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现这些，作者采用了类似电影中闪回的手法，在描写雅罗米尔渴望逃脱自我、走向广阔世界的《诗人在逃跑》一章中，穿插描写了诗人雪莱、兰波、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沃尔克、哈拉斯的故事或诗歌。兰波为了逃离家庭，从家乡跑到巴黎；莱蒙托夫为了逃避上流社会，投身军旅来到高加索；雪莱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爱尔兰。他们对现实的反抗，对爱情的追求，对战斗的憧憬，对荣誉的渴望，无不表现出在本质上令人惊异的一致。“我必须死吗？那就让我死于烈火吧。”熟悉这些诗人和他们诗歌的主人公雅罗米尔写道。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不久他爱上了一个红头发姑娘，他很快就体验到爱情给他带来的占有的激情；他参加集会，参加五一游行，辩论，喊口号，他的诗歌发表在杂志上，没有什么比这些更令一个青年人激动的了，革命似乎张开双臂在欢迎他。因而当他面对眼前的爱情与历史运动时，他像所有的浪漫诗人，像1968年巴黎大学造反的学生，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充满豪情地喊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如果说我们为了超越自身的生存状况必须具有对崇高的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还应当记住，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和专制。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专制，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激情的爱情无不如此。雅罗米尔对崇高的热烈追求最终变成了对情人的无情告发。当红头发姑娘由于误了约会，为了平息他的愤怒，遂编造了一个她兄弟企图背叛祖国的荒唐借口时，雅罗米尔毫不迟疑地就告发了他们。她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谎话，我们不得而知，这也许是根于捷克民族那种随便的天性，有时候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但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玩笑却是愚蠢的，不负责任的。不管怎样，她和她的兄弟都因此而被捕入狱，从而被毁掉了一生。
尽管如此，悲剧的主人公仍然是雅罗米尔。他自认为是在维护一项崇高的事业，结果却使他的女友无辜地身陷囹圄。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从美学的角度看（美学在康德那里正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舟，可远观而不可亵玩。雅罗米尔的悲剧就在于，他还年轻，他不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梦想已成为现实、现实已成为永恒的时代，身边的世界已经没有战壕和街垒，只有开会和秩序；他不知道文学和现实是不能相容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不知道人对崇高的激情中同时也包含了残酷的成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是生活的彼处还是此处。一句话，他不知道蝴蝶与蛹之间在美学上有质的不同，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像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
雅罗米尔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值得我们同情。他心灵丰富且敏感，也很有才华。同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涅金、毕巧林、安德烈公爵、拉斯科尔尼科夫、莫索尔一样，他身上也怀有一种对于绝对的激情。他之成为告密者和迫害者，不是出于对秩序和自身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崇高的追求。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激情并没有使他成为反抗现实的人，而是使他成为了现实的合作者，这让他的悲剧失去了崇高的意味。为了迎合时代追求荣誉，他可以转过头来痛诋曾经热烈崇奉的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可以告发他的女友。如果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行为还觉得情有可原的话（他毫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那么他在出卖女友后为自己所作的一番内心辩解却使我们顿生反感：“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我们甚至都很难判断这一切到底是卑鄙还是幼稚！但是，这句话却显然表明了一种为人熟知的逻辑。它在黑格尔的历史必然论下已显露理论端倪，而在20世纪则大放实践光彩。它的实质就在于，当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时，必须牺牲道德法则：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万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困扰着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的正是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崇高激情。这是一个最没有思想而人们却普遍声称获得了最正确思想的时代。似乎经过几千年的蒙昧期，人们终于走出了历史的宿命论，一劳永逸地掌握了客观的必然规律，从此一切都变得简单和明快了。在一次文学授奖会上，昆德拉曾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闪烁着智慧的民间谚语倒是比许多大部头的文人著作更有力地表明了，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尽管它们往往还是拾前人的牙慧。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一种现代的愚昧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绝妙的象征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思想的实质：在幼年的雅罗米尔画笔下，出现在画面上的人一个个都顶着狗头。这也许是尚属天真的孩子继皇帝的新衣之后又一个最伟大的发现。对于这种类似于超现实主义画家风格的狗头人身形象，我们在十年“文革”满街走着的游行人群中已经见惯了，只有上帝和孩子才会忍不住笑起来。
毋庸置疑，《生活在别处》不是一部纯然写实主义的作品。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灌注了他对人类激情的怀疑和对现代愚昧的探索。他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个性，而是人物的共性。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诗歌批评”的小说。他的目的在于总结各个时代诗人们的表演和作用（包括像诗人一样怀有激情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他们写照，为兰波、雪莱、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艾吕雅、叶赛宁以及现代许多捷克诗人写照。因而，这部小说中很少有对人物个性的着意刻画，甚至全书中除了诗人雅罗米尔（意为“他爱春天”）和他的母亲玛曼（音同“妈妈”），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我们看到的只是“红头发姑娘”、“拍片姑娘”、“画家”、“看门人的儿子”等等称谓，即使两个主人公，母亲和儿子，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着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诗人和他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思考的确是从现实扩展到了历史，从一个社会扩展到了整个人类。更确切地说，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与邪恶，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激情，以及揭示这种激情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
《生活在别处》完成于1969年，当时正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小说的出版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也正是中国广大知青开始下乡插队的年头。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别处”已不是出于激情，而是出于无奈了。从当年反抗苏联入侵到后来承认现实，捷克青年也和从当年的红卫兵到后来的知青的中国青年一样，他们的命运都好像总是在激情和无奈这两种悲剧之间摇摆。
这部小说第一次问世是在1973年，以法文的形式刊行，第二年又在美国出了英文版。译者彼得·库西是一位翻译家、作家和斯拉夫文学研究者。《为了告别的聚会》英译本也是他翻译的。他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精神和语言特点。多年后他又对《生活在别处》的译本重新作了修改。昆德拉本人亲自为这个修订本作了序。本书即是根据《企鹅丛书》1986年版的这个修订本翻译的。英译本对原书中引用的人名没有作注，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书中许多人名系由译者注出。
关于“刻奇”
很久以来，有人就曾讨论，艺术有一天会不会消亡。这样的担忧绝非危言耸听，只要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各种艺术手段在20世纪似乎已经耗尽了它们的能量，而在我们的周围，那些非艺术的艺术，各种宣传品和奢侈品却在大行其道。在这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偶尔也会听到艺术的反抗之声，但却显得十分微弱，被淹没在一种现代性——其实却是艺术的异化的过程之中。假如要给这种异化找到一个象征性的词语，这个词就是“刻奇”（Kitsch）。
Kitsch是西方许多语言中都有的一个词，在中国又译作“媚俗”。它最初是从译介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作品中流行开来的。由于它契合了90年代以来的商业文化现象，遂成为报刊杂志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语。最早把Kitsch译成“媚俗”的似乎是台湾人，对于商业或大众文化，台湾人当然要比大陆人更加在行。但“媚俗”和“刻奇”却不是，或不完全是一码事。
按照一般词典的解释，“刻奇”是指“投大众所好的无美学价值的艺术或文学，拙劣的作品”（《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艺术、设计等）矫饰的，肤浅的，炫耀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迎合低级趣味的伤感文学（或艺术）作品”（商务印书馆《德汉词典》）。此外的释义如国外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公认为低劣的艺术或文学作品，常为迎合流行的趣味而作，特别是有沉溺情感、哗众取宠和华而不实的特征”，《科林氏英语词典》：“俗丽的，通俗的，或做作的艺术、文学等，通常伴随着对流行或感伤的迎合”。这些释义译成“媚俗”似乎也说得通，但在两种语汇的转换中，本来就难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英语Pretentious可以译成“做作”、“矫饰”，也可以译成“自命不凡”，而“媚俗”在中文里却只含有取悦大众的意思。又如，Sentimental可以译作“感伤”，也可以译作“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两种定义的内涵也不一样。实际上，“刻奇”在西方往往既用来指好莱坞式的通俗文化，也用来指某些华而不实的现代主义作品。所以，就连西方的论者对原词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出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艾尔伯蒂所称的“理性宇宙观”下培养出来的一种艺术品位的判断。
“刻奇”这个词自从出现以后，已成为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并在艺术批评中被广泛运用。相对于传统的艺术观念，它被称作“坏品位”，“不充分的美”或“美的谎言”，是中产文化的平庸品位的结果。在西方的大学课堂上，对此还有专门的讲座与研讨。但它的来源却一直众说纷纭，无有定论。比如，有论者谓“刻奇”来自维也纳俚语Verkitschen（意即廉价），也有人认为来自英语Sketch（素描），是用来指艺术家们卖给旅游者的廉价画。比较占优的看法是，“刻奇”源于德国慕尼黑方言Kitschen，原义是涂抹或刮扫，指在三明治上抹上一点精美的东西，用来抚慰受到伤害的孩子；另一个解释是从街头搜集垃圾，就像孩子们喜欢在街上搜集一些石头、树枝、羽毛和花瓣，互相用来炫耀，或大人们喜欢搜集一些破烂，作为他们一生某一时刻的纪念。这两个解释都含有一种暗示：廉价的和矫情的情绪。它最初的意思，大概是19世纪中叶，慕尼黑的艺术家们对那些卖给中产旅游者的价钱便宜、制作迅速的绘画的指称。
经过18、19世纪的文艺繁荣，西方的知识界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尚文化“品位”，它把艺术视为一种个人的声音，出于对生命世界的探询。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建立，将社会上所有阶级都转变成消费者，独一无二的创作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而构成这种品位的“高雅”成分却不复存在。一般认为，“刻奇”最早被运用于艺术批评，是指20世纪初，为新兴消费者阶级而制作的劣质作品，还有人说它是指对英国新艺术（ArtNouveau）的一种批评。新艺术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英国，它以植物和妇女的图案为基础，是一种运用于公众场合及室内家具的实用和装饰的工艺。此后发端于德国、兴盛于法国的装饰派艺术运动，则是得名于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大展”（“刻奇”一词就是在1920年至1925年间进入英语的），它多采用塑料和玻璃制品，喜欢醒目的颜色和流线型图案。这些艺术大都一味追求光滑的形式。正如托马斯·杜克（ThomasDulka）所称，“刻奇”是“表现那些一目了然、激发情感的对象或主题，但它在实质上却不能丰富我们对这些对象或主题的联想”。
谈到“刻奇”，不能不提及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30年代，随着中产阶级地位的提高，代表其知识层艺术品位的前卫已成为文化主流。从40年代到70年代，格林伯格一直是美国美术批评界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由于他的提倡，人们才开始关注抽象表现主义。他的基本前提是，艺术的“品质”即存在于艺术自身。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1909—1994），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被说成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发言人。的意义之中，如毕加索、康定斯基、马蒂斯、蒙德里安等人的画，其灵感即来自于他们所用的媒介。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前卫与刻奇》中，格林伯格提出，每个文化都会产生两种艺术，一种是为富人和文化精英的前卫，一种是为文化大众的“刻奇”。作为前卫艺术的抽象表现主义主张彻底摆脱传统的美学观和社会意义，强调任意、自发的个人表现。而“刻奇”却象征着那个大量制造文化的时代，它是“我们时代所有那些赝品的缩影”。在形式上，格林伯格反对写实和具象，他甚至认为，在抽象与“刻奇”之外，没有第三条路。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映了摄影与电影等借助于科技手段的新艺术出现后，对写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艺术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