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困境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图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都是在主观思维的框架中绕圈子。启蒙主义时期，人们还基本认为价值是一种事实，所有正面价值都是统一的整体，存在着可以发现的客观真理，人类的目的是给定的，美德即知识等等。但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价值的根源逐渐从客体转向主体，人成为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根源。就此而言，现代西方的主流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都属于主观主义哲学家。
事实表明，关键还不在主体性的概念，而在超验的概念。排除了超验的事物，如何才能将主体意义转化为客体意义，这是胡塞尔现象学想要解决却又无法解决的。主体性哲学宣扬的内在超越既不可能，也属徒劳，这样的人类解决方案不过是自我实现的神话。正如帕托切克所指出，几个世纪来，“思想家们到处寻找，发现人类尚未创造出一种道德，一种真正令人信服的原则和安全可靠的内在控制，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同样是沿着这一主观思维的思路，现代语言分析学派认为，诸如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真实等皆无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只是主观的体验，因此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而当后现代主义审视主体性时，更是发现其虚妄所在。按照福柯的看法，真理其实都是权力话语的产物。于是问题的实质就不在于有没有绝对真理，而在于谁有权力声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即尼采所说的“谁在说话”的问题。
与胡塞尔欲将“生命世界”进一步还原为纯粹意识世界不同，萨米亚特哲学坚持中世纪人眼里的“自在世界”。在那里，在人类之外，存在着某种超客体的绝对实在，它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人类对此只能谦卑地弯下腰来。正是在这点上，捷克萨米亚特作者与任何西方主流学术都迥然不同。在他们看来，首先，真理非如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存在的，有意义的；其次，真理也非如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它是外在的、超验的；第三，真理也非如德国古典哲学所认为的那样，它是被发现的，不是被创造的。
经历了20世纪的灾难后，我们再也不能无条件相信任何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没有意义世界而生存下去。在这方面，萨米亚特作者给我们指出了思考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对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来说，这一个现代性相当陌生，那就是超验世界的存在。
在萨米亚特作者看来，前笛卡尔世界是个统一的“自在世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将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由的想象”。各种单个的知识碎片的积聚不能获得真理，要获得真理，只能关注于真理本身，倾听它的声音。主体也不是一个分离的现实，从客体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是内在地交织于“自在世界”之中。而只有将世界和人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才能发现价值，发现本质。
这一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捷克的“共和国之父”马萨里克。马萨里克原是一个著名哲学家，1918年捷克独立后，他成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在20世纪30年代，马萨里克的思想就曾独树一帜，他将客观与价值的真实结合起来，声称“意义也是一种事实”，它有着与我们的真实生活相联系的完全切实的内容，在我们探讨它之前，它早已存在。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omáGarrigue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由于在争取独立中所起的作用，同爱德华·贝奈斯和米兰·什特凡尼克一起，被称作捷克斯洛伐克开国三元勋。曾三次连任总统。换言之，意义与价值内在于“自在世界”，而不是被人任意赋予一个无意义的现实。他的这一思想被帕托切克、哈维尔等人所重申与发扬，由此产生了萨米亚特作者的重要命题——“生活在真实中”，重新许诺寻求意义、承担自由的责任。
与萨特宣称的“存在先于本质”相反，萨米亚特作者实际上主张传统信仰的“本质先于存在”。这种与绝对相联系的存在本质乃是事实的真理，不是原理性的真理，“是赋予那些漂浮在虚无海洋上孤立的‘意义之岛’一致性与完整性的‘海底山脉’，是对虚无的唯一有效的防卫”（哈维尔语）。主体只能通过自己存在于世界中的方式，去接近这一真理，从而相信世界的善和爱，相信自由和宽容，相信正义可以得到奖赏。
帕托切克对普遍人权观念的阐述便是基于这一立场，“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这个观念类似于基督教早期的思想，即如果我不服从一个政府，是因为它只是一个人间的政府，不能代表绝对真理。也就是说，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诸如个人自由之类，应该建立在超验的事物之上，如果国家的价值根基是主观赋予的，那这些价值就一定是相对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由人组成的政府就可能以各种名义戕害自由。
颇有意味的是，萨米亚特作者不太谈论自由主义的市场、法治和权利等观念，他们谈论最多的是良知、责任。这在一个政治高压下冷漠和顺从的社会，或许尤为必要。对于功利主义来说，自由只是人类获取经验利益的手段，因此它不能反对人们为了面包而放弃自由。而对于萨米亚特作者来说，诸如真理、责任、自由等则属于先验的价值范畴，具有形上根据的绝对律令。“有些事物是值得为之受难的”，帕托切克的这句名言表明，自由和责任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良知，是接受必须接受的东西。正如帕托切克所说：“听从一种责任感，超越所有政治责任和权力之上的责任，这是他们唯一真实而可靠的根基。”在绝对的、超验的、普适的真理面前，一个内心追求自由的人除了责任，别无选择。
显然，“生活在真理中”不是对权力者提出的要求，而是对无权者提出的要求，是在存在意义上直接面对自由、责任与牺牲一类的哲学问题。在后来发表的那篇纪念帕托切克的长文《无权者的权力》中，哈维尔对后极权制度下人的精神状态作了进一步的剖析：人们认可谎言，甘愿与谎言和平共处，是因为许多人不能超越生活的表象世界，“屈服于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些向往混入没有个性的人群之中，舒服地顺流而下进入伪生活之河流”，从而丧失了良知和责任，而后极权制度正是依靠着非道德化，加速了这一精神堕落的过程。
不是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而是没有责任就不配享受自由。“生活在真实中”就是重新获得对那些高于人类生存的事物的责任感，重新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主要不是出于恐惧或个人的利益，而是出于尊重人的内在里最高的东西，他对义务和共同福祉的理解，对需要承担责任的理解，哪怕是承受某些不幸、误解与某种危险”（帕托切克语）。这也使得萨米亚特作者反对现代政治的功利原则，主张“反政治的政治”，试图将政治关怀建立在某种终极价值关怀的基础上。
我们常提到康德的星空，其实往往是一无所感。而萨米亚特作者却是真正地在仰望星空。在瓦楚利克的《捷克梦之书》中，这位萨米亚特的重要作家写道：“我并不是声称我的思想是有关主体的真理，它是我心灵的真理。”是的，心灵才是萨米亚特作者最重要的参数。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思想植根于另一种现实的概念，另一种现代性的范式，因而也提供了世界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图像。那就是拒绝从“存在”（being）的世界被掷入“生存”（existence）的世界，重新回到从前的信仰传统，明确表示对某个超验之物的渴求。换言之，就是对世界的再入魅。
对于这一超验之物，大多数萨米亚特作者并未将之理解成宗教的上帝，而是理解成某种超验的实在。这种超验的根据是模糊的隐喻的，但他们反对的恰恰是过去那种清晰的导致极权的体系化根据。如哈维尔就多次说过，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但他又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而且，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用他的另一个隐喻来说，这个秩序和意义就是“绝对的地平线”。就现代世界政治的权力实质而言，这种对精神的强调或许过于理想，但也正是由于此，哈维尔与其他萨米亚特作者才能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以微小的个人与强大的权力对抗。因为在他们看来，回归统一的“自在世界”，重寻真理的源头，这不仅仅是在自我拯救，也是在拯救被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拖入深渊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