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文集的这些文章和评论，是我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文字。由于生性比较懒散，还有点虚无，我对出书一直都是无可无不可。古人所说的立言可以不朽，我是不相信的。记得曾经在美国一所大学图书馆徜徉，放眼层层叠叠的书库，满纸沧桑的图书，突然觉得，若要在这书海中加进自己的名字，实在是一种多余。在这个大众写作的时代，古人所追求的疏离已经是一种很珍稀的品质了。
我写作是由于读书时漫溢出来的一些感想。在这些文章中，我谈及了一些具体的作家作品，也谈及了一些当代的文化现象，但我意识到，这本文集不能算作地道的学术研究，主旨不够系统，论述也不够深入，像是一种散漫的随笔。与其说是在评论一些文学现象，不如说是想要表达自己对文学和存在的理解。以赛亚·伯林曾根据古希腊的一首残诗，将思想家、文学家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类，刺猬有一个中心思想，而狐狸则对许多思想均感兴趣。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每个作者都会根据自己的才性和兴趣去做研究。我将自己归为狐狸型，喜欢东嗅嗅，西瞅瞅，往往得到一个结论即抽身离去。当然，我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只小狐狸——如果不是过于自负的话。
但这些文章也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在意识到生命悲剧的前提下，追寻什么是自由的问题。谈论的对象有鲁迅、巴金、胡适、昆德拉、克里玛、米沃什、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文革”、红色戏剧与极权美学，以及中国与东欧的知识群体等。这些问题意识都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涉及当代人的存在困境。我经历过“文革”，目睹过迫害者的狂热和被迫害者的恐惧。这段经历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我的思想胎记。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会为了某种观念去迫害他人。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去思考它，研究它，并尽力作出自己的回答。
这就是我一直对苏联、东欧文学具有特别兴趣的原因，相同的制度构成了罗素所说的同一个文化圈，从那些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主题、场景和细节中，可以看到某种“家族的相似性”。在这个多极而又单元的时代，这样的文化比较或许更有意义。无论是涉及外国文学，还是涉及中国文学，我极力想要探明的是，极权制度的特征以及在此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80年代的读书思考，主要是存在主义文学。在个人安身立命方面，我仍然认为它是有启发的，毕竟我们每个人并不是为了改变社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人生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充满焦虑与挣扎。但文学所揭示的人生悲剧感和荒诞感不能代替对社会的总体认识，这也是那些伟大作家的思想矛盾，感性的深刻反而构成了他们的局限，他们在社会政治领域的言论往往是违背常识的，甚至是独断的。90年代以后，我开始接触政治自由主义，随着传统文化的重振旗鼓，又开始重新认识文化保守主义，并从浪漫主义文学观转向政治文化解读。中外文学的相互参照，多元价值的往复审视，使我得以从一种新的角度和视野去看待文学作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我内心仍然保持了文学本体论对权力的憎恶，而不是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警惕。
对于过去的部分文字，我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不是由于观点的改变，而是由于我的怀疑主义。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真确的，所谓真理都是无数个侧面的组合，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而且都可能有他的充足理由。在人类对世界的各种看法上，我只相信两句箴言是颠仆不破的。一句是康德的话：“人是一根扭曲的木材，从中长不出笔直的东西来。”另一句是弥尔顿的话，他说真理曾随着主一度降临世界，当主升天后，人类便四处寻找真理的碎片，想把它全部拼凑起来，但“我们还没有全部找到，在主再次降临以前，也不可能全部找到”。这两句箴言说出了人类认识的永恒局限，无论谁坚信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会不由得喜欢一种专制的抒情态度，使真理变得可怕起来。
在我看来，真理往往更是一种态度。所以我试图采用理性、平实的文字，并尽力在议论中融入个人体验和知识学背景，体现出自己的阐释风格。这样做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为了说服自己。
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魏东编辑，他热忱地为这本集子提供出版机会，让它能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占据一个角落，等待着读者的眼光。时间会消蚀一切，此书的命运也将如此。萦绕在我心头的始终是一位古希腊诗人的诗句：
“那西沉的永远是同一颗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