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邓拓的随笔不仅是针砭时弊，思考重要的社会问题，有相当的篇数是他以一个学识广博的杂家，对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问题，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看法。他不是正襟危坐地向社会和读者布道说教，或者耳提面命，故作高深，而是对一些身边事、生活事，娓娓道来，如同夏夜树阴下乘凉谈天，这些内容和话题，见微知著，包罗万象，有文史掌故、天文地理、读书求学、农桑医术、军事棋艺、花鸟虫鱼……就题材而言，这些论题的总和，是一个富有的精神世界和知识天地，是作者以丰富的知识绘就的一幅趣味盎然、启迪人智的长卷。
把文史知识和文献资料引入他的散文随笔中，增加了文章的可谈性和厚实感，而做到这一点没有广博宏富的知识作底蕴，是不可能的；邓拓因在30年代研究过中国古代的经济史，发表过明清两代的经济历史的专著，所以他在文章中关于读书学问、农事生产、明清历史涉猎居多。无论是《贾岛的创作态度》、《杨大眼的耳读法》、《宛平大小米》、《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北京的古海港》等中的有关文化史的掌故，还是考证一些文字学、民俗学的典籍，他博学多识，信手拈来，辨真识伪，自然熨帖，他对农事生产的格外兴趣，是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平民情感体现。他甚至像一个专家在谈论某方面的知识：“养牛的好处”、“椿树的用途”、“甘薯的来历”、“围田的教训”等都是他所关心的；他还提倡“多养蚕”、“种晚菘”……一些生产和生活的内容成为他的文章主题，他并不显示作者的高明，把自己摆在了同读者平等的位置。
邓拓的“夜话”引用大量的史实典故，粗略地统计，他的153篇文章共引述古书、典籍达470处之多，不少的文章引用文史知识和背景材料达十多处。当然不在于引证多少，而重要的是作者在引述中活化史料，进行分析和辨析，并且创造性地将这些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向读者推荐和宣介。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中说，邓拓的文章“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人胜，发人深省，富有知识性、文艺性”。这指出了邓拓随笔的一个显著特色，他把丰富的历史知识熔铸在散文艺术的构造中，广征博引、生发时见、娓娓而谈，形成了独特的政论中见情趣，知识中出思想，融史实、识见、情致和理趣于一体。
在邓拓的“夜话”文章出来后不久，作家老舍先生曾说，这是大手笔写小文章。这种小大由之、以小见大，由小处人手大处落笔，使邓拓这一时期的随笔散文有着知识的弘富和情感的力度，有着论辩的逻辑力量和叙述的清新活泼。在杂文和随笔的创作中，邓拓继承我国杂文的传统而有所创造和发展。杂文作为一种活泼灵巧的文学样式，在鲁迅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针砭时弊、文风犀利真切，熔描写、议论、抒情、引证于一炉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有“鲁迅风”的美称。虽然鲁迅认为杂文是“古已有之”的，但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体裁，是鲁迅的创获。鲁迅用他精湛的笔力，把思想和知识冶为一炉，使杂文创作获得鼎盛，鲁迅杂文论辩的犀利明快和思想的逻辑力量、引证的知识性等，启迪了大批后来者。邓拓正是从这几方面继承了鲁迅及一些杂文先辈们的风格。但是，邓拓的写作是在一个新的时期，他的读者、论辩对象和阐述的事理，都迥异于前。作者自己曾说他的杂文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同鲁迅时代杂文的服务对象不同，同鲁迅杂文的功用大相径庭，从而要求作者在继承鲁迅风格时有所变化，不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固弊常取类型”般的尖锐和冷峻，而是以朋友式的交谈、分析、论述，有如叙述家常，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即使是批评一种思想倾向，鞭挞一种丑恶的现象，作者也以明快而犀利的语言，和风细雨似地展开。用杂文大量地反映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持之以恒地剔除思想上不健康杂质，引导读者从历史的知识中激发对社会主义美好事物的赞颂，这只有在新时代新的人际关系上才有可能。这种服务的目的性和论辩的需要，使邓拓的随笔杂感不是致力于“类型”的创造，而是串联故事史实，从容的引证、明晰的说理，把思想浸入到知识情趣中。作者目光所及，虽然是那一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和道德问题、精神文明以及读书学习等等，但作者谈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不是用教训人的口气，而是有如春风拂面，给人以亲切和蔼之感。严肃的政治命题都是通过平等式的交换意见，阐发作者的爱憎好恶，作者与读者是朋友，是平等的关系。邓拓在同编者一次谈话中说，写文章反对以教训人的口吻，不能采取老子教训儿子的口气，引申典故，谈天说地，让人们在接受知识中获得对美和丑的鉴赏、对照，比作者大篇说教更能使读者接受。邓拓曾批评埋头读书，不关心政治问题的倾向。他写的《事事关心》一文，只是以明代东林党人的一副对联作引子，生发如何处理好读书和关心政治的关系。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先讲述一个历史上的健忘症“典型病例”，然后又从古代医书对这类疾病的医治，通过风趣的史实发掘和引述，讽谕说话办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在有些谈读书学习的文章中，邓拓把自己读书的心得体会摆出来，加深了文章的生动性，又让人感到亲切可信，领略到作者那份真诚。
读邓拓60年代的散文随笔，同那个梦魇般的时代记忆不可分割，联系到中国当代历史的风风雨雨，联系到思想意识的曲曲折折，政治生活的坎坷崎岖，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弥足珍贵的，是渗透着生命和心血的。邓拓的这些对社会人生的感悟和思想道德的札记随笔，虽是大处着眼，但对于那个时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他只是曲折地表达了一个精神世界不断求索者的心曲。一方面，他显示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磊落忠心和赤诚，如同神话中的英雄丹柯，他用自己的手，掏出的是那颗热忱而滚烫的心。另一方面，他又是以这些饱含着情感甚至蘸着血泪的文字，为当代文化史涂上最为沉重的一笔。就是这些流布渐远的杂文随笔，表达了一位正直的新闻家和学者韧性而执著的求索，也奠定了他在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今天，读这些特殊年代里的文字，仿佛看到一个正直的作家用生命和智慧凝结的精神花朵在绽放，她将永远为当代文学史册添彩增光。
在杂感随笔写作的历史长河中，新的时代，社会民主的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给这门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邓拓以他的辛勤耕耘和坚实的劳绩，在继承传统、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新的表现方法方面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创作园地里，杂文作为一枝奇异的艺术之花，曾兴盛一时，马铁丁、龚同文等笔名撰写的杂文，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上的《长短录》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这个艺术品种繁荣发展的趋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这个艺术园地里辛勤劳作、坚守执著、成绩卓著者寥寥。然而，邓拓以他的智越和勇气，以他刚毅的探索精神，向社会和文坛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2.怀念丁一岚先生
丁一岚先生过世已四年有余，早就想写一篇文章，在她去世后不几天，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限于篇幅，没有完全表达我多年来对她的感激之情。后来一直想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再动笔。这几天，翻阅她给我的一些信函，不禁想起了这位慈祥的老人，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新闻工作者。
认识丁一岚先生，是在1980年的冬天。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又是借人民日报社的院子里学习的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里的一些名人、大事，常有所关心，当时，思想解放的运动，有如潮涌，一些“****”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一些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特别是一些文化名人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人们对过去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成了一时的话题。为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我在同原广播学院的教授田本相先生说及到选题的时候，他让我去研究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著名的杂文家邓拓，田教授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现代文学专家，以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和中国现代话剧而闻名，他对当代文化也很有研究。他视我为自己的学生，当年在广播学院的时候，我常到他家去既聆听他在学业方面的教诲，又可饱享口福。那时我是刚来京的单身，星期天常被一些熟悉的老师叫去改善伙食。田老师的夫人刘师母是湖南人，她既热情又有一手好厨艺，我到她家时常常不客气要吃要喝，想来一直心存感激。多年了再也没有品尝刘老师的手艺了，可那份甘甜，至今不忘。我上研究生以后，常常因学业的事找田老师，他也不吝指教，这个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他点拨的。
不久，我开始着手研究邓拓的工作，田老师让我找一下邓拓夫人丁一岚，于是我打听到她的电话后，自报家门地找去了。记得那是一次公事公办的会面，是在她的办公室里。记不清第一次怎么找去的，因我原来工作单位同丁一岚先生是一个大的系统，原来的同事和老师们对丁先生都有些熟悉，就很容易地找上门了。依稀地记得，那天丁先生在她的办公室同我简单地谈了谈，她说关于邓拓的研究没有人去做，也没有太多的现成资料，她建议我多收集资料，也抓紧时间去找邓拓当年办《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的同事和战友，一些新闻界的老报人采访。
初次见面，丁先生给人感觉十分的和蔼可亲，虽然她当时是国际广播电台的台长，有着解放区老新闻工作的资历，可给我的感觉好像邻家一位慈祥的老妈妈，说话不紧不慢，可能是早年从事过播音工作有关，她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让人觉得可敬可亲。初次与她见面，她的和蔼、亲切，让人难以想到眼前的她是一位名人和一位名人的夫人，又是一位在那个年代里实属凤毛麟角的女性新闻界的“高官”。初次见面，她对我表示出前辈的关心，说我同她的儿子同龄，她还很细致地问到了我有没有女朋友等。我当面称她为丁老，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于称先生，她十分认真地说，不合适，你就叫我丁阿姨。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这样地称呼也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这以后没几天，我打电话找她，丁阿姨就约我去她家。那时，她住在前三门的一栋在当时算得上较好的干部楼里。我刚去她家时，还有些拘束，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也就很随意，她把我当成家人似的，在她家吃饭，也是常事。她把儿子邓壮、女儿小虹等都介绍给我，以后邓壮夫妇、小虹还有当时在外地的小岚等我们都很熟。她还将邓拓远在武汉的姐姐介绍给我。大约在1981年初，我回武汉父母家过春节，大年初三，我坐郊区车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当时在武昌县蔡店的邓拓姐姐邓淑彬老人，从她那里了解到邓拓的家世，以及早年的一些生活和学习经历。以后不久，邓拓的姐姐搬到武汉市内中南路住，我也曾去看望过，还帮助丁阿姨一家给邓淑彬老人带去礼物什么的。
每每去丁阿姨家，听她聊天，很放松，有时像是同她合作完成一件事似的。她对邓拓的那份感情让我深深体会到我所从事的工作的责任。我不敢怠懈，紧张地收集资料，跑了不少图书馆，并把我的研究情况向她汇报，向她求教。可以说，我的邓拓研究是从她的书房里聆听她谈话，采访她开始的。坐在她那宽敞的书房里，参观当年的邓拓藏书，看那些收藏的古董名画，寻找邓拓过去的一些印迹。她的书房是一间向阳朝南的房子，一张相当大的书桌，向着窗子摆放着，书房内还有一些古色古香的木制家具，有的据说是邓拓当年悉心收藏的明清红木制品。我就坐在她的对面同她聊天。较多的时候我是带着问题找她，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小半天，她很耐心地与我谈她所知道的资料、她觉得我应当了解的史料，以及她心中的邓拓。有时候，我临时想到点事，就利用休息日去找她，只是打过去一个电话，只要她有空，我就可以到她那安静亮敞的书房里向她请教。那时，“****”查抄的邓拓资料刚刚开始退还，没有整理，她就找一些对我研究有用的资料给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一些可以采访的对象，她又不厌其烦地为我联系，当时，我先后找了邓拓的老同事、老战友。这些在晋察冀时期的老新闻工作者，都已届离休之年，有的远在外地，但丁阿姨还是帮我联系了侯薪、周明、陈春森等人。
与邓拓当年一道跋山涉水到晋察冀的侯薪先生住在北京，可地址不详，丁阿姨多次帮助查问，终于让我采访到了他。对这些活资料，丁阿姨总是不放过，让我尽量多找一些，充实一些。有的采访对象不在北京，当她知道他们来京后，就通知我去找。大连的周明老，每到北京一次，丁阿姨就通知我去同他见面，周明老是个健谈的人，记忆力好，又很风趣，从他那里我获得了不少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