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乘车路过当年“五七干校”的旧址。昔日的稻田正变成鳞次栉比的楼群，而干校门前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已经为斜贯西南与西北的高速公路所代替。然而，纵是千变万化，刻印在人们大脑中的非常记忆是不会因此而磨灭的。当然，死亡与绝对的健忘症除外。
“五七干校”，是一个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性名称。至于如何评价它，因我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况且对于当年发生于其中的一切事件，也缺乏重新反刍的兴趣。所以，姑且省略也就是了。
然而，在那里结识的一些人，特别是某些具体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还是不会完全淡忘的。今儿个乘车经过，便都一一浮现了出来。其中最清晰的一个人，既不是彼时名气最大的“牛鬼蛇神”，也不是飞黄腾达、一夜权倾半城的走红干将，而是一位虽亦属老干部却相当不自重浑身“伤痕累累”的被批判对象。他的累累“伤痕”不是因为严刑，也非皮肉之伤，而是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名声上的诟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作风问题而打入“牛队”的。在那个时代环境中，这类问题比之于政治问题更臭、更令人嗤之以鼻。
他名叫郑雅，男性，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半年后参加革命。苏鲁豫皖四省之交某县人氏。自幼爱好音乐，参加革命后又在根据地的艺术培育学校学过作曲业务，因此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解放后进城被安排在文联下属的音协工作，曾先后任省音协创作组长、秘书长等职。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大学毕业也分配在这个省文联一家刊物做编辑工作。虽也与这位郑君打头碰面，但因部门不同，行当殊异，所以基本上没说过话。在我来此不到两个月后，有那么几天中，会议室里的气氛颇为严肃，所有的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都一个不漏地到此开会。我因为不够十七级，尽管是党员，也不能参加。不过，在那几天里，当我从会议室门前走过时，总会听到里面大呼小叫，发言者的声音很高而且非常使劲，偶尔还能听到直呼“郑雅”的名字，猜想可能是与郑雅有关的事。
果然会后几天，听编辑部内一位并非党员却消息灵通的女同志悄声告诉我们：“郑雅老毛病又犯了，跟一个在外地工作的他过去文工团的女下级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而且有了身孕，人家那女的和她的丈夫堵上家门来向他要说法。他不承认孩子是他的，双方争吵起来，郑雅的老婆一气之下反映到我们文联党组。这几天的会就是对着郑雅这个问题开的。郑雅承认自己犯了男女关系错误，但不承认孩子就是他的，还说那对夫妻成心要讹他。是不是他的种儿，最终也弄不清。只听说党组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原来的十五级降到十六级。嗐，这个郑雅反正是狗改不了****！”
女同志的话说得是狠了些，但是郑雅作为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总是改不了“那方面”的毛病也着实遭恨，对他自己来说也太不值了。
自那以后，偶尔见到郑雅，也总是耷拉着脑袋。但有一个习惯他是不变的，就是一年四季戴着帽子，只不过冬天戴的是黑呢子干部帽，夏天戴的是浅灰色纱笼干部帽。也算是他的一个标志性装饰吧。对于这一点，又是女同志潘巧梅做出了权威性解释：“郑雅别的都不怕，就怕落丑。他早就谢顶了，整个脑袋只有中间高地有几根头发拂动着。为了遮掩，他才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
也许是因为妻子举报他的怨气，这一时期的郑雅一直在“闹家务”。他的妻子在省立医院当护士，双方都是“二婚”。郑雅原先在老家有原配，还生有一个儿子，进城不久就离了，随后便和现在的“爱人”结了婚，又生有一个女儿。就在近几天，他的“爱人”频繁地来单位找党组书记，提出要和她丈夫离婚。理由嘛，除了他对婚姻不忠之外，更有一个许久以来不便启齿的情节。她说：“郑雅简直就是一个畜生，在“那方面”叫人受不了。尤其是他这回“犯事儿”之后，对她变本加厉，中午在单位短暂的休息时间，也得叫她回家……“他简直成病了，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这些情况，是因为后来我们编到一个支部，支部书记在通报党员思想情况时，不能不透露一二的。
不过，有关他妻子提出离婚的一节，估计党组和支部领导还是从安定出发，给郑雅夫妇双方做了工作。又过了一段，不再见他妻子往文联党组这边跑了。
一晃又是两年，到了“****”前的“四清”阶段，听说郑雅因为某个部位要动个小手术，从“四清”前线请假回来，住在市立二院。然而不久，又传出郑雅“犯事儿”了。大致情节是：住院时，负责打针的护士举报他，说他对那位非常年轻貌美的女护士说“你很适合唱歌”，接着就要检查人家的“横膈膜”，借故将手伸向不该触及的部位……岂能容忍，那女护士毅然决然地来到文联党组揭发了他。
但因为“****”山雨欲来，机关正常工作已受到波及，党组领导已无暇正式处理此事，似乎暂时搁置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风暴越刮越紧，大的方面揭出了“三家村”“四家店”，接着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几位闻风而动的急先锋带领下，群众自发地起来了。郑雅由于老账新账一起算，自然是首当其冲被横扫，灰色纱笼帽被抛进垃圾桶，代之以纸做的高帽子，被游街示众，一面由他自己敲锣，自报家门：“我是大流氓郑雅……”然后是群众震天动地的口号。不必说，我也在群众的队伍之中。我原对郑雅其人并无好感，但眼前这么一弄，却丝毫不觉得有趣。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早期揪出的“牛鬼蛇神”已被“造反总部”搁置一边。我们单位的“造反总部”非同一般，由于一些特殊关系使然，此“造反总部”很快变成江青麾下的本地代理人直接操纵下的组织。由于我在“****”前写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揭资”小说，不经意间“火”了一把，着实响声不小。但在运动深入之后，却又糊里糊涂地被定为“为资本家涂脂抹粉，为中国赫鲁晓夫鸣锣开道”的特大“毒草”。作者被揪出，记不清多少次的拷打、揪斗、“坐飞机”，群众****无限期地关押，直到送入“五七干校”……
在干校里，本单位“牛队”共五十多人，其中也有郑雅，不过这时他正是“死老虎”，基本上不再过问。加之他手巧，会做木匠活，由此还得牛队“司令”小甄的优待。使我没想到的是，我竟和这位“三八式”成为“同学”。不过，我是“重犯”，与他不在一个等级上。
最初的一个阶段，他在我面前，颇有高人一等的姿态，轻易不理睬我。有一次，当牛队甄“司令”发动全体的“牛”们集中火力批斗我，主要是“打态度”，迫使我彻底“低头认罪”，郑雅也是非常积极的，有竭力好好表现的意思。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从郝荧光在运动中的整个表现来看，他是个怙恶不悛死不改悔的黑线分子！”过去就听说郑雅好“跩”词，果然了得！问题是他将“怙”（hu）发成了“姑”的音，将“悛”（quan）发成了“俊”音。当时我只能听着，哪里有挑剔的心气儿？不过，尽管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察看甄“司令”的颜色一眼，也未得到那个昨日烧锅炉的临时工的表扬！
但转机是在一次全体“革命群众”批斗我的大会上。当时全体被****对象都在门外撅着屁股听着，一副有罪不敢抬头的模样。在发言者中，有一个“站出来革命”而得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认可的老干部唱白脸，诱导我“不要一意孤行，自绝于革命群众”，他还说：“你本来是根正苗红，有半部比较光彩的历史，干吗要跟着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条道走到黑，对抗无产阶级**********？”这位老兄在发言中，无意中从另一面“泄露”了我自小走过来的道路，无形中对郑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证明是在那以后的一次干活时，由郑雅拉锯破板材盖新牛棚。他瞅瞅四下里没有别人，便小声对我说：“我原来对你的历史不了解，原来你还是个红小鬼呢，这一点一下子与我拉近了不少。我虽然没你的出身成分好，可是我十五岁就背叛了富农家庭参加了革命。”我当时也只是含糊其辞，生怕他掏出我的心底话，然后好报上去“立新功”。
不过，从那次以后，他对我的态度确实明显好转。在一次“牛”们自相批判的例行“交心”会上，他又一次劝我“端正态度”，承认自己确实是犯了“严重错误”，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他颇带感情地说：“当我看到小郝炮制了毒草还执迷不悟，我很痛心。按说他是不应该这样的，想想自己的过去，赶快醒悟，可不敢在对抗**********的错误道路上继续滑下去……我很为小郝同志痛心。”他又加重语气说，“请注意，我还称你为同志。”说实话，当时还真的有几分感动了我。要知道，这还是要冒点风险的啊！因为，他这样说，是绝对不符合一心要置我于死地的人的口味的。
不久，甄“司令”派我和郑雅到干校墙外挖土抬土，用来垫平南北两排房之间比较低洼的通道。抬筐很大，扁担又短，这倒拉近了我们俩之间的距离。一出干校北门外，他就开口说话了：“小郝，我原来看不出，你表面上的一个书生，当年还是嘎子、海娃式的人物，听说你在国民党占领县城的时期，几次进城侦察炮兵阵地，差点被抓住。我这人别的事儿不会使我流泪，一说起当年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不论是谁，我都会感动的。”但这时我却没心情谈这些，只是淡淡地说：“戴罪之身，不堪回首。更何况我再怎么也是资历浅，比不得你们这些老革命啊。”他在土坑边放下抬筐，抿着嘴笑着说：“啥老革命，也就是多吃了几碗干饭呗！”虽这么说，他还是很高兴的。我注意到：每当他比较得意时，他总是嚅动着嘴唇，好像在无声地念念有词。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那双细长的吊眼也增添了一些善意的神态，冲淡了平时人们说他天生一双色眼的邪性。
挖满了筐，将要起动时，他显然是诚心诚意地说：“小郝，我的身量比你高些，所以你在前，我在后。”我答应下来，但在抬的当中，我一回头，见他用手捋着筐绳，让了一小截扁担给我，分明是减轻了我的负担。我急着说：“老郑，你别让棍给我，我比你年轻。”他却不以为然：“别看我比你大十岁，力气不见得比你小。”这回就这样了，但下次抬土时，我执意在后面，也让了一截扁担给他，算是不偏不向，两下里扯平了。这样互相让的配合，竟引起不怀好意的人的注意。“造总”的女“勤务员”看了就吹邪风：“嗬！他们哥俩倒成了配合默契的搭档啦！”
所幸，此后气候有点转暖，这年“五·一”节“造总”宣布：“牛”们可以回家过两天大礼拜。而且以后每两周照例回家两天，以示“革命人道主义”。这样，我与家人隔绝两年后终于能够无尽辛酸地会面了。
但干校与市区之间有三十华里，后二十里有公交车，而前十里只能步行。第一次“放假”之后，凡是有自行车的都骑了来，以便下次骑车回去。而我没有自行车，也不会骑，只能步行。后来我的同命运老朋友老程和“牛”友郑雅体恤我，这十华里的路程便由他俩分担“包圆儿”，免得我拿步丈量。我自是感激他们二位，老程不必说，“****”前就交厚，他本来只有一点小“问题”，但由于与我没有“划清界限”，不肯认真揭发我的“罪行”，被“造总”一号“勤务员”一怒之下就打入“牛队”，但他好像也无怨无悔。郑雅却不同，他原先对我很敌视，后来变化了，对我还相当温和，甚至同情。可见他骨子里还是有善的一面。
这种“过渡时期”又过了半年，要处理这些****对象了。我被“下放”到市郊工厂，在那里当了一名钳工；老程全家下放郊区农村接受“再教育”；郑雅毕竟是个“三八式”老干部，可能有些优惠，留在市里群众艺术馆，负责展览事务。
就这样，一晃几年未见。有一个星期天，我进市里去买些日用东西，在全市最大的商场门口与郑雅邂逅。他看来心情不错，和我说话又嚅动着双唇，好像总在品咂着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相互询问相熟的人的去向。我再一次表达对他的感谢之情。他摆着手连连说：“客气了，客气了，你我都是打小参加革命，就冲这一点，我们彼此的心还是很近的。”分手时，只有一件事我想问但没好意思问：他最后到底离婚没有？
“******”倒台后，我完全得到了“平反”，不久，调往北京工作，结束了多年夫妻分居的生活。在与老战友老程通电话时，我曾问他郑雅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又出事儿了，不过这回出了大事，他犯案了，因在居区大院内猥亵幼女多名，被判了八年徒刑……”我听了半晌无语，心里涌动着不知是何种复杂的滋味。又过了些年，还是从老程那里得知：郑雅服刑出来后不久就因癌症去世了……
我当时就想过，如从他生前的某些行径而言，的确使人深深感到遗憾，甚至是不齿的；但如谈到对我曾做过的，我还是觉得有丝丝温暖。我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生前一些改不了的顽症，究竟是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还是不良的甚至是犯罪的丑恶心理所致？最后我还是觉得根源于其人不自制不自律，良知不能战胜心魔。此种劣性品质作祟的结果，也因此导致他废损乃至毁灭了半生，总归是令人痛惜的。
不过，在众多的我认识和相熟的人当中，不论是处境得意的还是没混好的，出色的还是一般般的，男的还是女的，正当盛年还是已趋耄耋的，说实在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其形貌不时在我眼前闪动的，郑雅还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也不知是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