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口述历史》之后
“口述历史”是一种研究、表述历史的新方法。历史作为一种存在，是已逝的生活，它应该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一样丰富；“历史”作为一种表述，因人而异，也应和“现实”一样歧异，可是，长时间以来，“历史”不仅成了帝王将相的历史，而且成了一种确定的、客观的、单一的历史。虽然事实上人们叙述出来的历史并不相同，但常常将其归结为某种歪曲的结果。有“歪曲”自然意谓有客观的、未被歪曲的历史在，而这个“历史”可能现在被发现了，这个被发现的历史这会儿正在自己手里。说来说去，自己理解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所以，虽然反对将历史变成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的历史的意见早已写入伟人的著作，但写出来的历史依然是伟人们的历史，只不过将帝王将相变成领袖、英雄、人民的“代表”而已。所以如此，除去许多已经说出和不能说出的原因外，一个过去人们较少重视的原因就是过去写出来的历史都是政治史。“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自然是政治。政治是国家大事，着眼于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然是大人物的历史，至于这些大人物叫帝王将相还是叫领袖、人民代表，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但生活不是千千万万的人的生活吗？生活里有政治但不只是政治。有人离政治远有人离政治近，小人物离政治远大人物离政治近。生活是不太分大人物小人物的。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生活，这些生活是无法通约、无法由别人“代表”的。“口述历史”的革命性意义就在于它将历史由政治史转向生活史，顺带着将帝王将相、英雄、代表们的历史变成了平凡的普通人的历史。从政治到生活，从大人物到普通人，历史也还原于细节，而细节是走向真实的开始。这也是我有机会参与这项活动、把自己的经历回忆、讲述一遍的原因。
作为地道的小人物、普通人，自己一生平淡无奇。该上学时上学，该工作时工作，该结婚时结婚，该生孩子时生孩子。当了学生当老师，当了老师后又当学生，当完学生后还是当老师。出这个学校门又进那个学校门，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校。过去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常听到的一句话：“你们这个样子，以后到了社会上怎么办！”好像学校不属于“社会”。如此看，我这一辈子就生活在“社会”之外了。当然，老师的意思是你们以后不当学生了怎么办。在学校里当老师和当学生还是不一样的。旧时的剧院里常有一副对联：“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套过来似也可以说，学校小社会，社会大学校。虽不及前者苍凉悠远，多少也包含了一些真实。但学校和处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官场、经济活动第一线总还是有区别的。说自己一辈子远离社会当然不对，但说自己一辈子离社会生活的中心有些距离还是实事求是的。
然而吊诡的是，就是这样普通的小人物的和社会生活中心有些距离的一生，生活却常常被政治充斥了。成人后的生活且不说，幼时在故乡，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按理，应该离政治、离国家大事远了吧？一个小孩子，应该如鲁迅先生说的，“主要是吃、玩、游戏，学些极普通极紧要的知识”，离阶级斗争之类有很大的距离吧？可是，不，不仅不远，而且被整个地卷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割稻挖煤炼钢铁，学习也被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不仅学习的内容而且学习的方法也被政治化，如深入工农兵，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之类。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政治化阶级斗争化了。一些本无疑义的个人生活领域，如日常起居、上学读书、结婚生孩子之类，不是被政治泛化就是被挤压，从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消失了。离开了正常的生存状态，生活被异化，用北京人的话说，叫“拧巴”。我这一生，至少是中年以前的生活，是在“拧巴”中度过的。
存在决定意识，“拧巴”的生活不可能完全不影响到人对世界的看法。进入80年代以后，社会生活渐趋正常，我也重回大学读书并留在那儿工作，因为工作的内容与儿童、童年有关，自己童年的际遇便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对自己现在的思想、情感产生影响。那时的文学批评是盛行本质论的，就是将对象看做一个客观的存在，研究就是去伪存真、由浅及深由表及里地下工夫，在表面现象下找出一个被掩盖的本质。如说“儿童”，就是天真烂漫、幼稚可爱、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类。我也信过，照着说过，心里却不自信，毋宁说还有些抵触。只是一点感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来，可能就是自己的童年生活、自己在童年时代的所见所闻在作祟吧。虽然文学中的“童年”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童年，文学中的“儿童”也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儿童群体，但二者间不可能没有关联。一个人在文学、美学中谈及“儿童”“童年”这些美学范畴的时候联系到自己的童年，或不自觉中受到其影响，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没有童年，谈起童年就唯恐避之不远的人，读到、听到人们将“童年”“儿童”称为天真烂漫、幼稚可爱、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类的时候，有一些抵触，有一些不认同，不能说事出无因吧？
存在是一种启示：“童年”“故乡”等都是建构出来的。“童年”是一段时间，但同样生活在50年代，你的童年和我的童年是一样的吗？“故乡”是一个空间。但同样是那个小山村，一个“文革”中生活在那儿的人和一个改革开放年代生活在那儿的人回忆起来的时候，感觉、印象能是一样的吗？时间是特定空间里的时间，空间是特定时间里的空间，“故乡”也好，“童年”也好，指的都是一种时空体，这种时空体和人的感觉联系着，因而千变万化、千差万别。为什么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中，一说起“童年”“儿童”马上想起的就是“天真烂漫”“祖国的花朵”一类的词？因为它反映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是主流意识形态有意建构出来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大陆政权更迭，新确立的主流意识形态要表明自己的合法性，总是要说此前的时间如何黑暗，现在的治下是如何的光明。将儿童描绘成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就是由这种需要生发、建构出来的。这种建构有其合理性，但也掩盖了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极为复杂的状况。我在自己那个小山村看到的、经历的生活，该就是被掩盖的状况之一。如果说这种状况是极个别的，是历史前进中的偶然现象，那也不足为怪，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但从后来暴露出来的材料看，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如虹影在其《饥饿的女儿》中写的，虽是四川重庆的情景，与我远隔千里万里，却那么的相似。在官方的历史中，这些都被有意地遗漏和掩盖了。但在具体的、普通人的历史中，却是无法遗漏也无法掩盖的。比如我，说及童年，我不说大跃进不说砸锅炼铁不说到处割稻挖煤我说什么呢？具体的存在是谁也无法代表的。我不能代表别人的存在，别人也不能代表我的存在。正是有这样一些经历、经验，使我在感觉上、在后来的文学评论活动中有一种厌恶和拒绝本质论的倾向，这或许是我并不愉快的童年给我的一点馈赠。
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将“童年”“故乡”诗化的倾向。中国的“童心论”，西方的湖畔派，都基于一种浪漫主义文学想象。浪漫主义凸现心灵的自由，主要不是表现现实的生存状态而是表现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他们感到现实的压抑、沉闷、异化、不自由时，就用想象中的童年、乡村予以对抗，塑造出质朴、天真、充满生趣的童年、乡村形象。如此建构的“童年”“乡村”其实是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的。但建构不是建构者单方面决定的，建构是人的主体行为，但如何建构、建构出的结果呈现为什么样的形态，肯定会受到对象的规定和制约。童年、乡村被建构为质朴、天真、充满生趣的形象，是因为它们处在生命、生活的源头，天然地有着与社会、与功利、与现代化的距离，容易被诗化，容易被在现实生活中弄得身心疲惫的人想象成精神的故乡。但这是就“童年”“乡村”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而且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的，具体到每一个人，他心目中的“童年”“故乡”是不是有这种诗化性质，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我的童年是在20在世纪50年代的浙西的一个小山村度过的，看得最多的不是无忧无虑的欢歌劲舞，不是窗明几净中的书声琅琅，而是劳累、饥饿、死亡，是欺上瞒下有组织的说谎，是失去理性的体制性疯狂。这样的时空体是很难被诗化的。这或许就是我初接触儿童文学、看到书上看到别人将“童年”说成无忧无虑、天真稚拙时心里有些抵触、有些异样感觉的原因。
这并不否定将“童年”、“乡村”想象为人的精神故乡的某些合理性。因为童年、乡村本身包含了这种特征，当人们将“童年”、“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与成人社会比较的时候，这种特征就会凸显出来。我们上面说的，集中起来主要两点：其一，不管“童年”“乡村”作为美学概念如何受到生活自身的影响，它们是建构出来的，这和本质论将其看成客观事物的特征是不同的。其二，因为是建构，因为建构者各自依据的文化、心理、生活经验的不同，建构的结果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不能将“童年”、“故乡”的内涵定于一尊。故乡是一段岁月，岁月不同“故乡”自然也就不同。这对不同的建构者、不同的建构群体也提出要求，在尊重自身感觉的情况下，也要尊重其他人的建构，尊重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建构的“童年”、“故乡”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众声喧哗中获得相当确定性的东西，包括将“童年”、“乡村”诗化，将“童年”、“乡村”看做是人类精神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