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无疑是萨米亚特哲学的出发点，在这些作家、学者看来，哲学最初代表的就是爱的智慧和对智慧的爱。但此后的发展中，哲学的重点从何谓善转为何谓是，变成了一门分门别类的科学。哲学家们皓首穷经，成为某种知识而不是某种智慧的寻求者。萨米亚特思想者重新界定了哲学的意义，如纳丁·帕洛西说：“哲学的起源在于人与自身之上的超验的关系。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忘我的整一，还是苏格拉底的关怀灵魂追求至善，又或是柏拉图的善论即有关产生美德的整一，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人类在沉溺于自我中心的日常生活之外应当追求的东西，它告诉人‘应当’怎样去行动，应当为什么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萨米亚特思想者回归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志业：既是公民，又是公民权利的评估者。
他们的著述常常提到胡塞尔去世前的讲话。在那篇著名演讲中，这位哲学家警告说，科学的客观世界观正在君临一切，把整体的人的世界分割成单子，这种以科学方法证明自身的世界与“生命的世界”（worldoflife）的颠倒，乃是即将来临的人类危机的预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这一预言果然在世界许多地方实现，正如马丁·帕鲁斯所说：“现代科学及其成果、技术和人类历史的现代概念这些客观知识证明了自身的客观存在，并且为那些致力于使现代国家的‘根基’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提供了支持。”实践证明，科学并不必然与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相反它倒是常常与一种非人格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将人类降为仅仅是历史利益的执行者。
有意思的是，面对世界范围这一非人格化现象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思想者采取了不同的反应。西方存在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语境下，进一步强调个人主体性，指出世界的荒诞和自由选择，声称“存在先于本质”，即人有选择成为自己的权利，人的主体创造自我，也创造意义。而在捷克，萨米亚特思想者们采取了一条相反的进路，其方法类似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即直接面对事实本身，同时以此为起点，去寻求本土思想资源，梳理出从胡斯到马萨里克的一条现代化进路。这个现代化不同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中心的西方主流观念，而是保留了信仰传统的宇宙图景，即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寻求自由和真实存在的超验根据，以对抗“生活在谎言中”的功利现实。
这就是萨米亚特知识人宣称的“生活在真实中”，也可以译成“生活在真理中”。什么是真理？现代存在着两种主流理论：一是真理的符合理论，认为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就是真理；一是真理即有用的理论，认为凡是符合我们需要的就是真理。这两种理论都隐含着这样的决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到此已经结束，接下来只需要实践这些理论即可。
对于符合理论，我们自然最为熟悉，今天也几乎没有人质疑它。但是，在萨米亚特作者看来，一个理论不能判断其指导下的实践对自己的真确性检验。人们看到的恰恰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着符合各自观念的真确性认识。所以在极权国家，上述两种真理观看似对立，实际上却常常交互使用。客观实际及其本质被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正如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所有极权理论都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被宣称为绝对正确，却又经常变化。正是在这些国家，今天盛行的相对主义思潮其实早已经出现。
对此，哈耶达内克重申了斯宾诺莎的观点：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真理本身。科学主义的客观思想将实在划分为零碎、分离的现象，但世界呈现于我们面前，实际上已经过了主观思维的过滤和客体化；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模式过滤了非客体的实在，而真理就是这样一个非客体的实在。失去了这个实在，也就失去了终极真实的标准，人们因此才生活在谎言构造的现实中而恬然自安，而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情形更加明显，正如哈维尔所指出，“布拉格之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参与者没有能力将自己从表象的世界中彻底解救出来。
萨米亚特作者重新审视了人类进入现代以来的哲学理论。在他们看来，当现代的黎明到来之时，欧洲其实处在两种重要思维的分叉路口。一种思维模式始于15世纪的唯名论，确信概念只是名称，现实本身没有内在的意义，这条思路后来被笛卡尔称为“我思故我在”，即心灵赋予世界以意义，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便是由此发轫。
笛卡尔的基础是一个分歧的现实世界，一方面是可感知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现实，没有价值和意义，只有可测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心灵，它们属于纯粹主观的领域。后来的康德同样将面对科学的现象界与蕴含终极道德的本体界加以区分，费希特则进一步声称，人是两个世界的成员，一个是因果律统治的物质世界，一个是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在那里，“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
另一种思维模式则始于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胡斯。他的思想被捷克哲学家厄纳兹姆·科哈克称为“中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对非笛卡尔世界的认知，它保留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仍然把存在看作一个和谐的整体，承认世界由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所组成。价值与意义的根源既不是主观内心，也不是外在客体，而是一种非客体的超验的实在。
胡塞尔现象学在笛卡尔“我思”的基础上，试图将生命世界还原为纯粹意识世界。按照他的先验现象学，个人主体性才是最高的仲裁法官，生命以其目的构成了现实，所以现实是自我导向的有目的的主体的世界。为了将这个单子自我转化为普遍自我，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的概念，认为超验自我能通过与第二自我（他人）接触，建立起共同世界的自我。但这个超验的交互主体性并没有失去“我”所赋予的具体性，无论其理论多么圆融自洽，最终它仍然是“从自身的资源构造出整个世界”（马丁·帕鲁斯语）。
对于主观思维的危害，以赛亚·伯林曾作过深刻的思想史描述。他认为，在古典的客观世界图景里，存在着某种不变的客观真理和权威，人们不是赋予外界以意义，而是去发现其中的意义。18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摧毁了这一根基，康德虽然强调理性是客观的、永恒的、普遍的，但他已经提出个人责任的概念，即自由选择的观念。也就是说，价值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如果价值的资源外在于我，我就不是自由的，没有能力做出理性选择。康德的浪漫主义继承者费希特、席勒、施莱格尔兄弟、谢林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费希特进一步以自我为出发点，把人的本质等同于行动意志，他说：“我从来不因为必须接受而接受某些东西。”这种将自我等同于上帝，然后又等同于民族的思维，最终导致否定个人的存在。
就这样，人的主体性确立本来是为了追求自由，结果却导致极权主义。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的真理，并且认为这就是全体人类的真理，于是乎，只有权力的话语才能成为真理的声音，甚至有人还为此发明了大规模集中营，使得20世纪因思想观念而死亡的人远超过任何一个世纪。这成为现代人所倡导的解放主题的最大悖论。
由于伯林采取的是多元价值的立场，并且不赞同对真理的超验直觉，所以他最后只能认为，今天的欧洲人继承了客观的发现与主观的创造这两种对立的传统，并以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在二者之间摇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想尚不知道出路何在，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他们只能“准备各种期待”。
等待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