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气有正邪之分，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无形篇》说：“遭时变化，非天之正气，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那么人的正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文天祥认为：“阴阳大化， 缊磅礴，人得之以生。而变化气质，则在学力。”又说：“养其气质，莫重于习……习于上则上，习于下则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星辰之向背，日月之远近，东西南北天地之气，所受各有深浅……而吉凶寿夭变化交错，正自不等。”就是说正气的形成，以及人心中仁义礼智与禀性刚柔善恶之差异，一是与学习和意志的锤炼有关，二是取决于所受的元气深浅之不同。
而一个人如果有了一身正气，就能够“健顺五常之理”，内禀于性，外合于义，至大至刚，循理而动，不为艰难困苦所左右。诚如南宋思想家陈亮所说：“唯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为什么自己能顶住种种挫折和打击，仍矢志不改，仍孜孜以追求人格理想？经过思考，文天祥找到答案了，这就是《孟子·公孙丑上》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自己的行为不是出于激昂的血气之勇与一朝之愤，而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抵御了七气的侵扰而辟百病；正是这浩然之气，这天地间的正气，让自己战胜了在官场和国难中遭遇的重重噩运和磨难，保持了士大夫的气节。
悟出了这个道理，文天祥豪情激荡，灵感迸发，诗情在胸中奔突冲动。他再也按捺不住地翻身跃起，点亮油灯。
可以想象那又是一个夏季闷热的夜晚，此时恰巧一道闪电甩出了一个贯顶霹雳。他抓笔蘸墨，奋笔疾书：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正气存在于天地之间，在大千世界乃是日月星辰与山川河岳的精气，在人身上即为充塞天地的“浩然正气”。一个人的浩然正气，在“皇路清夷”的治世，表现为刚正不阿、坚持直道、宁折不弯；在国难当头，元气磅礴凛烈相激的乱世，则表现为生死不顾忠贞不贰的凛然气节。
立时，一位位节义英烈齐集胸中，浩然正气以悬河倒挂之势，以有血有肉的形象跃然纸上：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十二位忠烈名士，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个个是丹心铁骨，浩行壮举。“太史简”是说春秋时齐国太史记下大夫崔杼弑君的史实，被杀后其弟继为太史，仍不畏淫威直书史实，又被崔杼杀害。“董狐笔”为春秋时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不计个人安危，在史册上记下权臣赵盾弑君之事。“张良椎”是指秦灭六国，韩国贵族张良为报亡国之仇，募使刺客用百斤大椎伏杀秦始皇，事败刺客被诛。“苏武节”则为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历尽艰辛十九年，在北海持汉节牧羊，誓死不降。“严将军头”是说汉末巴郡（今重庆）太守严颜被张飞生擒，誓死不降，说：“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嵇侍中血”即西晋侍中嵇绍在与叛军作战时以身体掩护惠帝，被乱箭射杀，惠帝命勿洗血衣以存念。“辽东帽”为汉末管宁避乱辽东，汉亡后拒绝为魏文帝和明帝所用，皂帽布裙，安贫讲学，隐居辽东三十年。“出师表”是说诸葛亮领兵伐魏，临行向后主上《出师表》，披肝沥胆，竭尽忠诚。“渡江楫”则是东晋祖逖为收复中原，率军渡江北伐，中流击楫立誓说：“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后济者，有如此江！”“击贼笏”事出唐德宗时，藩镇朱沘叛唐，段秀实借议事之机，夺人朝笏，边骂边猛击朱沘，尽忠被杀。“张睢阳齿”与“颜常山舌”，即如前所述，在抗击安禄山叛乱中，睢阳守将张巡被俘后，叛军听说他决绝死战咬碎牙齿，以刀抉其口辱之；后者常山太守颜杲卿被俘后大骂安禄山，舌头被钩断仍骂不绝口。这些人物有的在文天祥的诗作中反复出现。
正是这些忠义节士身上焕发出来的浩然正气，让他们或直笔青史，或除奸削乱，或舍生守节，或复国定邦，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又是一道闪电伴着霹雷猛然推开暗夜擎天拄地。文天祥凝神片刻，旋又笔走龙蛇：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正是这种伟力磅礴凛烈万古的浩然正气，奠定了天地的础柱，维系着纲常道义的命脉。也正是这种清正高洁的浩然正气，鼓舞和激励着自己奉行公道和直道，坚守士大夫的信仰和气节，而今在阴森寂寞污秽腐臭的牢狱除却邪气，高视蓝天白云，从容展读经义典籍，对战胜民族敌人充满了信心：
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 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霹雳轰鸣，闪电炸驰。猛地刹住笔，文天祥犹感精神高爽，体内元气磅沛，澎湃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气伟力。
这首诗就是《正气歌》！
今夜此诗，就是他的那首震古烁今传诵不绝在中国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正气歌》！
此诗词气磅礴、笔势遒劲、格调沉雄、真力弥漫地表达和礼赞了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崇高的精神品质，表达和礼赞了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坚贞的民族气节，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击节叫绝。
如前述《言志》诗一样，有人说此诗受宋诗言理风习的影响，不免有概念化之嫌，胜是胜在思想内容，艺术上则显得粗糙，难有可取之处。对于此说，笔者仍不能苟同。诗的本质在于抒情言志，《正气歌》集中体现了文天祥的这种诗学观，集中体现了他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创作特点。此诗不尚雕饰而大气包举，以血肉生命和痛厄命运融合了情与理，感情真挚而蕴含深厚，义薄云天而韵味无穷，且结构严谨，格律精工，歌之既血气贲张，又抑扬顿挫，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应该说，这是一首有着诗的真生命的诗篇，不愧为作者的又一代表之作，也不愧为一首千古不朽的诗歌经典。
五月中旬那场大雨过后，连续一个多月都是揭不开的穷阴。终于，在七月初二晚间，憋足了劲的老天又下了一场大暴雨。这场暴雨比上次还要厉害，看文天祥是怎么形容的：“浮云黑如墨，飘风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地为低昂。势如蛟龙出，平陆俄怀襄。初疑倒巫峡，又似翻萧湘。”牢内墙壁多处垮塌，地势低处积水成涝，狱卒把南牢房中无法立足的犯人并到北牢房，继而又转到东厢房。文天祥的单人牢里也淹了水，床铺浮动，土墙摇摇欲倒。尽管如此，尽管外面人声嘈杂，他依然躺在床上鼾睡到天亮。
破败不堪的土牢是无法待了，七月初五，犯人被暂时转移到宫籍监。囚押文天祥的单间像是一个大书房，“明窗净壁，树影横斜”，颇为清幽。可只住了短短六天，又迁回了兵马司。先是独处旧址西侧的一间小屋，这里因地势高燥要凉爽些。不久，土牢经修缮勉强可住了，就又回到原先那间湿闷霉腐的牢房。
此后，直到一年多后慷慨就义，他就一直被囚在这间又暗又湿又脏又臭的牢房里。
从赵昺祥兴二年（1279）十月，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文天祥在兵马司被关押了三年有余。在这三年里，他新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集杜诗二百首，亲手编定了诗集《指南录》、《指南后录》和《集杜诗》。此外，还自编了《纪年录》，记载了自己从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到元至元十九年（1282）的一生经历。
《指南录》共四卷。卷一所辑为出使元营，与外敌斗争所作。其中《纪事》一首云：“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表达了天降大任，不负大义的坚定意志。卷二是从临安被裹挟北上，到镇江走脱前的心录。中有《无锡》一首写道：“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表达了对战场失利和恨不英雄的悲愤。卷三的内容是虎口脱险，万死东归的艰难历程。此卷纪实性最强，组诗《脱京口》即用了十五首诗描述了十五难，然而“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拼出一条归路，以图再兴。卷四尽为东归途中和南剑起兵前后的经历和感怀。《指南录》的点题之作《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即见于此卷。
《指南后录》共三卷。卷一又分上下两卷，卷一上以《过零丁洋》冠首，收录了被押海上观厓山海战至被押到广州期间的作品。其中有《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又六噫》、《南海》等篇，抒发了亲历宋亡血泪迸飞的痛苦之情，而《言志》和到广州与张弘范对话所作等几首，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的主题，表达了国虽亡而志节不改的铁石誓言。卷一下是从广州被押往建康，及从建康被押北上之前所作。此辑有对故国的痛悼，有对敌寇的声讨，有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更有“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来事会长”的长啸，对未来寄以希望。自建康北上，至同年年底在监狱中写的诗，编为第二卷。此卷触景生情，逢事感发，饱蘸痛忧与忠愤，倾诉去国离愁，如：“吴会日已远，回首重悠悠。驰驱梁赵郊，壮士何离忧。”抒写不泯心志，如：“不能裂肝脑，直气摩斗牛。但愿光岳合，休明复商周。”卷三所辑诗作，便都是自至元十七年（1280）元旦起，至临刑前的“狱中诗”了。此卷中的八十一首诗作，以《正气歌》为代表，身居囚室，心驰乾坤，“朝登蓬莱门，暮涉芙蓉城。忽复临故国，摇摇我心旌”，用一腔浩然正气彰显了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北人传好句，大半狱中成。”诗家对此卷的诗作评价极高。
所编《集杜诗》如上所述，皆为入狱之初所作。
留存至今的文天祥诗作共八百三十余首。《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集中了后期创作的精华，加上民间士人将文天祥散传于狱外的作品编辑成《吟啸集》，共有五百七十多首。
这五百余首诗都写于德祐以后。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天祥的这些诗，也正是在外族入侵，国家遭遇灭顶之灾，他在奋起勤王及沦为元囚罹遭万劫的惨痛经历中，用燃烧的生命和冲腾的血气，用生命的孤注一掷凝结而成的文学瑰宝。
文天祥自觉以诗记心、记史。而他的诗也忠实地塑造和表现了他以法天地之不息的担当意识和进取精神与困厄和黑暗抗争的光辉形象，歌颂和弘扬了从他生命中迸发出来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人格力量。
人即诗，诗即人。在士风衰败的宋末，他是士大夫的良知和情怀最后的持守，是道义暗夜中的一束强光，是世风晦浊中的一株雪莲。他的一生就是一首大诗，追求之诗，搏难之诗，奋争之诗，勇毅之诗，风骨之诗，血性之诗，生死之诗，信仰之诗。
他的一生就是一首慷慨悲壮的《正气歌》。
同时，文天祥的诗作也创造了艺术上的独特价值。明初宋濂指宋末衰敝的文坛：“自宝庆之后，文弊滋极，唯陈腐之言是袭，前人未发者则不能起一喙。精魄沦亡，气局荒靡，澌焉如弱卉之泛绪风，文果何在乎？”文天祥看得更远，他说：“魏晋以来诗，犹近于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后，条贯愈密，而诗愈漓矣。”他推崇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的十九首五言古诗，“选诗以十九首为正体。晋宋间诗，虽通曰选，而藻丽之习，盖日以新。……惟十九首悠远慷慨，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十九首上，有风雅颂四诗。”在文风虚极之时，他坚持《诗经》以来形成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坚持从前人的艺术成就中吸取营养，从现实出发，以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融铸了娴熟精湛的多种修辞手法，写景、咏物、怀古、言志、抒情，创造出雄浑悲壮的意境和宏衍巨丽、严峻剀切的艺术风格，以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意义，使得南宋末期如同各个历史时期一样拥有了自己的艺术高峰，为中国诗歌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天祥生平大节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极雄赡，如长江大河浩瀚无际。其廷试对策及上理宗诸书，持论剀直，尤不愧肝胆如铁石之目。故长谷真逸《农田余话》曰：‘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惟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观《指南前·后录》可见不独忠义贯于一时，亦斯文间气之发见也。’”此说肯定了文天祥在文学史、诗歌史上的地位。
至元十八年（1281）十二月三十日，文天祥迎来了狱中的第三个除夕之夜。青灯孤影，他独自饮下几杯张弘毅送来的宋酒，微醺中研墨沉吟，写下了入狱后的第三首《除夜》：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他以从容淡定的心情等待甚至是期待着越来越迫近的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