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和蛇在墙角乱窜，衣服和床铺间爬满了虱子和蚂蚁，还有溲腐污浊令人窒息的空气，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文天祥。但对他的健康侵蚀最厉害的，是国家灭亡和与妻子儿女生离死别对内心的蹂躏摧残。被囚的第三年，也即至元十九年（1282），他先后病倒了三回。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这一年的正月，他的臀部患痈化脓，并伴以高烧，让他领教了从未有过的痛苦。还有，他原本就有的眼疾也持续恶化，视力衰退得厉害，左眼近乎失明。
经受这一切，他都凭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挺了过来，仍坚持每日读书写诗，以诗明志。三月初，在逃到真州六周年之际，他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写道：“地下双气烈，狱中孤愤长。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五月二日，四十七岁生日这天，又写了一首长诗，中云：“痛甚衣冠烈，甘于鼎镬烹。死生久已定，宠辱安足惊？”几日后的端午这一天，他又写道：“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
在昏暗的土牢里被囚三年，他没有丝毫改变，而今他仍抱定一个念头，一个企盼，就是行刑的刀斧及早砍到自己的脖子上，他好以一死殉节报国，以轰轰烈烈的死与敌酋做最后的一搏。
为此，他在这年春天写了一首《自赞》。这是一首给自己的赞诗，他要在就义的那一天将它置于衣带间，让它借助生命永诀和热血喷洒的力量向世人宣示自己的心志。
但元廷对他的裁决迟缓徘徊，仍在犹豫之中。
这一年的三月，元廷中发生一桩大事，把持朝中大权二十年之久的阿合马被杀了。忽必烈派和礼霍孙与孛罗合办此案，办案期间和礼霍孙被提拔为中书右丞。此人曾为翰林学士承旨，以品性儒雅为世祖所重，任职翰林时，他就曾建议元朝国子学收录汉官子弟，这回当上丞相，仍不拘蒙汉，好任用有才学的文儒。谁是当今最具才识的汉儒？人们自然会想到文天祥，于是一时间“多以天祥为荐”，朝中对文天祥出仕的议论迅速升温。
入秋，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和礼霍孙向他报告了此情。这正合忽必烈心意，他不仅想用文天祥，而且还要重用文天祥。于是在临朝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
“北人无如耶律某（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群臣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耶律楚材是什么人？其人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自小博学汉籍，宋金联合灭辽后，到金朝做官。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陷燕京，成吉思汗听说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向他问治国大计，此后揽为亲用。这位身长八尺的美髯公不负成吉思汗，为蒙古国的发展建立了殊功。成吉思汗曾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忽必烈对爷爷倚重的这位功臣也十分尊崇。耶律楚材死后，忽必烈遵照他本人遗愿，将他的遗骸迁移到燕京玉泉以东的瓮山，即今天的颐和园万寿山安葬。
群臣将文天祥与耶律楚材相媲美，认为他俩是一南一北最好的宰相，可想文天祥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忽必烈点头称许。他要的就是这样的回答。
两年多前，孛罗上奏杀文天祥，他不点头，除了政治需要，除了佩服文天祥忠于所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爱慕其才，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己所用。他渴慕、需要中原成熟发达的治国文化。实际上，早在宪宗元年（1251），自他受命治理汉地开始，他就热衷于学习汉文化，广交汉儒，任用汉儒整饬地方吏治，想着“大有为于天下”。后来他在汗位争夺中击败弟弟阿里不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身边有一个庞大的汉人幕僚集团。夺得汗位后，他尊用汉法，不顾蒙古贵族的阻挠，建立了一套以汉王朝为摹本的政治体制，并任用了大批儒臣。忽必烈跟他爷爷成吉思汗一样，也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
忽必烈一点头，群臣就明白了，皇上不但要起用文天祥，而且将付以大用，有意如舆论所说要让他当宰相。
这对南宋降臣王积翁、谢昌元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大好事。他们迫不及待地给文天祥写信，把这个信息告诉了他，希望他能顺应世变，出任元廷宰相。
王积翁、谢昌元等人是真心的，他们虽身为降臣，却素敬文天祥的志节和才学，觉得他若被杀实在是可惜。而且，他们不希望降臣和忠烈之间的界线划得那么泾渭分明，如果他们之间的界线是非死即生，那么杀一个忠烈，就等于在他们身上加了一码罪过和耻辱。所以，此前他们就曾与留梦炎、程飞卿等人商议，看是否能向元帝合奏，建议放了文天祥，让他去当黄冠道士。但留梦炎的想法不同，他对王积翁说：“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有自解？”嘴上这么说，其实这并非是真正的理由。与王积翁等不同，他与文天祥打交道多年，当年他阻挠文天祥率勤王军进京；次又为避战求和，要文天祥舍近求远援防独松关贻误战机；国难当头，文天祥在前线浴血奋战，他却私自逃回老家终至投降；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后，他又第一个被驱遣上阵劝降，被骂得狗血淋头，可以说，他与文天祥是忠奸两端，文天祥的存在就是对他的痛斥和羞辱。他岂能容文天祥在侧？由于留梦炎作梗，奏请文天祥当黄冠道士的事也就作罢。
对王积翁、谢昌元来说，文天祥若真能当宰相就再好不过了。你想，像他这样的人都能改换门庭，他王积翁之辈就更能心安理得地做官了。但王积翁知道文天祥不肯仕元的决心，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果然，文天祥并不领情，他在回信中说：
诸君义同鲍叔，而天祥事异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而尽弃其平生，遗臭于万年，将焉用之？
文天祥早已自决为烈士，要把他从另一个世界拉回来是绝不可能了。
此处有必要提一下，在此关节处，《宋史》所述文天祥的答复是：“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无论故意还是误解，这对文天祥都是极大的曲解，诚如《续资治通鉴》对此的评说：“按天祥对孛罗之言，唯求早死，岂复有黄冠归故乡之想！论者以为必留梦炎辈忌天祥全节者，因积翁有请释为道士意，遂附会其语以诬天祥耳，今不取。”笔者完全同意其对《宋史》中此节作出的判断。
摆在文天祥面前的，一边是高官厚禄，另一边是刀斧油锅，但选择的主动权却不在元廷一方。文天祥早在三年前就立誓：“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三年前做阶下囚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今引颈殉节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王积翁不能不把文天祥的态度禀报给忽必烈。他怕忽必烈一怒之下杀了文天祥，又上奏道：“文天祥，宋状元宰相，忠于所事。若释不杀，因而礼待之，亦可为人臣好样子。”
这一次，忽必烈没有应答。沉默了许久，才说：“且令千户所好好与茶饭者。”
文天祥却连这个面子都不给。他托人告诉王积翁，也就是告诉忽必烈：“吾义不食官廪数年矣，今一日饭于官，果然，吾且不食。”他把官府送来的好饭好菜都拒之门外，只吃张弘毅送的饭食。王积翁能做的是拿出钱物接济文天祥。被羁大都的南宋福王与芮闻之叹曰：“我家有此人耶！”也拿出百两银子，托王积翁送给文天祥。
难道文天祥终不能为己所用，只能按他自己的意愿把他杀了？忽必烈的耳旁响起了另一种声音，比如麦术丁坚定的声音。新任中书右丞麦术丁，是个回族人，至元十四年（1277），文天祥率同督府军越过梅岭到江西，大败元军，夺回雩都，继而直捣吉、赣各地，激发各路豪杰，打出了一个“大江以西，有席卷包举之势”时，麦术丁适任江西行中书省左丞。他与文天祥在战场上直接交过手，深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深知他在南宋朝野的影响力。为此，只要说起对文天祥的裁决，他每言必杀，快杀，以绝后患。
虽说文天祥掌握着对自身命运的选择权，但既不自杀，既要借助于敌人的刀斧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就义便也由不得自己。文天祥早已对身后事做了安排，在等待就义的日子里，他继续做着这样的准备，完善着每一个细节。
这段时间，他接到大舅曾棐自家乡写来的一封信，他立即写了回信。他在回信中再叙生死志节，“天祥自国难以来，间关兵革，鞠躬尽力，百折而不悔，以致家国俱毙，为之何哉。当仓皇时，仰药不济，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庭，抗辞奉节，留连幽囚，旷阅年岁”。表示自己早死晚死，都将修身以待。此外，把教育文陞的事托付给了大舅，说：“儿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陞侄为子，凡百惟舅公教之悔之，是望。”并就自己的归葬事再做交代，“区区拆骨，已分沟壑，当具衣冠，藏于文山之阳，畴昔舅所指之处也，并哀而窆之”。
这或许是文天祥最后一封书信。麦术丁得知文天祥在狱中写了大量抒发志节的诗文送人，以至“翰墨满燕市”，搞得满城风雨，一怒之下，派人抄没了文天祥的笔墨纸砚，还不够，连书籍和棋具都一掠而空。
杀不杀文天祥？忽必烈的内心和背后一直有两只无形的手在较劲，不相上下。然而，这一年发生的几件事，终于导致了天平失衡。
入冬后的一日早朝，太子真金上奏，要求立即在京师实行戒严，并将瀛国公赵 等赵氏宗室迁出大都。为什么？太子随即拿出截获的一份匿名书，文书上说：“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又说：“先焚城上苇子，城外举火为应。”群臣闻之大惊。有的说，书中说的丞相莫非是指文天祥？有的说，这通书之人莫非就是薛保住？马上又有人说，莫非这个薛保住在谋划劫狱，欲营救文天祥？想起不久前，报中山府（河北定县）有个叫薛保住的狂人，聚众数千，自称是真宗幼主，声言要来劫取文丞相，群臣都以为两事必有关联。
听了太子的上奏和满朝大臣的惶惶议论，忽必烈不会不想起一位叫妙曦的和尚。这位从福建来的和尚善看星相，这年春天，他曾向忽必烈上言说：“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当下正逢其时，难道妙曦和尚的谶语真要应验？
这时，麦术丁又站了出来，力奏道：不如就此杀了文天祥，以免后患无穷。
这时，忽必烈也不会不想到阿合马被杀。这年三月，忽必烈与太子去上都，大都由阿合马留守。益都（今属山东）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趁此机会，合谋杀了阿合马。十七日晚，他们窃用皇太子的仪仗，以太子回京与国师做佛事为名潜入大都。入夜，王著传太子将到，命阿合马到宫前迎接。到了宫门前，阿合马出迎，伪太子找碴儿责问阿合马，王著二话不说，挥起藏于袖中的铜锤，上去就把阿合马的脑袋打开了花。王著在与闻声赶到的卫士的混战中被捕，高和尚在逃亡中也被抓获，均被处死。
闻听阿合马被杀，忽必烈大为震惊。得知枢密副使张易也是幕后推手，他便亲自召见汉儒王思廉，问他：张易谋反，你知道吗？王思廉说不清楚。忽必烈说：造反就是造反，还有什么不清楚的！王思廉说：僭号改元谓之反，亡入他国谓之叛，群居山林贱害民物谓之乱，张易的事，臣实在不清楚。这话忽必烈不爱听，说：朕自即位以来，如李璮之不臣，难道是因为我像汉高帝和赵太祖那样，骤然得帝位吗？王思廉说：陛下神圣天纵，前代之君不足比。忽必烈又问：张易所为，张文谦知道吗？回答说文谦不知。问：你怎么能证明？回答说因为此二人不和。在对王思廉的密询中，忽必烈不但认定张易参与杀阿合马，还怀疑其他汉儒重臣也卷入了阴谋。尤其是他提到李璮反叛蒙古一事，问是否是因为自己骤得帝位，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怀疑自己称帝的合法性不被承认，怀疑在汉臣中是否涌动着企图推翻他的暗流。
王著杀阿合马，虽说是朝中汉臣与色目人（回族人）之争激化所致，忽必烈却从中看到了汉人的民族向心力，怀疑在这个暴烈事件的背后还藏着更加重大的阴谋。而今面对薛保住聚众举事、图谋劫狱的事，他就不能不备加警觉。
忽必烈于是准奏，下令即日在京师实行戒严，撤城苇，把赵氏宗室迁出大都，迁往上都开平以北地区去。
至于文天祥，他被囚大都已有三年，其间为了使他投降，威逼利诱，动情喻理，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办法，但他始终就像一块顽石，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难道这样的人确如麦术丁所说，留下只是个后患吗？忽必烈仍不死心，他知道他用武力征服了宋朝，却未必能征服亡宋的人心，如果能使文天祥投降，他就能借此彻底征服亡宋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