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巧合和偶然的故事。爵士乐手克利马得知逢场作戏的情人茹泽娜怀孕后，专程去矿泉疗养地说服她堕胎。与此同时，曾经受过政治迫害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封面雅库布也来到这里，为了在出国前向他的朋友告别。在疗养地轻松的节假日气氛中，展开了一幅日常生活的抒情画面。一个极为偶然的场合，雅库布误把一片毒药给了茹泽娜，后者服下后猝然死去，最后，雅库布怀着离别故土的感伤，驾车远走他乡。
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对现代人来说是相宜的。以往的爱情故事总是和严肃连在一起。有性爱，有诱惑，偏偏没有爱情，所以看上去轻松。看看捷克文学史上的名作，例如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等等，也能从中发现类似这种松懈了正经的悲哀。捷克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的传统，大概就是这种以小说为幽默游戏的智慧。
但彻底的放松往往易流于浮滑。分寸感是文学重要的特质之一，稍一把握不住就“过”了。大言是欺世，浮言是媚俗。所谓玩文学，恐怕还是对这种把握不自信的自谑，潇洒是潇洒了，但不能在人生的大题目上给人增添一点敏锐的东西，好像通俗的影视，在眼前过一遍便没有再看的价值。昆德拉的轻松中还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支撑着整个作品的架子。用他的话说，是“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悲剧揭示在它们可怕的无意义中”。
小说中各种人物都处在一种奇特的关系中，它们似乎总是在逼迫别人，同时又被别人所逼迫。克利马的不忠使他的妻子痛苦不堪，他本人又被茹泽娜逼得走投无路，茹泽娜抓住克利马不放，她自己又被一个本地青年拼命追逐，奥尔加因父亲的缘故无辜遭到株连，但她得知茹泽娜的死讯，却又是那样若无其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和敌意。雅库布对奥尔加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象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迫害者。就像是一个缺乏演员的舞台，不断进行着角色的反串。对我们来说，这现象，这行为，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们曾经你死我活地互相斗了几十年，大麻一般上了瘾，须臾而不可离，最后才恍然发现一个以无神论为统治思想的民族，却鬼使神差地卷入了一个命定论的宿命中。
所以说，此书的主题，不是关于道德的，而是关于迫害的。对于茹泽娜的死，书中人物全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可最后他们却全都一走了之，没有人为此感到不安。生活依旧，不幸也淡漠，大家又轻松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在雅库布身上，可以看到那种禀性较高的人的优越态度。由于曾遭受过迫害，遂比别人更懂得生命的价值。然而，恰恰是他直接造成了茹泽娜的死。他把毒药误给茹泽娜后，一直沉溺在对这个行为的玩味中，结果发现自己并没有任何良心上的重负。《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高利贷老太婆，是想探讨一个杰出的人是否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探寻的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雅库布的行为则要轻松得多，因而也恐怖得多，那就是“没有任何动机的谋杀，从中什么也得不到”。与他所谴责的同胞一样，他最终对生活也采取了一种怯懦的报复。
雅库布的行为往深处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这种残酷，可以从本世纪各种政治迫害的事例中观察到。也就是说，它曾经是现代历史的特征之一。对于经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我们，恐怕感受会更深切。世界上确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正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与历史相比，小说是轻多了。
这一切，仅仅归之于传统文化的窝里斗，是不公平的，甚至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人性恶。对此恐怕还须从我们生活的某些特征去探讨。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类似萨特的情境剧：书中人物被置于一种偶然的难堪的境遇，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必须作出选择。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很难把昆德拉的作品归于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某种系列或模式。他所描写的是完全不同的境遇。
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注定是自由的”，他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我存在的本质。因此，萨特作品中许多反抗人物都是相对本质化和自由的人，然而，这毕竟只是把现实变为一厢情愿的想法的心灵夸张。面对世界上不能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另一部分人，这一命题便显得过于肤浅和造作了。不过，萨特到底是诚实的人，他曾说“布拉格之春”的声音使他感到不安。这不安，大概便含有反思的意味而不好直接说出来。
另一个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在这点上就明白得多，针对萨特《恶心》中主人公的行为，他说：“那是由太多的自由造成的。”话不深奥，却一语中的。由此看来，昆德拉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则是由太少的自由造成的了。在昆德拉的世界中，个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客体，没有任何自由的感觉，小说中那些在公园里追逐奔逃的老人与狗，便象征着他们的命运。为了逃避一些东西，就得抓住另一些东西，基本而实在的。因此他们大都抱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愿望。茹泽娜为了离开偏远的疗养地，紧紧地缠住克利马不放；斯克雷托为了获得一份外国护照，要求一个只大他几岁的美国人收他做养子；雅库布为了逃避可能再次发生的迫害，随身带着一片毒药，以便可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却又别无选择，因此便都不由自主地采用了在他们生活中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监视、欺骗和谋害。拼搏结束了，留下的只是性欲和虚幻的征服。他们又恢复到原本想逃避的状态。命运，仍然是一根划不燃的火柴。
昆德拉的思想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性精神，这使他作品的人物缺乏一种契诃夫所说的“中心思想”，或者叫信念。理性的产物是幽默，一下子就看到事物的本质，因而对任何悲剧都能持轻松而无所谓的态度。从18世纪至现在，理性的力量可说是越来越强大了。但归根结底，人还得为自身保留一条可望不可即的地平线，本质的东西看得太透，其结果是否定了人生存下去的驱动力。理性还造成昆德拉的作品表现出哲学的倾向，他对人的境遇的兴趣似乎甚于对实实在在的个人。离开自己的祖国愈久，这种状况就愈明显。就读者而言，读昆德拉的小说，有一种探索的乐趣。思想上的所得显然多于心灵的收获。
《为了告别的聚会》说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悲剧故事：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残酷。与当代其他作家相比，昆德拉自有一股启迪人思考的力量。
一个诗人的肖像——《生活在别处》译后记
我国读者对于东欧文学也许并不算太陌生。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及其同人就对这块与我们相似土壤上的文学尤为关注，并在《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上作了大量翻译介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奇、哈谢克、恰佩克这些东欧作家的作品在过去岁月也早已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良师益友。这里还不算出生在布拉格的现代派文学的两位大师卡夫卡和里尔克，他们尽管属于德语系统，但无疑却是东欧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是这片土地培养了他们最初的文学情愫。然而时过境迁，这十年来我们在向世界文学的开放过程中，对当代东欧文学的介绍和研究相对来说却冷落了不少。个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一些东欧作家的作品中有着某种我们怯于正视的东西。
捷克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便是如此。这不仅在于作者那特殊的经历：他1929年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参加过捷共，当过工人，爵士音乐者，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的教授，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他的作品遭到禁止，遂于1975年移居法国；更重要的是在于，他的作品表现了直面真实人生的勇气和良知，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人的本性和处境的深刻思考。昆德拉的另外两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在国内出版。《生活在别处》是他的又一重要作品，这部作品使他于1973年首次获得一项重要的外国文学奖——法国梅迪西斯奖。诚然，获奖本身从来不是衡量作品艺术高下的标准，却无疑是一个作家文学影响和名声的标志。
《生活在别处》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其独到的笔触塑造出雅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描绘了这个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具有“发展小说”的许多特点。就其题材而言，表现一个艺术家（或知识分子）是本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展示我们这个复杂的时代也只有复杂的人物才能承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是微妙而精细的。创作过程当然不仅指下笔写作的过程，而且更广义地指一个诗人的全部成长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是“对我所称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正是在这样的创作意图下，这部书最初曾被题名为“抒情时代”。作者所要表现和探究的是，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激情，它的产生和它的结果。
因而这本书又是一本现代心理小说，表现了一个诗人的艺术感觉的成长。
《生活在别处》封面书中每一章节的名称都展示了诗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怎样读书，怎样恋爱，以及怎样做梦等等。关于时代的全貌和他人的活动都退到了远处，一切观察的焦点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并且与他的内心活动有关。有如激情的涧水，在时间的乱山碎石中流过，两岸的景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溪流将流向沃野还是沙漠。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是诗人心理和精神上的发育。为了潜入到人物意识中最隐秘的角落，作者采用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为客观意识流的叙述方式：时间与空间交织（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常常出现在同一段叙述中），现实与梦幻交织（第二章《泽维尔》完全是一个梦套一个梦），情节的跳宕，思考的猝然与不连贯，故意模糊主语的陈述，这些都使这部书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小说。假如我们把书中这些抒情性的因素去掉，这部作品的内容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形式使我们更能切近诗人的内心活动，感触到诗人的激情是怎样产生和燃烧的。
在一个诗人的心目中，最使他交织着复杂感情的是什么？是母亲。母亲与诗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最神秘的联系。诗人们常常把他心中最神圣的东西比作母亲（尽管这已是一个用滥的比喻），而母亲对诗人幼年的成长又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在本书中，主人公雅罗米尔与他母亲玛曼之间的关系便是全书最主要的关系。他们一个是遭逢了爱情不幸，把全部爱都转移到儿子身上的母亲；一个是生性敏感，渴望着母爱的儿子。自雅罗米尔呱呱坠地起，他就被置于玛曼无所不在的监护眼光下。她把他幻想成古希腊英俊的神祇阿波罗，把他牙牙学语的每句话都记在笔记本上；她带他去富有浪漫情调的温泉疗养地旅游，在夜里一道坐在户外倾听远处河水的喧声；她第一个欣喜地发现了他的诗歌天赋，始终鼓励他成为一个诗人。她把所有的感情都押在了儿子身上，当她发现儿子有了情人后，隐伏在她心中的激情便爆发为强烈的忌妒和颇费心思的计谋，极力要把儿子拉回到自己身边。玛曼这种专制的占有性的母爱，自然会影响到雅罗米尔的性格，他的羞怯、感伤、虚荣、脆弱、专横都和母亲身上这种最隐秘的激情有关。显然在这点上，这部小说具有弗洛伊德学说的色彩。
正如本书作者在《为了告别的聚合》中借主人公雅库布的口所表达的：“弗洛伊德发现了婴儿的性欲，告诉我们关于俄狄浦斯的事。只有伊俄卡斯卡（即俄狄浦斯的母亲——笔者注）还保持着神秘，没有人敢扯下她的面纱。母亲的身份是最后和最大的禁忌，也正是在这里，掩盖了最大的灾难。”在天性敏感的孩子心里，母亲就是他生活的纽带与轴心，唯有母亲是真实的存在，他爱她，恨她，可又无法从她那里逃脱。在劳伦斯的名著《儿子与情人》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母与子之间的这种微妙战斗。保罗之所以不能进入其他女人的世界，恰恰是因为他不能摆脱母亲莫瑞尔太太的感情桎梏。同保罗一样，雅罗米尔也始终渴望着在与其他女人的关系中，摆脱童贞，摆脱母爱，从而跨过生活的门槛，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无论他逃到哪里，他都感到母亲的灵魂始终和他在一起，阻碍着他进入生活。所不同的是，保罗的母亲最后死了，这使他有可能重新进入生活，而雅罗米尔直到在他母亲身边死去时，一直都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用弗洛伊德学说来阐释母子关系的作品，那又未免太概念化了。自从弗洛伊德揭示了人性中的“恋母”情结，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母子冲突的题材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选择。这种主题有着明显的狭隘性。把一切都归于性欲既不可靠，也不可信。昆德拉在这部小说中所要表现的当然不仅在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所要探讨的是人身上深刻的激情，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时代的若干事件正是由这些激情所产生的。
对于雅罗米尔来说，母亲代表着身边狭窄的世界，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母爱的桎梏，而且也是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青春、爱情、革命，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三个声部，作者像一位钢琴家，摸索着寻找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弹出一首和谐的主题音乐（作者在小说中就经常出面直接加以评述）。这一主题在书名“生活在别处”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过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过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过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彩和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的心灵的原因。显然，三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富于诗意和崇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