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是儿童文学的基本主题。成长是一个矢量，有起点、有方向，而且包含了变化，是一个过程，这就必然涉及到时间。红色儿童文学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设计人，预设人的成长，自然就有自己设计、安排时间的方式，这就成为我们理解红色儿童文学的另一维度。
和整个红色文学一样，红色儿童文学在涉及编年史时间时，一般都用公历。这在1949年以后写的、涉及1949年以后的时间自是理所当然。1949年的胜利推翻了原来的政权，“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府在大陆已不存在，新建立的政权又没有像过去的政权一样为自己设立一个新的年号，人们自然按国家的规定统一使用公历了。可在1949年以前，当那时的许多作品与官方保持一致以“中华民国”为纪年时间时，红色文学一般也用公历。本来，自西方纪年方式传入中国后，中国纪年就有了两套不同的谱系：一是用公历，一是用传统的“年号”。先是满清的“嘉庆”“道光”“宣统”，1911年后便是“中华民国”。1949年以前的红色文学坚持用公历而不用“中华民国”，意在回避或拒绝承认当时政权的合法性。1949年以后，红色文学提到这段已成历史的时间仍拒绝使用“中华民国”，也在仍拒绝承认“中华民国”在这段历史上的合法性。至于1949年以后为什么统一使用公历而不像1949年以前一样也改一个什么“元”，然后按这个“元”进行纪年，那自然是一个政治领域的问题而不是文学领域的问题。统一使用公历，包括将整个中国历史纳入到公历的时间谱系中予以重组，是表明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融入以公历为标记的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当我们采用西历来组织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则意味着我们向西方现代化敞开。因此，通过西历来组织革命历史，实际上是对革命的现代意识的认同：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将自己组织到整个世界的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在认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用公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行重组的时候，红色文学也对这一纪年方式进行了改造。“公历”原为“西历”，西历以“圣诞”为纪元开端，然后向后、向前延伸，明显具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特征，这与红色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显然是不符的。但编年史时间是一种公共时间，其使用的人越多，覆盖的空间越大，抽象的程度就越高，内容也就越稀薄。
在红色文学之前，“西历”已因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而成为“公历”，成为一个高度形式化了的作为编年史使用的时间构架，原来的“圣诞”、基督教的内容已被淡化。中国红色文学在使用时不仅突出其“公历”性，从不让人产生与“圣诞”有关的联想，并对其西方文化内容如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批判现实主义、现代派等进行淡化，而且以革命的内容对其进行了置换和改造。这样，一部中国历史，虽用公历，仍成了一部革命史，一部阶级斗争史。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直至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两千年的帝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是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彻底获得解放，当家做了主人。新中国成立后则是抗美援朝、反“右派”、“大跃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三年自然灾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等，红色文学、红色儿童文学就按这样的框架重构了历史，并在这样的时间框架中想象作品中的故事，评价故事中的人物，确定他们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比如，在红色儿童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革命历史小说，大多以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在红色文学里，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指1928～1937年即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段时间。按主流意识形态的描绘，由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暂时陷入低潮、转入农村坚持革命。“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顾实际，急躁盲动，要求立即举行起义，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结果使革命遭受巨大损失。紧急关头，毛主席代表的正确路线挽救了革命，先是在苏区建立根据地，粉碎五次反革命围剿，而后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北上抗日——当人们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指称1928～1936年这段时间时，人们同时就接受这种关于历史的描绘。这正是我们在红色儿童文学中看到的状况。《闪闪的红星》《和爸爸一起找红军》《赤色小子》《北斗当空》等，基本上都是这一语义的展开或为其提供的例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既是一段特定的时间，也是按特定意识形态给出的语境。其他将故事背景放在“解放战争”“十七年”“十年动乱”“新时期”的作品，同样是一个在公历的编年史框架中包含了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内容的设定。这样，我们在使用西历/公历、努力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时候，又抽去了西方文化所说的现代化的一些内容，拉开了与西方现代化的距离，整个红色儿童文学都是在这样的大语境下进行的。
这种背景时间对具体作品的时间设定就构成一种限定。虽然巴尔扎克说过：“时间是什么？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作家可以自己的方式想象、虚构，最大限度地拉开“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二者间只需存在一些重合点，使人们可以经由作品引起对现实的联想而已。但既然将“小说”“钉”在历史的某个时空点上，完全不受其影响是不可能的。童谣、民间故事等常常没有具体的背景时间，或者只是说“从前”“老早”，将时间虚化，似乎不受背景时间的限定，那是因为童话、民间故事等表现较普遍的人性，表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都能认同的、具有共通性的价值，并非绝对地没有时间。五四儿童文学受进化论的影响强调运动、变化、积极进取，且这种变化主要不是从外面强加的，而是来自事物自身的节律，于是就有了对童年的尊重，强调童年在不受外在的社会政治影响下的自由运行。红色儿童文学走的是与五四儿童文学有些相反的道路，主要不是按儿童自身成长的节律而是按某些外在的要求来设计儿童的成长，用外在事件的时间来安排儿童成长的时间。这里所说的“外在事件”主要指革命历史和正在进行的革命和建设，于是，一些与此距离较远、不太相干的时间便自然地受到排斥。比如童话，本是一种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塑造相对虚化的时空以表现超越性价值的作品，这和红色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显然不一致，其在红色儿童文学中的遭遇便要么是受排斥，要么是被改造。改造的结果一是减少诗化童话发展讽刺童话，一是改变传统童话的塑形方式，使其向写实的方向偏转。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总体上是虚化时空、非生活本身形式，但这种虚化主要是借助一个梦的框架，梦境中引入大量现实生活本身的形式，如“红领巾”“少先队”“抗美援朝”等。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0年前后关于“新童话”的提倡。“新童话”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一些人敏感到传统童话非写实的塑形方式和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的要求不一致，要设法进行弥合。弥合的方法就是在童话非写实的形象系统中加入一些写实的因素，使童话在总体保留非写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贴近社会现实。如贺宜的《天竺葵和制鞋工人的女儿》，用一双天竺葵的眼睛“看”一个制鞋工人解放前后生活的变化，天竺葵的“眼睛”是虚拟的，从天竺葵眼睛中呈现出来的制鞋工人的生活却是生活本身形式的。由此，新童话完成了传统童话的虚拟时空和现实时空的结合，在神话时间中渗入现实时间，顺带着也将现实时间神话化了。这也影响到红色儿童文学中一些写实类的作品。如《闪闪的红星》《刘文学》《咆哮的石油河》等红色成长小说，都是按照革命事业的进程来安排人物成长的历程的。没有革命，潘冬子可能只是修水县城里一个任人剥削的小伙计，王进喜可能只是保长杨世奎家的一个放猪娃、一个在油矿上卖苦力的小工，革命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历程，也改变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人物的成长道路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红色儿童文学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是国家大事，其叙事自然是宏大叙事，其故事时间也倾向公共时间，并常常以在主流话语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事件来标示时间。红色儿童文学中的公共时间主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时间，比如用“解放前”“解放后”“三反五反”“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来标示编年史，用“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来置换春节、元宵、清明等传统节日；就是写到传统节日，也用革命内容对其进行改造。如春节，本是一个合家团圆、拜天祭祖、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幸福的日子，也是孩子最快乐的日子。但在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年代，内容主要成了到军烈属家慰问，到经济有困难家庭访贫问苦，宣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清明节本是一个上坟祭祖的日子，经过改造，内容变成为革命先烈扫墓，继承先烈遗志，沿着革命道路继续前进等。在日常生活中，农民本是掐着季节耕地、播种、施肥、除草、收割；工人按着钟点上班下班；学生听着铃声上课下课，在红色儿童文学中，这些划分、度量时间的方式虽然存在但却常常被隐匿、淡化，加入和突出一些与政治活动有关的时间，如学毛著的时间、读报纸的时间，开中队会、请老红军老工人老贫农作报告、看革命电影、唱革命歌曲的时间，到“文化大革命”，则变成开批判会、斗私批修会、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的时间等等。与此同时，自然是个人时间的被挤压。所谓“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所谓“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阵地”，就是将一切与政治和革命不甚有关的内容全部从个人生活中驱逐出去。在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中，小学生罗文应因为“老是管不住自己”受到自己小队的少先队员的批评，而“管不住”的具体表现就是上学路上贪玩差点迟到、回家路上蹲在商店门口看橱窗里的小乌龟、想知道乌龟在雨天会不会感冒之类。这里有一个孩子意志力薄弱、需要改进的问题，也有孩子的好奇心不应被过分挫伤的问题，不管是哪种，都是一个孩子的个人生活的问题，不应放到少先队里由队员们来讨论，而故事是由孩子们给在朝鲜的志愿军叔叔写信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说罗文应是在听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后，受了教育，才终于改掉自己坏毛病，跟上集体前进的步伐。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罗文应自己的兴趣、爱好，罗文应自己的世界被忽视、被排斥了。在红色儿童文学中，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时间公共化的另一表现就是对个人心理时间的挤压和排斥。心理时间是最个人化、私人化的，尤其是带潜意识特征的个人心理，不受外在的现实时间的制约，上天入地、过去未来，大多是隐秘的、不规则的，尤其是个人心理中的非理性是非常不符合红色意识形态的要求的。红色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偏向排斥个人心理时间，主要因为红色儿童文学偏向宣传、教育，宣传、教育要用某种集体意识去塑造个人意识，要受宣传受教育者听懂、听明白，所以要尽力把话说得单纯、清楚、意思明确、无歧义。红色儿童文学不仅在表现对象上重故事轻心理，而且按故事时序安排叙事时序，使个人的心理时间在集体的公共时间中得到整合。在《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妈妈为掩护自己的同志，被保安团的胡汉三抓住吊在树上用火烧死了，当人们将她临死时的情境讲给潘冬子时，作者对潘冬子心理的描写是：
这时，我的眼前像燃起一堆火，在那火光里我看见了我妈妈：她两只眼睛大睁着，放射着明亮的光彩，她的一只手向前指着，在她的手指下面，胡汉三害怕地倒退着。妈妈的另一只手握着拳头举起来，像前天晚上那样庄严地宣誓。火光越来越大了，妈妈浑身放着红光……
这与其说是一个农村妇女被火烧死时的真实情景，是一个六七岁孩子听到母亲被人烧死时的真实心像，不如说是我们从电影电视上看惯了的英雄人物就义画面，不管这种描写是否准确，它确实反映了红色儿童文学将人物心理整合到集体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努力。这在《雷锋日记》中反映得更为明显。“日记”本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书写，但在《雷锋日记》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公共事件、公共情感、公共时间。
作为一种意在教育儿童、引导儿童在思想觉悟上不断向前的文学作品，红色儿童文学的时间在向度上大体是线性的、向前的。过去、现在、未来，现在优于过去，未来优于现在，最美好的时代在未来。初看，这和进化论的时间观很相似。但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动力在物种自身；红色儿童文学强调教育的力量，动力主要是外在的。虽然红色儿童文学也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这主要是说变化最后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而不是说变化的动力在个体。个体要有变化的愿望，而变化的真正实现却在革命思想的启发和引导。甚至变化的愿望也是革命思想激发出来的。进化论，特别是和儿童本位论结合在一起的进化论，强调生命是一个可以分成许多阶段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任务和意义，一个完满的生命就是一系列完满阶段的链接。红色儿童文学则将价值放在未来的还未到来的某个地方。革命还未胜利时，是为了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后，要继续革命，永无止境。这引导人不断向前，但有时也会导致价值空无。
在十七年儿童文学中，严文井是少数几个对时间进行正面思考的作家之一，他的《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是儿童文学中最具哲学品格的作品，其对时间的思考达到那个年代儿童文学的最大深度。《小溪流的歌》将人生比做一条河，小溪流、大河、大江、大海是人生的不同阶段。以河流喻人生，自古有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罗素以溪、河、江、江的入海口喻童年、青年、壮年、老年，每阶段都有自己的意义和追求。严文井强调贯穿在大河、大江、大海中的小溪流精神，即贯穿在整个人生中的童年精神，这个精神的要义就是：前进，前进，永不停息！生命就是向前，停止就是腐败、堕落、死亡。在作者的另一篇童话《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中，这思想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故事中的唐小西是一个“玩儿不够”的孩子。每次，当他玩得正高兴、忘了时间的时候，老师、妈妈、姐姐就会来提醒他、批评他：“真是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这就自然地引起了他对时间的疑惑。
慢慢地，小西总觉得另外有一个怪东西特别喜欢同他捣乱，就是不让他痛痛快快地玩儿。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叫时间，它比谁都厉害。明明是它管着老师、妈妈和姐姐，再让老师、妈妈和姐姐来管着小西；可是姐姐动不动又对小西说：“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好像小西又能管住时间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时间是能抓住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模样？为什么又这么厉害？
唐小西显然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为了让唐小西和唐小西们明白这一点，作者利用他编故事的权力，满足了唐小西的愿望：让时间停下来，创造了一个没有了时间的“下次开船港”，将唐小西放到那个没有了时间的地方，让他自己去看去体验一个没有了时间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运动，花不开，鸟不唱，风不吹，船不开，连太阳都像一个昏黄的圆饼一动不动地挂在天上。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进步，一些腐朽的、喜欢黑暗的东西便活跃起来了。白瓷人、洋铁人、灰老鼠，他们纠合在一起，自己不劳动，到外面去抓一些小孩子为他们干活，稍不满意还任意地打骂她们，把一个本来生气盎然的城市搞得乌烟瘴气。事实使唐小西认识到，世界不能没有时间。没有了时间，世界停滞了，我们就会陷入腐朽、反动、黑暗。要做的事情要赶快去做，不能等那个所谓的“下次”！“时间小人，快回来吧！”在唐小西的热情呼唤下，“下次开船港”终于复活了。运动战胜了停滞，前进战胜了后退，世界又恢复了生机，唐小西们又一次扬帆起航了。“以后唐小西是不是把那几道算术习题都做完了，那个闹钟是不是坏了，以后是不是修好了，我都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后来唐小西慢慢懂了一些事情，比方说，应该怎样对待功课和游戏。”在该做功课的时候，他大概不会再说“下次”了。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唐小西听从作家的劝告，从此不把作业推到“下次”，那是不是每次都把“玩儿”推到“下次”呢？如果那作业永远做不完或者那作业本来就是不值得做的呢？唐小西是有名的“玩儿不够”。所以“玩儿不够”，所以希望在玩的时候时间能停下来，是因为他在玩的时候感到快乐，希望能将这份快乐无限地放大、延长；为什么要将作业推到“下次”？因为他不能在作业中得到快乐或不能得到同等的快乐，所以希望这段时间无限地推迟或永远不要出现。但颠倒过来以后，唐小西不是要永远处在无味、无聊甚至痛苦之中吗？不能否认“现在”指向未来，有向“未来”过渡、为“未来”准备的性质，但如果“现在”不如意，怎样保证“未来”的意义呢？在编年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可“过去”是已逝的“现在”，“未来”是正在到来的“现在”，我们能接触和经历的永远只有“现在”。只有“现在”才是现实的、感性的、丰富的、生动的。如果将“现在”掏空，将现在变成只是未来的预备，甚至是为了“未来”不得不承担的忍受，我们难免不走向价值的虚无。唐小西的想法在少年儿童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作者为唐小西指出的方向在儿童文学、特别是红色儿童文学中也是极具代表性的。50年代的红色儿童文学首先否定过去，认为那是一个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时代，现在终于过去了；但又没有将价值放在现在，因为革命尚未成功。要想革命不半途而废，就要艰苦奋斗、继续革命，要警惕享乐主义、修正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为争夺年轻一代而施放的糖衣炮弹。《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等是对少年儿童成长说的，但显然也有那个年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投影。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主流话语就一直强调“继续革命”，但革谁的命，怎么革命，一般民众是不怎么明了的。50年代末以后，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指责苏联投降帝国主义，停止、放弃革命，是修正主义，并在对国际修正主义进行批判时联系到国内修正主义，问题才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这或许就是《小溪流的歌》《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等力倡“前进”“永不停息”的时代背景。对于这种为了未来而牺牲现世幸福的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你们把“黄金时代”都预约给他们的子孙后代了，你们拿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或许是作为一种反拨吧，到世纪末，商品文化消费文化大潮涌起，人们更多地不是强调“未来”而是强调“现在”，强调现世的幸福，声言要“快乐地过好每一天”，虽然世俗，虽然被批评为短视，但却激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显得生气勃勃。这或许是对五六十年代抽空“现在”的一种惩罚吧。于是，我们又重新想起了五四，想起了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论。生命是一个过程，其包含了许多阶段，但每个阶段都是有意义的，谁也不是谁的附庸。为唐小西计，关键是改变对“作业”和“玩儿”的理解。这二者不是决然对立的。“玩儿”不一定是无意义，“作业”也未必是苦差事，关键是将二者都纳入统一和谐的生命进程，在游戏中看到意义，在学习和工作中感到快乐，将现在未来化，将未来现在化，生命走向每一个具体的瞬间，幸福也就当下化了。在这一意义上，人即“此在”。“快乐地过好每一天”，生命也就变得充实而快乐了。
（原载《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