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的涌现，很大程度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斗争策略。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已面临困境，社会上有许多教授、名流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并试图通过议会弹劾教育总长，迫使其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以致陈独秀最后被迫辞职。《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特别附录的《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就称：“旧派欲以专制手段阻遏世界潮流。”5月4日又刊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社论，指出“中国辛亥革命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就是因为只去掉了一个满洲皇帝，其余支配阶级的人，依然是那种腐败已极的士大夫的原故”。文章将那些居于政治、文化强势地位的政客、学者归为士大夫阶级，将支持新文化的教师、学生称作“知识阶级”，号召联合农工，壮大自己的队伍，“革士大夫阶级的命”。“知识阶级”的标准不是以知识的多寡，也不是以自由浮动、社会的良知等等为依据，而是根据当下的新旧话语权之争。胡适后来曾说：“‘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胡适文存》第二集第三卷《我们的政治主张》附录。此语确是道出了新文化人使用“知识阶级”一词的历史天机。在这种策略运作下，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使得新文化人在五四运动中大获全胜，北大学生领袖张国焘即称：“著名的五四运动最足为知识阶级势力的写真。”《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922年第12期。随后的工读互助团、新村主义、平民教育等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动员起更多的青年教师、学生。1920年李大钊在《新生活》第23期发表《知识阶级的胜利》，称：“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胡适的话，知识界建构民粹主义话语，目的正是为了催生新知识群体的诞生。这种有关知识、进步和民粹的知识反映了深层的社会关系，它是通过新的话语权力机制（大学、媒体）运作的结果，同时又构成了它所描述的对象，是新文化人借用外来词语提倡群体意识的一种自我表述。在这个意义上，“知识阶级的胜利”，也就是新文化人的胜利。
在这种民粹话语中，激进青年知识者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在“劳工神圣”面前感到道德上的惭愧，声称要到乡村去自食其力，改造灵肉。如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劳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11月8日。五四学生领袖许德衍在1919年也提出：“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国民》2卷1号。甚至有人提出要解决阶级不平等问题，首先应当消灭知识阶级，如范煜《工学主义》：“我们与其急急于倒强权，倒私有制，不如急急于化除知识阶级。”《曙光》1卷1号，1919年11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自认为是传播“现代的新文明”的使者，代表了进步和未来，在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先驱角色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的体现，青年毛泽东后来写诗回忆五四前夕的书生意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恐怕比起那些自惭形秽的言论，更能表明当时许多青年学子内心的真实思想。新文化运动参与者夏丏尊后来也说：“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知识阶级的运命》）因此，无论激进知识者接受了何种思潮，无论他们是如何鄙薄“知识阶级”，但在其内心深处，这个“知识阶级”就是他们自己。
相对于激进青年，某些自由派学者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常常是指少数高级知识者，如1922年3月，周作人等五位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以“我们”“知识阶级”的名义主张信仰自由。强调的是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专业知识，充当公共良知的一面。五四周年之际，胡适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希望学生好好读书，认为只有“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1923年，蔡元培因抗议政府腐败而辞职，胡适在一篇支持他的文章中又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努力》短评《这一周》，1923年1月。文中分称“中年的智识阶级”和“少年的学生”，可见在胡适看来，“知识阶级”的职责是“主持正谊”，学生的职责则是读书成才，因而他反对“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口号。他使用“智识阶级”一词，也是着眼于个体的局部反抗，而非着眼于一种社会群体力量。正如张奚若后来在《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1927）中所说，社会上并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与人生观的“智识阶级”，知识者的共同处只是“增长智识，发展理性，提高思想，传播美化”。《现代评论》1927年纪念增刊。五四之后，中国自由主义者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式微，这与他们自外于青年“知识阶级”，不能满足已被鼓动起来的学生要成为社会中心的要求（这种优越感直到延安时期才被纠正），有着相当的关系。其实，何止自由主义者，那些激进知识人很快也就发现，坚持“知识阶级”的主体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继之而来的社会革命面前，他们如果不能认同新的身份属性，就很难避免大浪淘沙的命运。
随着中共在1921年成立，一个新的话语中心形成，对“知识阶级”的阐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话语构成中，“知识阶级”仍然是一个社会实体，但它不再被看作一个独立的超越的阶层，也不再是全社会的代言人，而是代表着某个阶级。1921年6月，一本在汉口印行、署名田诚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号召建立劳工专政，并针对知识者指出：“你们还是做压迫阶级的附属物呢？还是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呢？这是要你们自己去仔细选择的。”此后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也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乎贵族与平民（农工商）之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这种阶级观点反映了一种历史和经济的理论预设，进一步加强了知识者作为社会有机角色的定位。
早期共产党领袖都是清一色的知识者，十分重视“知识阶级”问题，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们现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知识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担当代表的角色本身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领导权，因此是权力的转移和对主体的重新评价。话语主体在这里发生了位移和置换，“知识阶级”从话语的主体变成了话语的对象，被整合为“他者”。这种转换导致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在不同观点的文章中，陈述主语“我们”和“他们”的分别开始大量出现。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我们”自由派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同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胡适等是知识阶级的人”，“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这里的“知识阶级”已经只是指胡适等自由派高级学者，即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这一对象被客体化了。1926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更是将学生、中小学教员、小公务员划为“小知识阶层”，将高级知识精英称作“反动派知识阶级”，以致在北阀初期，一度还有人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参见拙文《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由此可见，使用“知识阶级”一词，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将知识者看作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既不符合“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义，也容易在语义上否定整个知识群体，难以指称革命的知识者，尤其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另一方面，这个称谓无法与自由主义学者区别开来，因为后者也一直在使用“知识阶级”自称，以提倡扮演社会良心的群体意识。换句话说，必须放弃“知识阶级”一词，主体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因此，作为一种新的话语提纯，“知识分子”一词于20年代中开始首先在组织内部出现。
今人普遍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是译自英文Intellectual，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历史认识。中文“知识分子”既非直接译自英文Intellectual一词在20年代也已经传入中国，被视为Intelligentsia的同义词，如前引张奚若的文章即指出Intellectualclass的意译是“智识阶级”。，也非采自日文译词“知识人”，而是在20年代初，从中共文献中“知识阶级分子”这一句式衍变而来。例如，张国焘《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1922年《向导》13期）、《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中已有“知识阶级分子”的提法，意谓知识阶级的各个人。此后如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中“知识阶级中之革命分子”，《中央局报告》（1924）中“知识阶级中进步分子”，中共四大《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中“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等等，实际上都是革命知识人的自称。而单独出现“知识分子”一词，则是在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等文件中在此之前的中共文献中，凡有“知识分子”字样的都是后来译自俄文稿，如《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中的“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即从俄文译出，因此不能证明此词在1921年就已经产生。，由其用法看，都是特指“革命的”知识者，如“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未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者，仍是以“知识阶级”称之（如1925年《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之七）。中共早期领袖中，瞿秋白是谈论知识者较多的一个，在1925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他将戴氏所代表的势力称为“知识阶级”，在1926年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中，则将自己阵营的知识人称作“革命的知识分子”，而在1927年的论文集自序中，又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群体称作“知识阶级”，在1932年的《我们是谁》中，则将“革命的智识分子”称作“小资产阶级”。给人的印象是，“知识阶级”多用作“他者”，“知识分子”则可用作自己人和同路人。
明确表明这一话语原由的是共产党人李春涛。1925年12月，由于广州国民革命军中一些人在东征时提出“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陈炯明曾宣称共产党人是要消灭知识阶级，对此李春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人是谁？》一文，辩称：“我们觉得有智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智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每个有智识的人，只是一个智识分子。这些智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政治周报》1925年第2期。因此，所谓“知识分子”即“有智识的分子”，这一话语的产生正是为了避免“知识阶级”一词带来的政治困扰，在一种阶级理论的预设前提下，将这一群体予以个体化，以使他们分属不同阶级。它保留了“知识阶级”一词所蕴含的群体性质、专业特征及平民主义色彩（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却摒弃了其社会良知的原初内涵。也就是说，将“知识分子”与英文拉上关系，只是后来的事，它原本并不具有19世纪法国Intelligentsia原义中扮演公共良知角色、追求真理与公正的含义，而仅仅是指一种具有知识技能的有机社会阶层。
中共在国共合作及1925年五卅运动后，其革命工作已日益进入具体的工农运动甚至武装斗争阶段。四大宣言即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1926年7月，北伐正式开始，出于斗争需要，中共对阶级的定义又作了细分调整，如明文取消“农民阶级”的说法（《农民运动议决案》），在党内文件中似乎也不再提“知识阶级”，而是以“知识分子”指称附属于不同阶级的知识者，因此除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外，也出现了“资产阶级分子及附属于此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提法（《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大约从1927年后，甚至像鲁迅、胡适这样不同类型的知识人也都开始使用“智识分子”一词。如鲁迅《〈农夫〉译者附记》（1928）、《豪语的折扣》（1933）、《听说梦》（1933）等。胡适晚年的讲演也常使用此词。也就是说，社会上各种声音都认为，存在着一个叫作“知识分子”的东西。1936年初版《辞海》只收录“知识阶级”一词，其定义如下：“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般受教育者，狭义指受有高等教育、以知识为生活手段之人，即劳心之劳动阶级，如教员、律师、医生等属之。为中间阶级或浮动阶级之一种，因其不能自存，须依资产阶级及劳动阶级为生，故为非基本阶级，亦为非支配阶级。”这一释义反映了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即将知识人定义为一种依附于各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但没有也不可能反映出1925年以后中共在使用此词上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