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通 古为明
Captured and Kept in China：German and Austrian POW's in China，1914-1920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这样一部上下两册的影集：《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书是1919年编印的，编者是“俘虏情报局”。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至今已经九十余年了。硬壳精装、书脊包皮压花烫金、切口和封面文字也都烫金印制的影集，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印制工艺，在那个时代应该算是非常精美了。
在当下的时代，各式各样印制精美的写真集也不再是明星们的专利。然而，将“战俘”与“写真集”联系在一起，确实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甚至很感叹编印者们当年的举动——这个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创意。
这是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往事，这是一群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俘，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这是人类灾难史中一缕温暖的斜阳。
尽管笔者从事的是历史学专业工作，可是影集里的故事，此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这本《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几乎是纯粹的影集，有史料价值的文字极少。而随着最后一名一战老兵——英国人哈里·帕奇于2009年7月25日去世，岁月的尘埃已将那段活鲜的记忆全部掩埋。这更勾起我们考证其原委，一探历史究竟的兴趣。
很快，我们发现，这本写真集还曾在马运增等人编著、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被提到一笔，虽然仅仅是一句话。此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部写真集的历史记录。
整部写真集中，这张中法文对照的《俘虏收容所之开设及收容人员一览表》，算是书中唯一的文献史料线索。不过，中法文的两表也还稍有出入。法文一览表中，只是在西苑收容所一行的备考栏中说明：“1918年7月由天津迁至北京”，而且仅有这一个备注。
于是，我们决定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探秘之旅”。
有战争就有战俘，古今中外概没能外，然而对于战俘的态度却大有不同。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坑俘的典故，实在太遥远，姑且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待波兰战俘的卡廷森林惨案，而今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德国对待苏联的战俘也同样惨无人道：政治委员、苏共党员直接处死，患传染病的，一律烧死，侥幸活下来的则被送到集中营，超体力劳动。我们在那部美国人拍摄的电影《极地重生》中，也看到了在苏联的德国战俘悲惨的命运。
近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之后，有关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报道曾令全世界为之震惊。随后，英国的虐俘丑闻也被曝光。此外，众所周知的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令人发指的虐俘暴行，早已臭名昭著；美军在朝鲜战争时期对待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的罪行，也让我们记忆犹新。
在我们有关战争的“常识”中，“战俘”成为一个屈辱和弱者的代名词。然而，面对这部俘虏写真集，我们以往的“常识”似乎完全被颠覆了！这究竟是怎样的历史？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搜集，有关这群战俘的历史，渐渐地浮出水面，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然，这一过程仍处于“现在进行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储斐迪南被塞尔维亚青年刺杀的萨拉热窝事件。7月28日，奥匈帝国为此向塞尔维亚宣战。潜伏在偶然事件背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争夺，终于导致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人类屠杀。7月30日，俄罗斯帝国宣布全国动员，出兵援助它的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隔日，德意志则公开表示，站在奥匈一边向俄罗斯宣战。接着，德国又于8月3日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军更侵入原本宣布保持中立的比利时。比利时也不得不对德国宣战。同日，英国也以1839年确保比利时中立的《伦敦条约》签署国的身份，向德国宣战。随后，8月6日，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塞尔维亚对德国宣战。8月12日，英国向奥匈帝国宣战。一时间，狼烟四起，厮杀之声震天。巴尔干这个“火药桶”终于引爆了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硝烟弥漫全球的战争。
那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以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一方组成同盟国（Central Powers），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等组成协约国（Allied Powers）为另一方，在欧洲的东西两条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残酷厮杀。战争很快波及到了非洲、中东和远东地区，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水域，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陆续又有二十几个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国家先后加入了协约国或同盟国集团。
在欧洲的战争主要分为东线（俄罗斯对德、奥作战）、西线（英、法、比对德作战）和南线（又称巴尔干战线，塞尔维亚对奥匈帝国作战）。其中西线最为惨烈，著名的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等，都发生在西线。
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的四年多时间里，共有31个国家大约15亿人口卷入了这场战争，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总共达到889个师，7400万人，其中约有1000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的直接费用就高达3599亿美元，因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及间接损失更是无法计数。
这场大战也对偏居远东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被称为“欧战”，而且袁世凯任大总统的北洋政府早在1914年8月6日就宣布“局外中立”，但列强并没有忘记它们的在华利益。面对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和军事存在，新崛起的亚洲强国日本率先加入协约国集团，于9月2日对德宣战，随即派兵对德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发动军事攻击，借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对德宣战的次日——9月3日，对山东垂涎已久的日军就在龙口及莱州登陆，将战火引向中国。但是，日军并不急于攻打青岛，而是先向西进，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及济南。9月23日，英军也在崂山登陆。直到11月6日夜日军开始向青岛发起总攻，7日晨5时德军要塞司令向守备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0日，日军司令神尾与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举行了“移让礼”。
日德在山东的军事冲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波及中国的战事。交战中，因为德国动员组织了大量在华德国人前往青岛增援，所以有大量德军士兵被俘。据报道，全部俘虏总数为4700余名，其中包括在战争期间向德军提供物资的德国商人和原德国殖民地政府官员等。1914年11月至12月间，日本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姫路、丸龟、松山、福冈、熊本、静冈、徳岛、大分等地设立俘虏收容所，开始将青岛近郊崂山湾、沙子口等处的德国俘虏移送日本。到12月末，从青岛移送日本的约4400名德军及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官兵，被分别关押在日本12个收容所内。
这些显然都与在中国的战俘无关，而且因为局外中立，中国仍与德国维持着外交关系，德国其他在华人员与财产一切照常，中国对德国的庚子赔款也照旧支付。但是，交战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欲拉中国加入其战线，并由此引起了国际与国内一系列政治风波。中华民国史上众多波谲云诡的历史事件，如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对日借款，乃至五四运动等等，皆由此而生，演化变幻，激荡风云。
在协约国集团的利诱和怂恿之下，北洋政府经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并经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先后表决，以德国自2月1日起实行无限制潜艇攻击，并无视中国政府抗议，为尊崇公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计，宣布自1917年3月14日起对德绝交，驻德公使颜惠庆奉命下旗回国，中国在德利益委托中立国丹麦代为照料。
中国致德国驻华公使的绝交照会內容如下：
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本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丧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销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
按照国际惯例，绝交之后必然还要宣战。然而，北洋政府内部各派势力在要不要对德宣战这个问题上还在继续角力。为了达到宣战的目的，身任国务总理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大总统黎元洪施加压力。
所谓督军团，正式的名称是“各省区联合会”。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大一统局面告终。由地方军阀张勋、倪嗣冲领衔召集十三省督军代表集会于徐州，宣布成立“各省区联合会”，制定纲领，发表通电，干预国家政治。1917年4月25日，在段内阁与黎元洪总统府及国会围绕对德宣战问题争议不决之时，段祺瑞在京召开各省督军及其代表军事会议，企图强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5月10日，国会对参战提案进行表决，段祺瑞又纵容军人组织流氓和无业游民围攻国会、殴打议员，激起社会公愤。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21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表示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为此，部分督军又在徐州集会，宣布独立，脱离中央。黎元洪被迫邀请“辫帅”张勋入京调解。不曾料想，6月14日，张勋带领三千辫子军进京后，竟拥立清朝逊帝（宣统皇帝）溥仪复辟。不过，溥仪的屁股还没将太和殿的龙椅坐热，张勋的辫子兵就又被段祺瑞的“讨逆军”镇压了。段氏以“再造共和”之功相标榜，黎元洪无奈何也只好辞去总统职务，结果“冯副座”——副总统冯国璋就由南京来到了北京，接任大总统职位。
府院之争告一段落，北洋政府遂于对德绝交5个月之后的1917年8月14日，正式宣布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并将宣战范围扩大到德国的盟国奥地利：自1917年8月14日上午10时起，中国与德奥处于战争地位。因此“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条约之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尽管声称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但是中国没有向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欧洲派出军队，而是向法国、英国和俄国派出大量“农民工”执行战场勤务工作。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表示，仍将遵守海牙和平会议公约及其他国际协约关于战时文明行政之条款。所以在宣布对德奥绝交宣战之后，按当时国际公法之惯例，中国对两国在我国境内之军民人等，分别审检其为“敌侨”、“敌俘”，或抑留或收容，并颁发了一系列处置德奥在华事务与利益的条例。如《处置敌国人民条规》、《保护敌国人民出境办法》、《俘虏收容所规则》、《处置敌国武器办法》、《处置敌国兵营办法》等，并命令直隶、湖北两省地方长官派员收回天津、汉口两处德国租界。内务部在致各省地方当局的电报中，还特别指示，要训告国民：“我国民当知此次宣战，为世界国家争正义、人道最后之胜利，一举一动，自当以正义人道为范围。对于继续居住之敌国人民，须仍守相当之礼遇，勿以感情所激，肆为轻侮之言词，勿以客气相陵，发为非礼之行动。……以增进我国民之声誉，与国家前途之光荣。”
由于中国宣布绝交、参战，德奥两国在华人员与财产将面临着怎样的命运呢？因为在是否对德绝交、宣战问题上中国内部已争吵很久，所以在中国正式宣布对德绝交之前，德国方面对其在华人员与利益的处置也早已有所准备。海军少将出身的德国驻华公使辛慈（Schintz）原本不打算回国，甚至曾向中国政府要求，倘若中德邦交决裂，他本人愿意在北京西山或山西五台山滞留，并请以北京天坛为集中拘禁在华德侨之所。据传，中国政府也曾表示，如果一但中国决定对德决裂，当以万寿山颐和园作为优待在华德人之地。不过在最后时刻，北洋政府还是决计不开此国际未有之先例。屡次以身体不适请求延期离华的辛慈，不得不于3月25日下午6时降旗出京，率随员及眷属由中方护送前往上海，27日搭乘荷兰伦勃朗号（Rembrandt，当时译作“连普兰土”）轮船，经日本、美国返回欧洲，并将德国在华事务与利益委托中立国荷兰的公使代为照料。
辛慈公使走了，而依照《辛丑条约》驻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使馆卫队，以及一切德国在华军事人员就成了中国的战俘。同样，在对奥匈帝国宣战以后，奥匈在中国的一切军事人员也自然成为中国的战俘。
作为曾经给中国留下痛苦记忆的八国联军成员，德奥两国的战俘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战俘（prisoner of war）是指在战争中或非战争的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支配下的合法交战者。从现代国际法角度看，合法交战者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作战。交战国拘捕和扣留战俘的目的，不在于处罚他们，而在于使他们无法再参加作战。因此，不但不得杀害他们或将他们作为报复对象，且必须给他们以合乎人道的待遇。
现在国际上关于对战俘的待遇，主要依据的是1949年8月12日通过，自1950年10月21日开始生效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即通常所说的《日内瓦第三公约》（The third Geneva Convention），和1977年通过的《关于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第一议定书》。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共有143条正文和5个附件，是对1929年同名公约的修订和补充。它不仅扩大了原公约的适用范围和保护对象，而且详细规定了战俘待遇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包括：战俘是处在敌国国家权力管辖之下，而不是处在俘获他的个人或军事单位的权力之下，因此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战俘在任何时间均须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不得使其遭受暴行或恫吓及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禁止对战俘施以报复措施；战俘的自用物品，除武器、马匹、军事装备和军事文件外，应仍归战俘保有；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的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纪律性处罚绝不得非人道、残暴或危害战俘健康；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以任何其他胁迫方式来获得任何情报；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在任何情况下，战俘均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等。
这个《日内瓦第三公约》的前身，也是世界上最早有关战俘的国际公约，是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首次通过的《关于战俘待遇公约》。换句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得到国际公认的战俘待遇条约。如果一定要找寻与战俘相关的国际法规，那么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算是唯一对战争中俘虏问题稍有提及的国际法规。
所谓“海牙公约”，是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公约、宣言等文件的总称，也被称为“海牙法规”。两次海牙会议所编纂的公约为嗣后战争法的编纂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在战争中实行人道主义原则起了促进作用。
海牙公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类。根据海牙公约的规定，各缔约国负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尽量避免诉诸武力”的一般性义务，并确定以斡旋、调停、国际调查委员会和国际仲裁等方式达到这一目标。这对限制传统国际法上的“诉诸战争权”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是宣战和中立国权利与义务类。1907年的海牙第三公约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是非法的；第五和第十三公约则详细、具体地编纂了中立国及其人民在陆战和海战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法规和惯例。上述两类以外的条约都属于第三大类，即战争法规类，这也是海牙公约的主体部分。从陆战、海战、空战等不同方面限制了作战手段和方法，并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战斗员、战俘和伤病员的待遇。我们所说的与战俘相关的国际法规，也就是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及其附件。
该公约包含了战争法规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其序文中明确提出一项重要条款：在本公约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下，平民和战斗员仍受那些“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这就是著名的“马尔顿条款”。
由于这些公约所包括的许多原则和规则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因此尽管每一公约都包括“只有在所有交战国都是缔约国时方能适用”的条款，但它还是被视为具有普遍效力、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国际公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不仅将海牙公约适用于缔约国（如德国），而且也适用于非缔约国（如捷克斯洛伐克），并依据公约的原则对违反战争法规的战犯予以定罪和惩处。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为适应现代战争需要，1949年的日内瓦四公约及1977年的《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对海牙公约所包括的许多战争法规作了确认、修改和发展，有关战俘的公约也由以前的97条，扩充至143条。
然而，正如有关战争的公约无法阻止战争一样，有关战俘的国际公约也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今天关塔那摩的阴影让我们对国际公法的效力以及人性中的丑恶，实在不敢有丝毫的乐观。
当然，我们在历史中看到的也不全是黑暗，也有阳光和人道主义光辉的闪耀。我们上文提到的有关战俘的国际条约、法规，都和一个叫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事还得从1859年说起。
1859年6月24日傍晚，一位名为亨利·杜南的瑞士商人，在途经意大利一个叫索尔弗利诺的小镇时，目睹了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国军队和维克多·埃马钮埃尔（Victor Emmanuel）二世率领的撒丁军队组成的佛朗哥—撒丁联军与奥地利帝国交战的索尔弗利诺战役。这场战争只持续了15个小时，但是交战双方却有近4万人伤亡。亨利·杜南被眼前战争的血腥与残酷惊呆了，他彻底放弃了原先旅行的目的，完全投入到帮助救治和护理伤者的工作中。他还动员当地百姓不带任何歧视地为交战双方提供援助。受伤士兵的痛苦以及几乎完全没有急救和基本护理的现实，更让他心中久久不能释怀。杜南于1862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索尔弗利诺回忆录》，生动描述了他在1859年索尔弗利诺的亲身经历。他还在书中积极呼吁在各国设立全国性的志愿伤兵救护组织，平时开展救护技能训练，战时支持军队医疗工作；签订一份国际公约，给予军事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及各国志愿的伤兵救护组织中立的地位。他将这本书送到整个欧洲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导人手里。正是这本书而引发了红十字运动的诞生。
1863年2月9日，亨利·杜南与日内瓦知名家族中的四位主要人物一起在日内瓦创建了“五人委员会”，作为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的调查委员会。八天之后，五人决定将委员会更名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63年10月26～29日，由这个委员会召集16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以讨论如何制定改善战地医疗服务条件的可行措施。29日会议最终决议的建议包括：敦促各国成立伤兵救护委员会；参与救护伤兵的机构和人员以及伤兵都应视为中立并得到尊重和保护；在战地开展救护援助的志愿队伍的使用；召集补充会议将这些理念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中；并且引入一个战场医务人员普遍使用的独一无二的保护性标志，即带有红十字的白色臂环。
一年之后，瑞士政府邀请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政府共派出26名代表来到日内瓦。1864年8月22日，12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一公约。公约包含10项条款，第一次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为武装冲突中的伤兵、战地医护人员和特定人道机构提供保护并保证他们的中立性。1875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正式定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这一正式名称沿用至今。1901年，当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时，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这一奖项授予亨利·杜南。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处于交战地的我国东北地区人民深受其害。清廷也派遣轮船到东北接运中国难民，但俄国政府却以中国进入战区的船舶和人员不属于红十字会，声称不予保护，并阻挠中国船只。为救济东北人民，上海绅商沈敦和等在清政府支持下，联合中外绅商，于1904年5月29日宣布成立红十字会，救援和赈恤战区难民。中国红十字会于1912年得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正式认可，并于1919年加入日内瓦红十字会协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虽然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投入战地救护之中。据当时的《申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在德日交战的胶济等处积极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对交战双方士兵收容与救护，11月初就收容德国士兵60名，日本士兵25名，由济南经津浦铁路送往南京，再转上海医院分别诊治。
在梳理有关国际公法的过程中，笔者对这部写真集的编者“俘虏情报局”的来历也有了一点新收获。
在红十字组织和日内瓦公约诞生之前，要想了解落入敌方手中的武装部队成员的下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870年至1871年的法兰西与普鲁士战争中，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变。在因战争而引起的多种灾害之中，精神上的痛苦也许是最难受的，如亲人离散而无法通信，儿子、丈夫参军而父母、妻子不知他是否还健在等等。国际委员会认识到，解除人们精神上的苦难往往要比减轻肉体伤害更重要。因此，国际委员会于1870年在瑞士巴塞尔（Basel）市设立“情报局”，说服交战双方向它提供了各自捕获的敌方伤员和俘虏的名单，以便通知双方的家庭和政府。这些名单使国际委员会能够回答焦虑的亲属的询问，伤兵也可以通过情报局特设的渠道与家人通信。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现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一方面与各国红十字会密切合作，联合与组织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和日本的红十字护士，加入到参战的欧洲各国武装部队的医疗服务工作中。同时在1914年10月15日，国际委员会又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国际战俘机构——中央战俘情报局（或称国际战俘局），致力于对战俘信息的搜集及合法权益的保护。1907年海牙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战俘开展工作的法律依据。
根据条约规定，战端发生之后，各交战国或中立国有拘禁交战国军人之必要，皆须设调查机关，调查收容者之行止。凡欲知关系收容者之事，皆可向该机关查询。此机关可于各该管处所访查收容者情形，造具详单，报告一切。如该收容者或仍拘禁或有变更，或病或殁，以及互易得归，立誓免禁、私行逃逸等情，此详单均须备载。战息议和之后，交与各军人所属之国。
据统计，至一战结束前，该局共转发约2000万份信件和信息，190万个包裹，以及约为18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捐款（捐赠给所有受战争影响国家的战俘）。该组织还探视战俘营，直至战争结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41名代表共探视了欧洲全境的524个战俘营。1916年至1918年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行了一些印有战俘营场景的明信片。这些图片反映了被关押者的日常活动，比如分发家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意图是为被关押者的家庭带来希望和慰藉并减轻他们对家人命运未卜的担忧。此外，得益于该局的调解，约有20万名被关押者得以在交战各方间交换、获释并返回祖国。191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工作表现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1914年至1918年间颁发的唯一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1907年海牙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的签约国，在正式对德奥宣战之后，北京政府陆军部也认为，我国现已与德奥宣战，并将国境内德奥军人悉予收容，自当设立情报局一所，以符《陆战法规和惯例》规定。于是拟定情报局编制一则，呈奉大总统批准公布，并于1917年9月4日正式成立。陆军部俘虏情报局由陆军部直辖，负责承办关于俘虏请求、通信各种事项。陆军部先后“于近畿一带分设收容所两所，一设于海甸之朗润园，以拘禁德国使馆之卫队，4月3日由驻和（荷）使署武官送交德使馆卫兵共30名入所；一设于西苑，以拘禁奥俘，遂于9月14日由和使交收奥俘官长、士兵等共138名入所。复于京外之南京、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分设收容所，以收容各该省及附近地方之德奥俘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并没有获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并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但还是于1919年9月15日正式宣布结束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并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将德奥在华俘虏一律准予遣返。1920年5月26日和6月4日中国还先后参与签署了不涉及山东问题的《对奥地利和约》及《对匈牙利和约》，后又于1921年5月20日与德国单独签订《中德协约》，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关于在华德奥战俘的遣返事宜，最初议定由荷兰船只遣返，但因日本遣返德俘的船只马洛丸号恰好经过上海，中国当局即命令北京等处收容所着手准备，一律将德奥战俘先送上海，以便搭船放洋。1920年2月，北京、黑龙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奥在华俘虏，经与荷兰使馆武官商洽，一并转送上海，由荷兰武官率领搭乘日本哈德逊丸号归返故乡。
2006年夏天，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战争弥撒曲》影片，讲述了一战时期日本德岛板东收容所所长——松江丰寿，不顾陆军上层反对和刁难，坚持以人道的方式对待德国战俘。战争结束后，战俘们为了表示对松江所长的感激之情，特意为他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据说电影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段历史到现在还被当地的人们传为佳话。德国战俘们在这里的两年零十个月的生活，也被誉为人间奇迹。我们当然应该对松江所长的人道精神表示敬意，内心却难免有些不平，因二战时期对战俘残害甚至用战俘活体从事细菌试验而恶名昭著的日本，竟然也挖掘出这样个体案例为自己脸上贴金，而我国在一战中这样自上而下的、整体政策性的战俘优待行为，却长久地被历史尘埃掩盖。
据新华网日内瓦2007年11月15日电，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档案，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人类文献遗产加以保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深重灾难以及保护平民先驱行动的证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在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之时，完成这些战俘档案的数字化处理，供网络查询。相信历史的真相会永远保存，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待外国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将永存史册。
时间已使昨天的印迹愈发地斑驳，在钩沉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地走进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