿媳苏琪合不来，孤身在县城住。寒冬腊月天，老人咳嗽得厉害，整夜睡不成觉。他晚上跑回去过几趟，送点儿药，然后再连夜赶回省城。据说，省委正酝酿干部调整方案，年后就要正式研究。春节一天天临近，他怕那张存有巨款的银联卡送不出去，错过这班车。为这，他眼看母亲病得不轻，不敢在家照料。
接连几天，他一直守在办公室里，专候着那个召见的电话，以便随时跑过去。领导是不会老等着他的，万一赶迟了错过呢？他在办公室等候得心神不宁，坐会儿站会儿，摸摸这动动那，以至引发焦虑性的生理反应，频繁去撒尿，但却多是在小便池旁呆立会儿，半天挤不出一滴尿。他去了无数趟厕所，仍没等到那个电话。
他很感懊丧，心想，早知白等几天，还不如在家伺候老娘呢。想到母亲，他转念恼恨起老婆来。前几天，他是不敢远离省城，想让她回去照料母亲。而她根本不愿伺候婆婆，多年都这样，大吵一架也没把她督回去。此刻，他从厕所出来，拉着裤子拉链边走边嘟囔：
“这臭婆娘，真她妈的指靠不住！”
他回到办公室往桌前一坐，重又陷入等待的无聊和烦躁。突然，电话铃响了，他赶忙抓起话筒，以为是那位秘书打来的。但不是，却是胡世魁打来的，说是约市建设局的王局长吃饭，想请他出面作陪。八成是说立交桥投标的事，想揽个大工程。他正烦呢，没心情应付这场面。胡世魁又逼了一步：“哎哟喂，我是扛着你大厅长的面子，才约定了王局长。你不去，我下不来台呀。”
他烦这种商人习气。刚给你个好处，转脸就得求回报，得再帮他捞一把。可人家刚送来那么大一笔钱，如今还在口袋里装着，让你赏脸陪吃顿饭，好意思推辞？他烦得直拧眉头，却对着话筒故作爽快：“好好好，老弟的事，再忙也得去，一定去！”
那晚他喝多了。倒不是为给胡世魁办事，而是心烦，借酒解闷儿，一杯接一杯往肚里灌。散罢席，他已醉得站立不稳，踉跄地走出饭店门口，猛地打个趔趄，咕咚跌倒在台阶上。还好，没伤着骨头，把脚崴肿了。
次日上午，终于等到韩副书记召见。他走路还瘸着，步入省委的办公楼时，他是扶着楼梯扶手一瘸一瘸爬上去，又一瘸一瘸走进领导办公室……后来，那笔巨款果然使上了劲儿，过罢春节不久，他接任了正厅长。可他万万没想到，刚坐上厅长位子一年多，屁股没暖热呢，竟被“请”进了那辆面包车，从此再没回头。
他回忆着整个犯案过程，越想越觉是“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