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的使用不应人为地设置诸多条条框框，比如出身、学历、籍贯等。实际上，许多人才可能过不了那些条条框框的关，但确实身具异才。框框一多，人才脱颖而出的路子便被堵塞了。
中国历史上许多明相在选拔人才时，能够不拘资历地位，不计亲疏远近，任官使能，选贤举才。
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对传统的“世卿世禄”的选官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主张按“德、”功能“三条基本标准选拔人才，尤其强调要”察能授官，班禄赐予其绩多者其食多，其绩寡者其食寡，无绩者不食“认为这是”使民之机“是用人的关键。为了遴选天下的英才贤士，他创设了”三选制“规定：首先要求各乡把那些有才德武功的人士推选给国家；国家有关部门再对乡选人士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考核，择其优异者上荐给国君；最后由国君亲自审核使用。这是古代用人问题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制度以德、功、能为标准，量能以授官，注重从社会的基层而不是从显势贵族中选用人才，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垄断官职的世卿世禄制度，使大批有实践才干、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脱颖而出，为国效力。如当时齐国的大司田宁戚，原本出身低下，曾是为商旅赶牛车的车夫，但由于他善长”垦草人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等农业方面的管理工作，于是管仲将其破格擢用。其他的诸如大司理宾胥无、大谏官东郭牙、大行隰明、大司马王子城父等都是管仲不拘一格、量才任用的。正是由于推行了这种开明、务实的选用人才方针，才使得管仲在齐国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使得齐国日益强大起来。
名相诸葛亮在治蜀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不拘一格、人尽其才地选拔官吏，只要有真才实学，便委以重任。他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西汉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权者能任用贤臣，疏远小人；而东汉后期之所以衰亡，是由于当权者排斥贤人，重用佞辜。因而他用人不重门第、地位，不拘资历、亲疏，而是任人惟贤、惟才。他说：“柱以直木为竖，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异，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悌，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对于上述隐埋在民间或基层的贤能之士，他主张要尽量选拔录用。
诸葛亮在实践中也确实提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人士。李严为犍为太守时，其属下一小吏名为杨洪，为人刚直不阿，处世沉稳有方，曾因劝谏李严受到诸葛亮的注意。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询问杨洪，杨洪果断地答道：“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诸葛亮认为杨洪的看法很有见地，而且具有清晰的战略头脑，可以委以一方重任。于是先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以试其实际才能，结果“众事皆办”，政绩斐然，便予以正式任命。不久，又提拔他为益州治中从事。
诸葛亮北伐前，曾向后主刘禅推荐了蒋琬、费祎、向宠、郭攸之等人，以主持后方的军政事务。其中蒋琬本是一州中负责文书缮写起草诸事的书佐，随刘备人蜀后被任为广都长。有一次，刘备、诸葛亮因游玩路经广都（今四川成都南），见蒋琬众事不理，又沉醉不醒，刘备大怒，欲杀之。诸葛亮见蒋琬不事逢迎，不同流俗，心中很是欣赏，便向刘备说：“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一向敬重诸葛亮，听了此番话，只好作罢，但免了蒋琬的官职。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遂辟用蒋琬为丞相府东曹掾，后又升之为长史，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诸葛亮数年南征北伐，“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致使诸葛亮高度推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向后主保举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向宠，原来只不过是一牙门偏将，夷陵之战时，刘备大败于吴将陆逊，各部军队损失惨重，而向宠由于沉稳冷静，指挥得当，结果只有他的营垒完好无损，军队临危不乱。诸葛亮经过考察，认为他品德优良，办事公允，又通晓军事，可以委以重任，故封之为都亭侯，升为参军，北伐时，将后方的军务完全交付给向宠。
诸葛亮任人惟贤，使其文臣武将都能“尽其器能”，屡立功勋，为蜀汉政权奋斗一生。
北宋寇准在相位，一向举贤任能，破格用人，从不依次晋升臣僚。对此，许多同列不满。一次又任用官员，其僚属拿着官吏名册，拟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即宰相的职责就是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邪不肖之徒，如按名册先后用人，一个小小的属吏即可办到，还要我宰相作什么。用人不拘一格是为官者领导下属不可不用的一招，因为不拘一格所倡导的是一种奖掖能人的用人精神，这必然激励下属的进取心，使自己所主持的局面呈现欣欣向荣之象。——
[智慧方圆]拘于一格，不敢大胆选人、灵活选人的领导者比比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使得人才无法冒尖、无法尽其所能，间接地使团队失去生机，失去竞争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领导者，实乃罪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