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
进入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领域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不止涉及儿童文学某一或某几个具体的话题，而是涉及整个儿童文学的认识视角和理论范式。这一变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一批建立在20世纪最新文学理论基础上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的引进。先是较为分散的《童年的消逝》《童年之死》《儿童的秘密》《童话世界和童心世界》等，而后是上海少儿社出版的《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再就是安徽少儿社出版的这套《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
较之五四以来的儿童文学理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明显变化是研究视角发生了调整。五四儿童文学理论受“复演说”和“儿童本位论”的影响，相信儿童心理和成人心理有巨大的、本质的不同，发现儿童就是理解儿童心理、发现童心世界。儿童文学不是把社会的成人的东西往儿童的脑子里灌，而是了解儿童心理，努力地适应它、顺应它。后来的红色儿童文学否定内容上对儿童的顺应，但仍强调对儿童能力的适应。打开这一期间任何一本儿童文学教材，无不将“儿童心理的特殊性”作为立论的基础和理论推断的出发点：儿童的思维是具体的直观的，所以给儿童的作品应该是形象的；儿童喜欢听故事，所以儿童文学要有故事性；儿童喜欢幻想，所以儿童文学中有众多的童话和幻想文学，如此等等。且不说这些对儿童心理的把握是否准确，单就其对文本的影响而言，读者的接受心理能这么直接地在文本上反映出来？作品总是作家创作的。创作要尊重读者的声音，但读者的声音只有被作者觉悟到才能反映于文本。说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采取了和我们不同的视角，就在他们对儿童文学的理解首先和主要是从社会、作家、成人出发的。不仅作品是成人、作家创造的，“儿童”“读者”、读者的能力、兴趣、接受心理等等也是作家创造的。正如佩里·诺德曼说的：儿童天真不是他生性天真，而是成人要他天真。这套“译丛”中的诸篇如《拉康、欲望和儿童文学中的主体》《语言与意识形态》《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等，采取的都是这一视角。这一视角更深邃、更真实，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为儿童文学理论自立于文学理论之林而不逊色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转换了视角，儿童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成了对儿童文学关于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探讨。我们过去曾说，儿童文学的永恒主题是成长。这一命题仍然有效。但什么是成长？向什么成长？怎么成长？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将其落实到更具体的层次，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在这套“译丛”中，《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讨论了巴赫金关于主体性的理解，“巴赫金将主体性形成描述为个人选择性地挪用、同化他人意识形态话语的过程”；《拉康、欲望和儿童文学中的主体》讨论了拉康的镜像理论和儿童主体性建构的关系；史蒂芬斯讨论了语言和意识形态在儿童主体性建构中的意义。不管人们对主体性及其建构的理解有何不同，有一点却是相似，都强调“大他者”在儿童主体性建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拉康理论中，“大他者”（Other）是相对“小他者”（other）而言的。“小他者”是儿童在镜子中看到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虽然清晰但却把主体的不完整本性遮蔽了。“大他者”即象征系统本身，类似经济学里说的“看不见的手”。虽然“看不见”但却在儿童的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显性意识形态走向隐性意识形态，对儿童主体性建构中“大他者”的把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隐性意识形态的把握。这也是这套《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最着力的内容。
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偏好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具体问题出发的特点不同，这套《译丛》在方法论上主要是抽象的、演绎的、形而上的。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立足某一理论，高屋建瓴，以成破竹之势。《拉康、欲望和儿童文学中的主体》依据的主要是拉康的镜像理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依据的主要是女性主义理论；《儿童小说中的人物修辞》依据的主要是现代叙述学的理论；《对话主义构建主体性》依据的主要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些都是处于20世纪文艺理论学术前沿的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研究，使向来被视浅狭的儿童文学理论顿显大气。如《拉康、欲望和儿童文学中的主体》，以拉康的镜像理论研究《夏洛的网》，研究《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研究《彼得·潘》，理论高蹈，分析也显落实。这样的研究，无论放在哪里，都不会被人轻易小觑的。
作为前沿理论，这套“译丛”也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总的感觉是，这些作者都有较好的现代文学理论背景，对20世纪前沿学术有深刻的把握，将这些理论运用于儿童文学也显得颇为自觉。但或许是太急切，运用时常显“化”得不够，常常是阐释某一理论时到具体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找例子，而不是用这一理论论述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这方面，尼古拉耶娃的《儿童小说中的人物修辞》是做得最好的。她是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从儿童文学出发，因儿童文学中的人物形象与一般叙述学中人物修辞理论相契合而将叙述学的人物理论运用到儿童文学中来，所以显得是从儿童文学实际出发而非只是演说一般文学理论运用些儿童文学的例子而已。总之，这套“译丛”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同行的眼界，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更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镜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引进，包括这套书的翻译出版，看做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正在发生转折性变革的一个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