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有战争就有战俘。人类远古时部落、氏族间的战争，就有俘虏；很长一段时间，战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为奴。杀俘都视为平常，虐俘则更属正常。
不过，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对待俘虏，也日渐人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瑞士商人、慈善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在1863年首倡创立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第二年8月，正式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12国在日内瓦签订《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上述公约曾于1906年和1929年进行过两次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关于改善战时伤者病者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不仅不能“杀降”，而且不能“杀俘”，甚至不能“虐俘”。
一个瑞士民间商人的提议在欧洲能很快得到“国际”的响应，说明不少人或早已有此想法。有意思的是，就在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和英国人戈登（Gordon， Charles George）为头的“常胜军”进攻苏州城时，决定策反太平军守将。最终诱降成功，八位太平军守城将领将主帅杀害，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但是，李鸿章不仅未能如约赏此八降将高官厚禄、保证其部下生命安全，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并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对李的杀降，戈登愤怒万分，甚至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虽经各方调解此事作罢，但戈登的常胜军却因此解散。
李鸿章确实没想到洋人对“杀降”如此大动肝火。中国虽有“杀降不祥”之说，但现实政治、战争传统更加讲求的是“势”与“术”。因此，中国历史上不乏“杀降”之事：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项羽在入咸阳之前害怕秦将章邯部下投降过来的20万秦军谋反，在新安把这20万降卒全部活埋。因此，李鸿章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而以“理学家”著称的曾国藩竟也称赞道：“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是理学大家，戈登只是英国一介武夫，且是要钱不要命的雇佣军头目，却对“雇主”的杀降万难接受，故二人观念之别非个人品性之别，乃时代之别也。
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改变。1904年3月，中国先后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和上海万国红十字会；6月末，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作为会员国，取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的资格。虽然中国红十字协会直到1912年元月才被国际红十字会正式承认，但国际红十字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已开始被中国民间和官方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远离战火的中国也宣布参战，敌国德、奥在华军事人员自然成为中国的战俘。这段历史，已被遗忘，但李学通、古为明二君“发掘”出1919年由中国“俘虏情报局”编印的《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集》，并详加注释，填补了这一段记忆的空白，甚为可贵。
我们惊讶地看到，这些战俘不仅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可以打网球、溜冰、踢足球……以中国当时条件而论，这些战俘的待遇可谓“超豪华”、“超人道”。或许，这是给外国战俘的“特权”，是向世界作秀，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接受人道主义普世观念过程中应当肯定的重要一步。
今日世界，无论情势所迫有再多“杀俘”、“杀降”的理由，任何政权已不敢公开“杀俘”“杀降”，不敢公开为这种行为辩护。无论何国，只要“虐俘”消息传出，更不必说“杀俘”、“杀降”，便会遭到举世谴责，说明给战俘人道待遇的价值观念，已由最初的“地域性观念”渐渐扩展，演成“公例”，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这部“战俘写真集”，亦生动说明此点。
2010年3月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