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了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部殉难史，我们就无法了解普希金那近乎苛刻的沉痛诗句，也无法了解索尔仁尼琴引用它的深刻用意。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那个“多余人”形象消失了，他已经在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中衰弱，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毁灭。在新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变成了囚徒和叛徒，困扰他们的那些真正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对精神生活的强调和安顿，坚持和背叛。这种精神生活和道德勇气在俄罗斯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如今却遭遇某种拜物教的摧毁，使一个伟大民族濒临生物学上的灭亡。
从奥列格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那头敢于顶橡树的牛犊。奥列格来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万念俱灰。他曾因莫须有的罪名坐过牢，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之后又被发配到“永久流放地”。囚犯生活在他看来就是一条“流入沙漠的河”，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索求。他憎恨世上那些不平等的观念，唯一尚存的希望是，享有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跟女人谈话的权利。一句话，像一切健康和自由的人那样，在中亚广袤草原的早春空气中，听乡下院子里驴子和骆驼发出得意的嘶鸣，“诉说自己求偶的情欲和传种的信心”。
索尔仁尼琴喜欢用最底层的世俗精神去反抗生活中的伪崇高，同时又毫不轻佻，这使他的叙述语气和人物言辞透出一种罕见的力度。他由此塑造了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的形象。奥列格身上，表现出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为了保住自己的男性特征和功能，他拒绝对他的激素治疗（这样的生命代价是否太高？），但他与女医生薇拉之间的心灵交流，他们有关爱情并不是建立在现代生物科学基础上的讨论，表明他内心依旧保留着对最富精神性事物的追求。这个形象让人想到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哪怕陷在卑污的泥坑里，他仍然在进行一场捍卫尊严的不屈的斗争。此刻权力再强大，也掩盖不了它的空洞。
临终的舒路宾喃喃念着普希金的诗句：“我不会整个死灭。”奥列格却幸运地活了过来，走出癌病房，迈向广阔的天地。这是春天的清晨，外面的林阴马路、人行道、单层砖房、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蹲在当街锤打锄头的男人、披着肩巾的女人，都像是在欢迎他归来。他把这一天看成是《圣经》里所说的“创世的第一天”：
他从茶馆的阳台上看见，被土墙围住的邻家院子上空有一丛粉红、透明、蒲公英似的东西，只是直径几达六米，简直是一个没有分量的粉红色气球。这样大的粉红色植物他从来没有见过。
杏花？？……
奥列格心想：幸亏没有匆匆忙忙走开。往后不看清周遭的情形，决不向别处闯。
他走到紧靠栏杆的地方，从这里高处看那一片空濛的粉红色奇迹。
他把这奇迹赠送给自己，作为创世日的礼品。
这是一种自由的心态，也是一种意义的发现。发现那种不是由现代人的历史意识所支配的丛林世界，而是由从前人眼里看出去的自然世界。那时候的人住在简单的房子里却笑口常开，不知道什么是半夜有人敲门的滋味，也不知道什么叫癌。
也许只有在这种宗教情感的体验中，苦难才能转变为一种意义，而不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教训。像舒路宾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经历表明，面对强权制造的恐惧，理性与知识并不可靠，即使人们偶尔有思维的勇气，也是由时代的宽松造成的。恐惧产生于内心，也只有内心的坚信才能战胜它。舒路宾最后大彻大悟，不再惧怕，他对奥列格说：“有时我十分清楚地感到，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非常崇高的东西在！可能是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
按照我们对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太明晰，太不矛盾，他甚至想要表明善比恶更深刻。然而，将恶奉为上帝的不是非理性，而是不深刻的理性。在《古拉格群岛》开头，索尔仁尼琴曾这样描写人们被捕时的心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它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许多人把这番话理解成作家对个体的赞扬，其实恰恰相反。在作家看来，大多数人之所以在权力面前忍辱偷生，正是因为现代人将价值来源归于人类自身，失去了上帝这个中心，所以对精神世界一无所求，却不愿失去任何一点物质的东西，从而丧失了内心的自由，无力对抗强权。
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人性之恶，索尔仁尼琴揭示了自由之真。
2007年，这位八十九岁的老作家在接受俄罗斯国家奖时，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民族痛苦的经历和最终战胜恐惧的俄罗斯精神。作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当代继承者，索尔仁尼琴与今天世界流行的主观主义思潮格格不入。这种主观主义断言，人的主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中心，人能够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曾经把这种主观主义的根源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认为当今世界缺乏道德勇气就在于宗教感的丧失。
我们无论同意与否，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本人历经炼狱，思考一生，他有权向这个崇拜物质力量的世界发出质问：
“难道人真的高于一切？难道人之上就没有一个更高的存在？”
俄罗斯的雅努斯神
索尔仁尼琴曾被苏联褫夺国籍，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他挑战极权的道德勇气，使他在西方和俄罗斯享有崇高声望。1994年，当受叶利钦之邀返回国内后，他仍然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在杜马抨击那些贪腐的新贵，但同时又提倡大俄罗斯主义和反对西方文明，使许多热爱他的人感到困惑。但实际上，索尔仁尼琴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写作活动的早期。
上个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曾与物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着索氏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对话，不仅可以了解索氏的政治观，而且可以看到俄罗斯知识阶层关于现代化的根本分歧，了解俄罗斯的发展轨迹。
自从发表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和几个短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再没有在国内发表过作品，《癌病房》、《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都是后来在国外出版的。1967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写信，呼吁“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古拉格群岛》封面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作协开除，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切都使他与苏联领导集团公开决裂，克格勃开始不断对他威逼利诱、骚扰讹诈，甚至唆使人给他写恐吓信。
1973年8月，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搜查了一位老妇人家，这位女人藏有一份《古拉格群岛》的打字稿，她把手稿交出去后，因不堪内心愧疚在房内自缢身亡，索尔仁尼琴得知此事后，当即发表一篇声明披露事实，同时写下一封《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在被驱逐出苏联后不久，这封信便在国外发表。针对信中的内容，在国内的萨哈罗夫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第一卷在法国巴黎出版，一是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在这封信里，索尔仁尼琴表达了他对苏联若干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他写这封信的唯一原因，据他说是想要避免一场“威胁我们民族的灾难”。他希望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得到安宁，但他更关心的还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命运，并在信中诉诸苏联领导层的民族情结。相对于提倡国际主义的苏联领导，他表现为一个更加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指责他们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让俄罗斯陷于困境。
他的思考方向是强调精神方面的危机，认为“我们的人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之中”。他认为，主张“进步”的西方文明已经陷入绝境，而目前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正是盲目追随西方意识形态的结果。在他的笔下，传统俄罗斯社会是美好的：“在没有汽车的时代，有人、有马、狗和电车，人们是亲切的，城市是舒适的，空气永远是新鲜的，冬季的白雪、春季花园中的花香通过围墙散发到大街上。”而西方现代文明却是提倡无止境的进步，在他看来，“这种无止境的进步实际上是疯狂的、紧张的、使人类走向绝境的盲动。永远进步的贪婪的文明上气不接下气地快完蛋了。等待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并不是要收敛，而是西方、东方都需要完全恢复和重建，因为双方都已陷入了绝境。”
这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充斥在社会生活中，它试图以“粗暴的机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微妙的东西——人以及更加复杂的千百万人的综合体——社会”。为了实现所谓的“进步”，领导层倾力发展军事工业，推行国有化和集体化，让妇女们拿着铁棍和铁铣在地里劳动，却热衷于支援世界革命。俄罗斯几个世纪都是出口粮食，现在却变成了进口国，强制建立的集体农庄使农民没有积极性，人民的生活陷于贫穷。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制度本身，而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仍有许多信徒，在苏联却已被人们看作是谎言，人们公开议论它，嘲笑它，甚至厌烦它，在正式场合也只是装装样子。这种人人说谎话对于国家的稳定毫无意义，反而导致了进一步的道德沦丧。
对于西方的“极端民主”，索尔仁尼琴同样明确表示反对。每隔四年的选举，政治家们和全国人都耗费在选举活动上，为了讨好群众，不仅国内一些集团，而且还有外国政府也利用这一点。所谓民主的优点是微不足道的，不能表达大多数人的意志。他认为，自由是精神上的需要，但不能放纵；秩序是制度上的必须，但不能暴虐。1917年2月俄国的短暂民主是失败的，现在更不能实行这种多党议会制，因此他声称自己反对“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的谎言”，而不是传统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已经具有了强大的道德基础，即“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的俄国正教”，它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人类互爱的基础上。而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百多年来与这种专制制度斗争，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
因此，他建议当局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国内而不是国外，更多地关注本民族的生存状态，要让人民在道德上健康发展，减少妇女的繁重劳动，改革儿童教育，取消集体农庄，恢复乡村公社。开发东北部地区，但要保护环境和土地，不要采用太先进的经济和大工业模式，停止出售天然气、森林等资源，也不要外国人来开发，不同西方进行贸易以及人员与思想交流。
最重要的仍然是精神，可以保留现行强制机关，但要维护信仰自由。“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不遭到灭亡，为了使他们能得以发展，丰富我们的思想，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真理，要允许各种思潮和各种道德倾向，特别是所有宗教自由存在。不要暗地镇压他们，允许青年存在各种思想组织（完全不是政治组织），允许艺术、文学和出版自由，不是出版政治书籍，也不是选举前的传单。”总之，要拯救俄罗斯，就必须回归健康的俄罗斯路线，彻底拒斥西方的制度文化。
萨哈罗夫在文章中指出，对这位在全世界享有崇高威信的作家的意见展开认真的讨论，特别是在俄罗斯具有独立社会见解的代表人物中间展开认真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对俄罗斯人所遭受的苦难命运所作的描写，尤其令人信服和痛心，这使他在精神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AндрéйДмитриевичСхаров，1921—1989），苏联原子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生活史上具有特殊作用和影响。
需要介绍一下这个萨哈罗夫。他1921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曾主持研制苏联的核聚变装置，被西方称为“氢弹之父”。1950年代末的两次核事故，造成数千人丧生，这使萨哈罗夫深受刺激，从此开始转向政治活动，反对核试验和核扩散，反对军备竞赛，并极力推动各国停止地面核试验。1968年，他被当局驱逐出秘密军事工业，之后他与别人一起创立了“人权委员会”，完全投入到人权活动中。1975年，萨哈罗夫以其“为捍卫人权、裁军和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进行的斗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萨哈罗夫赞同索尔仁尼琴对苏联社会现象的描述，但他对索氏的思想立场感到不安。首先，索氏只是描写了俄罗斯人的苦难和牺牲，却忽略了非俄罗斯族所遭受的迫害，比如强行驱逐出境、消灭种族、压制民族文化等等，这一切都是针对非俄罗斯族的。其次，索氏反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理论，而“进步”是以民主与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是人类社会的需要，不能将“进步”仅仅与大工业生产的数量增长等同起来。俄罗斯不能生活在孤立状态中，不能脱离科技的进步，索氏反对同西方进行贸易，拒绝进口设备、引进资金和技术，希望恢复传统的村社制度，回到手工业劳动的时代，这是极不现实的。第三，索氏认为俄罗斯尚不具备民主条件，而在法制和东正教下的专制制度则是可行的，这个制度可以维持俄罗斯的传统美德。萨哈罗夫表示，民主发展的道路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唯一适宜的道路，“在俄罗斯存在了几百年的奴性和对外国人、异族人、异教徒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幸，而不是民族的美德。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才能使人民培养出自己的性格，使他们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得以理智地生存下来”。
这两位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面对俄罗斯的未来，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索尔仁尼琴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认为俄罗斯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反对启蒙以来的西方思想与制度，萨哈罗夫则恰恰相反，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与经济。索尔仁尼琴将意识形态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萨哈罗夫则是从实际政治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在社会的人们对意识形态并不关心，它只是被实用主义地用来装潢门面：“我国的现领导人在需要做出任何困难的决定时，所遵循的准则也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和制度的基本特征。”
因此，他认为不应当将思想分作西方的和俄罗斯的：“我认为要想科学地、合理地对待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那只能把思想和观念分做正确的和错误的。”他问道：“哪里有什么俄罗斯健康发展的路线？在俄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难道有过哪怕是一瞬间的发展是不伴随着矛盾和巨变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