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人才，如过江之鲫，不可能一网打尽。做什么样的事用什么样的人，切不可滥用，所以要制定最适合自己的选人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军政腐败的因由，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惟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实益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特殊之处有：“忠义血性之人最可用”。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赢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人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纯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极为有益。
三是要求湘军将领还要“坚忍耐劳。”
“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为一介儒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清楚，行军作战倍加艰辛，只有“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他提倡在艰苦环境中矢志不移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使湘军从上到下都有着一股与农民起义军战斗到底的决心。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实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寻常的军队，从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对他的重用和将士僚属对他的青睐。
[智慧方圆]清代思想家魏源讲过这样一段话：“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之长中之短，不知人之短中之长，则不可以选人。”所以，作为领导者，在用人上，一定要深知人，并且要善选人。比如，对于遇事爱钻牛角尖者，你不妨安排他去考勤；对于脾气太犟、争强好胜者，你可以安排他去当攻坚突击队长；对于办事婆婆妈妈、爱“蘑菇”者，你最好让他去抓劳保；对于能言善辩喜聊天者，你可以让他去搞公关接待。
在日常的人事管理当中，如果坚持了这一原则，将使组织发挥出最高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