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曾为魏文侯相，史称他“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礼让”（《汉书·艺文志》），著有《法经》六篇。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颇有成绩，但终被旧贵族置于死地。这些事实可隐约发现儒家子夏一系与早期法家思想的渊源关系。而曾子的学生子思（孔子孙，名伋）则继承和发展了曾子重仁和重内在精神修养的倾向。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后佚）及《中庸》。
《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曾一直有争议。近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子思子》的一些篇章，《中庸》系子思所作基本得到证实。从这些文献看，子思作为孔子到孟子之间的过渡环节的说法可以成立。子思的学说以“诚”为核心，以“至诚”为最高境界，以“思诚”、“慎独”为基本修养工夫，走的是一条内省修养的路子。从曾子到子思的传承，其脉络还是清晰的。故孟子说：“曾子、子思同道。”
（《孟子·公孙丑下》）子思推崇“仁义礼智圣”，即“五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及，说此“五行”思想“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知孟子承继子思当是事实。就此时“主内”与“主外”两系的影响来说，由于子夏曾为魏文侯师，其弟子的地位亦曾较显赫，加之其思想又比较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子思虽也得到一些国君的礼敬，但却不愿实行其理论，故相对地说，“主外”一派影响较大。
墨子的学说一经产生就与儒家处于对立的地位，其思想的差异前已述及。
墨子也曾直接对儒家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儒之道”因其“四政”而“足以丧天下”：一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二是“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费财伤生；三是“弦歌鼓舞，习为声乐”，追求声闻之美；四是“以命为有”，相信“贫富寿夭”皆由命定，导致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以上见《墨子·公孟》）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墨家学派在战国前期影响一直很大，以至于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关于杨朱，传统说法是老子的弟子，战国时人。但由于史料较少，难以确定。关于他的思想材料，散见于《孟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
大体说来，杨子主“为我”：“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淮南子·汜论训》概括其思想为“全性保真”，《吕氏春秋·不二》则说“阳生贵己”，《韩非子·显学》称其为“轻物重生之士”，这些可大体看出杨朱的思想特点。这些思想与儒家的亲亲原则和群体价值观相悖，故遭到孟子的激烈批评，称其为“无君”、“禽兽”之辈。这些批评未免过激，其实，杨子是一个个人本位主义者。杨朱的学说可能流行在战国中期稍前，较孟子稍早些。总之，此一时期儒家分化、墨言盈世，儒墨渐成“显学”，百家争鸣，方兴未艾。
第三阶段：战国中后期。该时期学术思想上的主要特点是百家争鸣达到了高潮。战国中期，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相继展开了变法运动。魏国最早实行变法，故魏国首先强大起来。继之齐威王任用邹忌进行改革，齐国亦迅速发展起来。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秦国日渐强大。各国的变法运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和思想界的种种反应。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同时其代言人也在探寻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思想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一方面，先前的一些学派在发生分化，《韩非子·显学》称“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另一方面，新的学派如法家、名家、阴阳家等相继创立，百家争鸣走向高潮。
战国中期最先兴起的是法家。其代表人物有商鞅（前390~前338）、申不害（前385~前337）、慎到（生卒不详）以及邹忌（生卒不详）。他们大都亲身投入到改革变法的浪潮中，其学术思想也都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法家理论。如商鞅继承李悝、吴起的法治思想，因而重“法”。他在秦国全面推行法治，奖励军功，劝农抑商，发展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功。其法治理论是建立在变易史观的基础上，主张社会是发展的，法令等治国之道要适时而变。他说：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这些都是比较进步的哲学观念。关于申不害，司马迁说他“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本于黄老”，说明其学与道家有关；“主刑名”，即“施之于名实”，就是为君者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而为人臣者，则要“操契以责其名”，即以为官之名而责问其实。这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他强调“术”的重要，其统治之“术”，就是主张君上无为，而臣下有为，认为这是治国之策略、御臣下之方法。
申不害曾在韩昭侯时为相，在韩国变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果说商鞅一系的法家可能与儒家有关，而申不害一系的法家在渊源上则与道家有关。
稍后涌现出来的一批学人，儒家有孟子，道家有庄子，名家有惠施等。正是这一批学人，推动了思想学术上百家争鸣局面的继续发展。
《韩非子·显学》所说的儒家分化后有一支“孟氏之儒”，当指以孟轲为代表的战国中期的儒家。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二十多年游历齐、宋、邹、梁、滕诸国，向各国国君宣传其“王道”、“仁政”的主张。虽得到各国的礼遇，但却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接受他的主张。孟子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于是退而著述，终老一生。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在政治立场上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孔子是在以“礼—仁”的学说致力于恢复礼乐秩序，而孟子则以他改造了的“仁”学思想为新兴的制度呐喊。首先，他承继了先儒的天命论，其所谓“天命”在内涵上已发生了变化，已主要不是早年的主宰之天或命运之天，而是道德化的义理之天。表面上看，孟子讲人伦原于天道，实则是把伦理主体提高到宇宙论的高度，认为天人是相通的，人只要“尽其心”即可“知其性”，并达到“知天”、“事天”的天人合一境界。应该说儒家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观念，由子思、孟子开其端绪。其次，孟子还在哲学史上较早地讨论了人的本质问题和道德理性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禽之别的根本在于人有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是从“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这一情感原则出发的。故人应通过后天的心性修养对这一天赋本性加以培植和光大，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性”是联结天人的中介，“性善论”是其学说的中心观念。其三，孟子发展了子思的内省修养学说，并进一步提出了“求放心”、“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其四，孟子把“仁”推广到全社会，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仁政”有鲜明的民本思想，主张统治者对小私有生产者要仁慈和恩惠，反对对人民的过度剥削和压榨。可见孟子代表的是当时改革派中较为温和的一派。最后，孟子“距杨墨”的学术抗争，为孔子儒学在学派林立、思想交锋激烈的战国中期得以存在和发展并占据重要地位起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孟子的努力，儒学就很可能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气候。
老子哲学到战国中后期在不同的方向上被继承和发展了。稷下学者中被称为“稷下道家”（汉代称“黄老学派”）的一派，把老子的“道”继承下来并作了新的解释，即把“道”解释为“精气”。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精气产生的，人和人的精神也是一种精气。这种精气论较之五行说在说明世界物质多样性和统一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成为中国古代气论哲学的重要渊源。同时提出“静因之道”
（《管子·心术上》），主张保持心的虚静，客观地认识事物。稷下道家也以“道”
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并对规律的客观性作了较深入的考察。这种强调行为的合规律性的思想体现于政治实践，就是“无为而治”，这一点为后来汉代黄老学派继承和发挥。当代学者陈鼓应说：“稷下道家是战国中后期哲学发展的主流。”
这一观点颇值得重视。
如果说稷下道家侧重于道的客观方面，而庄子则代表了该时期老子哲学发展的另一方向，使老子学说走上了向哲学玄思、主观精神和心灵境界拓展的路向。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其所处年代与孟子大约同时。《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对庄子的简略记载。
说他做过蒙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还说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他依老子之旨著书，凡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现存《庄子》为西晋郭象的三十三篇注本，唐陆德明认为此本有“后人增足，渐失其真”
（《经典释文·序录》）。庄子是一个典型的隐士，虽然归隐，但又不甘心，还要为自己的归隐行为辩护。他始终与当权者保持着距离，“终生不仕”，曾拒绝了楚威王迎他为相的礼聘。在哲学上，首先对老子的“道”论作了系统的发挥。“道”
在庄子那里，成了“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的超物质的绝对实体。庄子的道论是为其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超越的人生境界作论证的，由此，“庄学将老子客观之道内在化而为人的一种心灵境界”。其次，庄子否定社会文化的价值，也不主张人们在群体关系中寻求价值和自由，认为只有彻底摆脱社会人际关系，到所谓的“无何有之乡”（《庄子·逍遥游》）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为此，庄子把老子哲学中已有的相对性思想因素推向了相对主义：认为自然及社会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也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念和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一切都不值得留恋和坚持。其三，庄子追求自由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心斋”、“坐忘”，试图以此使自己的心灵与道冥合为一，这不免带有某些神秘性。不过，庄子发现和肯定事物的相对性，其中所透露出的辩证思维的光辉，对于改变固有僵化的思维方式，克服已往人们思维中的绝对主义和独断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庄子哲学是作为先秦哲学思维发展中的否定环节出现的：既否定了墨家的经验论，又否定了孟子的唯理论和绝对化。它的出现带有某种思想发展的必然性。
战国时期学派之间论辩的发展，形成了名辩的思潮，并涌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名（概念）、实（实际事物）关系和论辩方法、思维逻辑的学者，史称“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后期墨家也是名辩思潮中的重要一方，并在理论上有特殊的贡献。名辩思潮的出现，把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推向高潮。
惠施（约前370~前310）为战国时宋国人，大约和庄子同时。曾被魏惠王召至魏国，任过魏相。他曾为魏国立法，但被魏惠王讥为“善而不可行”（《吕氏春秋·淫辞》），大概是说其过于理想化。这亦可说明，惠施也曾热衷地参与过政治活动。他没有著作传世，我们只能据《庄子·天下》及《秋水》等著作中所记述的一些零星材料窥探其思想。《秋水》记其曾与庄子游于濠梁之上，并辩“鱼之乐”。其主要资料即《庄子·天下》中记叙的“历物十事”，即十个关于事物同异关系的结论性命题，从中可以看出，惠施的思想方法和庄子十分接近，认为事物的差别是相对的，对立面是可以转化的。惠施着重讨论了概念的同一与差别之间的关系问题。冯友兰曾对《庄子·秋水》所载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一语作过分析，指出：“合同异”可以用来概括惠施的思想倾向，而“离坚白”则可以概括公孙龙的思想特征。冯氏的观点为大家普遍认可。惠施是否讨论过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没有充分的史料可以说明。不过，《庄子·天下》说他“遍为万物说”，“弱于德，强于物”，说明惠施还是注意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的。
公孙龙（前330~前242），较惠施稍后。他也参与过政治活动，曾试图以逻辑推理的方法揭露燕昭王假偃兵的谎言，力劝燕昭王偃兵，结果没有奏效。“其原因无他，政治不取决于逻辑，而取决于利害。名家无此自觉时，必然徒逞智辨而少功。”但他在逻辑上的成就却是很突出的。他特别侧重于概念论的探讨，其成名论点是“白马非马”。在他看来，个别概念（白马）与一般概念（马）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二者不能等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概念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辩证法的命题，但是他却固守形式逻辑的某些原则，而没有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正确理解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的关系，从而走向了诡辩。他提出了“离坚白”（《公孙龙子·坚白论》）的论点，把实物与它的属性分离开来，认为属性作为一种共相可以独立存在。在《指物论》中又把这一论点升华为指与物的关系，主张“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把概念说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实物被归结为概念（指）的产物。如果说惠施重在强调异中之同，那么公孙龙则在强调同中之异。所以《淮南子·齐俗训》把其思想特点概括为“别同异，离坚白”，“离”是其思想的突出特点。公孙龙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概念论问题，这是有功绩的，但是其思维的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对名辩思潮作了批判性总结的，是被后世称为“后期墨家”的一派。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发生了分化，史称“墨离为三”。这种分化的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大清楚，不过，从《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和《墨子》其他诸篇并不连属的情况看，这些可能是战国中后期墨家后学的作品。后期墨家在哲学上抛弃了墨子的“天志”、“明鬼”观念，而继承和发展了墨子天道观和认识论中的合理思想，尤其注重对自然界规律的研究。同时也注意对概念与事物的关系及逻辑思维的规律、原则的探讨，对名家讨论过的许多问题如同异观、真理观、名实观等等都以批判的眼光加以重新审视和总结，并提出了合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形式逻辑体系，成为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因明学相提并论的世界几大逻辑体系之一。遗憾的是，这些优秀成果却在此后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
战国中后期还兴起了一个学术流派，这就是由稍后于孟子的邹衍所创立的阴阳家。据《盐铁论·论儒》所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说明阴阳家是从儒家中旁出的一个学派。“变化始终之论”，就是他的“五德终始”说。他目睹当时有国者“不能尚德”，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有的说他著有《五德终始》、《主运》。其思想特点是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五行之间所谓的相克关系说明历史上朝代的更替，以为改朝换代制造舆论。这显然是将古老的阴阳五行学说神秘化了。不过，邹衍在方法论上，提出“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中包含着从经验认识出发，经过逻辑类推，从个别而达到一般的理性认识方法，这颇有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