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的提倡和运用是矿古至今的伟大事件。由于运载工具的变革，使得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它具备了成为新文学的最必要的前提。文言的弊端在五四先驱者那里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胡适指出文言对于前进的时局已经成了极大的障碍。首先是当时大量的时务策论的文章，其次是翻译外国的学术著作，再就是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均感到无法表达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有不能沟通的痛苦。
胡适曾引用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一文中自我辩护的话：海内读吾词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言其艰深，不知原书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胡适认为从严复的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这十三个字里，我们听到了古文学的丧钟，听见了古文字自己宣告死刑。严复的话宣布了古文在表达现代新思想的复杂深刻的论述方面的无能。它在现代科学文化学术面前，表现了无以传达沟通的尴尬。严复的文言功底谁也不会怀疑，所谓无涉恰恰表现了这一运载工具的总体的失败。
活的文学的倡导，勇敢而果断地宣告了其与传统思维方式以及传统传播手段的决裂。这种决裂的纵的背景，依然是对于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警揭。钱玄同说的让人发昏即指的文言以它的完备周到而诱人误入歧途的方式让人为其所俘。那一代人在新时代中觉悟而树立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首先是从文体革命人手，即是从传播手段的改革以断绝封建思想的后路。其动因完全也是从这一背景出发的。
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环境中，他们不能听任那些流布了数千年的精神思想毒素继续为害。他们最极端的口号是无父无君无法无天，是排孔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痛之术不能庆更生。因为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知，于是有了陈独秀诸人讲的在建立白话文的问题上决不容讨论的粗暴。这体现了那一代人的胆识和魄力，以及蔑视庞大传统存在的反叛精神。
文体革命倡导活的文学，以建立白话文并明确其在新文学革命中的主导地位，既是一场恶战，也是一场速胜战。文体革命顷刻之间颠覆了数千年的封建体系对国人精神思想的覆盖。这虽说是一种焦躁心境的体现，但仅从白话出现，中国人可以暂时地把那一整套封建思想体系放置一旁，而在新文体所构筑的新世界中思维和运作这点看，其意义不仅巨大而且深远。
基于上述，可见文体革命体现了毫不妥协的反封建的彻底性，它的建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工程。其最直接显著的结果是出现了两个符码系统：人们可以把旧系统弃置一边（尽管不能断绝它的影响夂从而完全自由地在自己建造的体系中生活。这使数千年受到语言强加和暴虐的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思维的自由和快感；这种以快速反应的方式弃绝和排除传统影响的行动，是中国式的，也是全面颠覆传统文化根基的巨大反叛。事实就是这样。当白话新诗出现时，全部文言旧诗便从人们的文化视野里消失了。这种消失也可以说是消灭——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尽管自由自在地做他们自己选择的新诗，而从思想上对旧诗加以消解。当白话文成为一种新的沟通交流手段时，由文言构成的一切自然地也都成了历史。小自公文写作，大至科举制度，文言都自然地无可奈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白话文的创立导致了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决裂。手段的创新和变革，使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可能得到表达和充分的装填。这当然意味着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占领。五四作为一种伟大的思想解放时代，它所创立的新文学作为一个不同于以往千年的旧文学，其表现手段以白话语体代替文言古文是一个决定的步骤和伟大的成功。
以上所述，是形式和手段上的革命，在文学的内涵上，区别于以往的传统古文学的，是五四引进和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建设性内容，这便是人的文学的提倡。这是一个最富革命性的命题。
与人的文学相对立的是非人的文学，或日吃人的文学。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旧文学的内容是非人的占领和统治；旧文学窒息人的本质和生机，从而使人成为非人。人从神权和皇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人的自觉和人性的解放是对于非人非我的勇敢否定。《新青年》杂志创刊以后就不遗余力地倡导人的精神。1918年6月出版易卜生专号，1918年12月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和真正纯粹的个人主义。五卷六号刊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这是一篇关于新文学内容革命最具实质性的宣言。它明确主张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文学，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胡适称周作人此文是一篇最平实的伟大宣言。朱自清则认为它传达的是时代的声音，这是五四提出的新时代的理想精神，他讲，《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供这种冲淡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然而，当我们提倡那种思想的时候，人类正从一个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
人的文学的提出，其意义不限于文学自身。它的大含量包括了思想、精神、文化的历史性反拨，即对非人文学以及造成这文学的环境的大胆质疑。它对世界新文化精神的适应一下子就使自己到达当时的思想高度。人的文学的提倡其表面层次是对于数千年非人统治的背叛，以及对于非人生存状态的反抗，但这提倡的深层含义与它的最精粹的部分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提出，以及它所希望造成的个人解放的时代，无疑地加人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争取新文明的总格局中。
六、现代文明的盗火者
从思想革新到工具革新，由思想解放到个性解放这一综合过程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成果。前已述及，这一切均受到了百年忧患和梦想的潜在影响和决定。这些因素给新文学革命以活力。这无疑是当年前驱者赋予新文学的充满现代色彩的品质。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断提醒和强调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原因所给予新文学革命推动者们的精神启示和思想营养。在中国感到了自身的衰废而谋求振兴之时，中国的求医心境只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域外。因为在当日的探求者心目之中，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仅未能拯救民魂和重新铸造中国的品格，相反，他们不啻是麻醉剂使民族沉沦。当人们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传统的时候，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就成为主要的甚而是唯一的了。
需要重视的是文学革命一开始就体现出来的开放意识，即盗取世界现代文明之光以烛照东方旷古黑暗的致力。在新文学运动中以丰硕的创作实践以及以才智之光在运动中起积极引导作用的那一批人，几乎都是世界现代文明的盗火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先后出现的几代人中，最先的一批人被叫做留学生构成，是当时留学西方及日本，接受世界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那一代人。由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一书，内容涉及的中国作家简直就是很少遗漏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名录，小说方面：鲁迅、许地山、茅盾、郁达夫、王统照、老舍、废名、沈从文、艾芜、巴金、施蛰存、张天翼、路领；诗方面：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冰心、蒋光慈、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散文方面：周作人、丰子恺、梁遇春；戏剧方面：田汉、夏衍、曹禺；外国文学内容涉及世界数十个国家，三百多位作家，诗人。
他们由于置身其中，因此在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上很少有阻力，而且也很少有东西文化冲撞的苦痛。当时的思想解放是无顾忌的，他们以外来思想文化为参照，甚至是直接引用。以外国思想革命，艺术革命为模式，无拘束的自由奔放与那种历史重压下形成的超人的解放者或圣者形成对比。自由的、洒脱的、奔放的、没有唯恐失去什么的忧心忡忡那一切的精神负担，在当日西风吹扬之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如同迎接一番盛典，中国知识界在猛烈抨击死守国故的遗老遗少之后，显得是完全解放式的向着西方顶礼。他们在经过了五四初期的激烈论战后，仿佛获得了胜利者的轻松，因此言行也坦率大胆。那时的口号就是拿来。从字面上看，仿佛那一切均是现成，只需一伸手即可拿来，拿来即可用上。鲁迅是说得全面的，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鲁迅这篇叫做《拿来主义》的文章，其立论建立在批判旧文化的基点之上，他强烈抨击闭关之后的对于古董的弘扬：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是送去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政洲各国一路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听说不久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暂不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但我们没有了根据礼尚往来的礼节，说道，拿来！
那时新进的人士都不讳言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朱自清讲新文学和新诗的兴起时，论述其与西方文化的传播的直接关系：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甚至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梁实秋是其中把这种关系说得透彻而大胆的一位。他在《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他具体联系新月派的诗明确指出：新月一群的诗的观念是外国式的。他们在《诗刊》上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来装进外国式的诗意。梁实秋认为现在新文学的全部趋势是渐渐的趋于艺术的讲究了，而所谓诗的艺术当然是以外国的为模仿对象。梁实秋断然说：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好的，我们该充分地欢迎它侵略到中国的诗坛。
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谈论一切问题都无顾忌。在一些看似片面的议论背后，恰恰说明了事实的某些本质属性。例如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便是。觉悟的中国知识界洞察了古文学与旧文化旧礼教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到它对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作用，一批受到西方影响的人出于对那学术和艺术的了解而取作范式，则是可以理解也非常合理的。我们可以从新文学的设计、诞生、形成到出现较为成熟的作家和经典性作品这一过程中得到证实。
中国新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制作的。它当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有亲缘联系，历史和人为终将无法割断这种联系。它从中国文化母体中得到遗传和滋养也是不可抹煞的事实。但在五四和新文学革命中，新文学将革命的目标对准旧文学也是深刻的历史必然。当人们决定推倒旧偶像时，忽略甚至无视那偶像的合理存在价值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实是这一番打倒之后的重建毕竟有了辉煌的结果。这的确应当感谢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的大胆而果断的抉择和汲取。正是这种汲取触发了新文学的极大转机。西方的思想文化精神的引入过程并不是一种替代式的取代，它在这片中国土地上必然发生新的机变。这种引人当然带来了震撼、警锡乃至敌意的排斥。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遭遇带来的矛盾冲撞也自有一份深刻的苦痛，但结果却是积极的。即异质人侵母体生出了一种融汇和杂交的效果，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健全的渗透和结合。尽管数十年来新文学的实践未溱完满，然而却不能回过头来怀疑这一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新文学发生的数十年中，特别是从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40年中间，有众多的事实让人在这种怀疑乃至否定面前感到耽心。面对外来文化时中国所具有的那种近于过敏性的警惕受到了村社文化心态的鼓励。这一切由于民族主义和农民意占据主流地位而使义和团式的排外倾向文化化。一种特殊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终于不仅使这一切心理趋向合法化，而且成为一种不易治愈的文化心理顽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