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说，重估陈寅恪的历史文化诗学，是当代中国诗学美学的基本路径之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诗性文化理想充满了虔诚的崇敬。也许正是看到了历史的丑恶性，陈寅恪的普世自由的历史理想，主要立足于“晋唐之思”，故而，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也是陈寅恪所认可的诗学与美学理想。陈寅恪并没明确表示对某一王朝的崇拜，也没有把某一王朝看作是现代中国自由文化制度建设的源泉，他更看重人格自由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那么，陈寅恪认同什么样的人格精神呢？从他的几部诗史著作中，可以看到：魏晋诗人的道教信仰、盛唐政治家与诗人的壮美之思、明清之际诗人的人格精神风流，是陈寅恪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也是他所认同的人文精神。诗思与诗意，在他对白居易诗歌与元稹诗歌的分析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从他追问“杨贵妃是否以处女入宫”讨论唐代文化习俗涉及人性自由这一思想取向中，即可看出，人格自由与生命美丽是他所推崇的人生信条。在他的文艺美学或诗思之趣中，最值得强调的是，他对女性的自由人格精神的想像与崇拜，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与古典人生的诗意想像注入了浪漫而美丽的内容。他的诗史观念，虽然并没有阐释自由社会，但他对自由人格的推崇，显示出特别的诗性文化理想，他的诗思，给我们提供了古典诗歌与文艺美学的浪漫文化谱系。
同样，从魏晋精神与盛唐气象这一诗学理想或文艺美学价值风范出发，重估宗白华的诗学美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和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宗白华的比较诗学，是从生命哲学出发，并处处运用感悟和体验能力，发掘艺术深处的生命象征意义。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他虽立意在比较，但最终落实到中国画对生命存在的诗性体验与创造上来。“艺术本当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须恢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世界，更须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表达出时代的精神节奏。”在比较过程中的感悟与分析，表现为这种个性自由话语的生发，显然具有十分深刻的生命创造意义。诗与画，诗与乐，书与画，通过民族艺术的诗性之思，宗白华把我们的文化诗歌内部的诗性精神进行了生动感人的阐释，形成了贯通自然的大气派与浪漫情思。
从中西诗学会通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创造性阐释意义上说，重估钱锺书的诗学解释学成就，也是当代诗学与文艺美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具体说来，《谈艺录》和《管锥篇》，之所以被誉为现代中国诗学创造的代表作，正在于其本位话语观的建立。在人们普遍追随时尚有口无心之时，他则沉潜于中国古代典籍，穷究原典，博览群书，与西方诗学在语言和思想层面上展开深入的对话，在文艺创作论和文学语言美感论的解释上独标一格，做出了许多富有思想创建性的诗学发明。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阐释上，钱锺书从比较与融合的眼光入手，诗才横溢，思想精锐，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使现代中国诗学在文化诗学层面上和诗性语言创造层面上有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他行文不以逻辑主义为本，而以中国古典诗歌与诗话为本，不落空谈，处处从实际出发，联类取譬，让我们在具体可感的诗句中能够领悟创作者的语言和思想秘密。这种诗话体之被人接受，正与本位话语立场相关，故而，人们特别称道他的《诗可以怨》一文。钱锺书把尼采关于“诗源于痛苦”的观点和中国诗论中的“诗可以怨”关联起来，然后，在中西诗学的纵横捭阖中展开相关的思想，从而对“诗可以怨”进行了透辟的阐释。他不是单一式比较，而是立体式比较，以比较分析作为理论的动力，所以，他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领域。”他既不是狭隘的本位话语者，只会解释中国古典并逃不脱传统思维定势，也不是盲目的西化者，只会鹦鹉学舌，食而不化。他是真正在多元对话中，在多声部中，找到汉语诗学的独特思想意境与创作价值取向的比较诗学开创者。钱锺书很自然地体现了比较诗学的历史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统一，而这两大原则，正是诗学本位话语重建的关键。在钱锺书那里，诗性理想虽然体现得不充分，但是，他从语言意义上解决了浪漫派诗学的神秘文化根源。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现代中国学者留学欧美而回归研究国学表示出崇敬态度，因为他们的思想，既有西方的传统，又有中国的传统，二者的综合，自然开创了中国诗学美学思想的新局面，也容易引起国民对新思想的普遍关注。但是，在对西方思想的考察过程中，可以发现，这一结论，未免过于乐观。诚然，他们游学欧美之后，使中国的现代学术具有了新精神，即以西方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新生。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许多优秀的学者，恰恰在此忽视了对真正的西方思想的关注。即，在没有对西方思想进行审慎而严格的清理之前，而忙于中西思想之间的综合，结果，对两种文化的内在本质都有意遮蔽，一方面对中国思想进行了过于美化的理解，即突出了生命美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思想进行了中国化理解，以为西方思想也是儒家式的激进与圣贤意识。由此，在诗学层面上，或在文艺美学层面上，我们对专制制度与不平等的等级文化秩序和非法治秩序，就失去了重建或否证的机会，于是，近现代中国思想依然使国民保持着生命美学的幻想。实际上，留学欧美的这些杰出学者，是有机会有能力真正理解西方文化的，如果他们真正理解了西方文化，而不是满足于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式的误读，我们的美学思想建设可能更具积极价值。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所谓本位话语，不只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去表达的问题，它还包含着个人如何寻求主体性话语表达问题，这就是说，本位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民族话语的建立和民族精神的呈示，而且也在于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在此，生存论与文明论的阐释上升到了重要地位，个人主体性话语的创造性表达，成了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探索的意义所在。通常，比较诗学观念，易于形成偏见，即以为比较诗学探索，只需要把中外诗学理论进行历史性比较和分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整的，因为比较诗学探索，无论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都离不开历史性原则。在影响比较中，历史性原则体现得更充分一些，比较诗学探索，如果离开了这种历史性原则，比较自身也就是一句空话。尤其是今天，人们越来越渴望自顾自地独立言说，除非你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完全依赖于主体性经验，否则，不可能回避历史性原则。从诗学解释或文艺美学解释自身来看，当前的诗学探索或哲学探索，总是深深扎根于历史中，无法从根本意义上遗忘古人，漠视历史，因而，即便是独立性的探索，也离不开对历史思想的重新理解。在历史思想的巨大时空中，任何判断和分析，都离不开比较和选择，因此，比较探索本身离不开历史性原则。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不断地讨论孔子、老子、庄子、刘勰、司空图、钟嵘、严羽、王国维，同时，又不断地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里达，唯有在这种东西方思想史中，本位话语才可能找到历史思想的根基。
从当代比较诗学的探索来看，比较的方法，对于中国诗学和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十分关键，它打破了单一的理论话语系统，而形成了相互渗透，它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克服了西方诗学的知识论解释的单一性。现代中国诗学，则借助西方诗学的当代理论获得了新的建构。近几年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巴赫金、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柯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诗学，还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诗学理论，都对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比较文化探索中，随着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当代诗学的深入理解，真正富有创建意义的未来中国诗学的建构，越来越显示出独特风貌，只要我们摆脱实用功利主义的纠缠，真正富有思想创造的现代中国诗学自然可以产生。从文化生成意义上说，中国应该产生那种对世界文化具有推动作用的诗学价值形态，唯有如此，比较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在今天都回避不了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价值重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根本不可能独立言说呢？并不如此。相反，在历史思想的重压下，更应培养特殊的批判精神，以便形成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在我看来，只要生命体验相同，就有可能形成与前人相同的看法，也有可能与后人暗合，因此，个人主体性话语创造在当前看来是新异的，说不定它已蕴含在历史思想中，只是未被发现而已。为了尽量减少这种重复，所以，我们才经常在历史思想中获得灵示。历史性话语批判与本位话语表达，总是有力地构成互动，在视界融合中，构成自我的生命表达，以此来确证比较诗学探索的价值。缺乏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探索者，必定在比较诗学探索中迷失方向。比较诗学，最自由的方面在于：寻求浪漫。什么是诗学或文艺美学理解的浪漫？在我看来，就是诗人对自由的最强烈的渴望。如何最大限度地达成生命的自由想像？我们只有追踪诗人的心灵活动与自由意志，例如，对于德国诗人海涅来说，诗的浪漫，就是对民间的神话与想像性传说的诗歌表达，莱茵河的梦、莱茵河的水与莱茵河的歌声，通过诗人的语言和想像，把人们带往那美妙世界。在海涅的浪漫曲中，歌唱的是青年男女的美丽爱情，简洁而美丽的语词，伴随着丰富的形象，激活人的心灵情思，这就是浪漫性。在浪漫性中，有神话，爱情，寂静美丽的夜晚，春花烂漫的河岸，一切的一切，让人们超越世俗的平庸，在纯粹的美感中升华自由的情感，这就是诗歌的浪漫性。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性，也离不开神话，神话与自然力量自由交融，不可知的事物在诗中灵光显现，人在自然的诗境中明白了生的意义，神话中的神灵，无所不能地把人的意志与欲望，把理想与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浪漫性，它的本质就在于把梦想、理想、幻想皆变成思想或诗的现实。诗学或文艺美学所追求的诗性或浪漫性，就是要对诗歌艺术的美感重新发现；比较诗学，不仅是对古典诗学的再解释，也是对优美诗歌的再发现。诗学或文艺美学，永远面对诗性的本文，也面对富有诗性的生存，比较诗学或文艺美学意义上的本文之思或生存之思，必然能让思想充满自由与美感。
3.3.3.诗意追求与诗学的审美价值观念的确立
转向生存体验，追求诗意化人生，是现代浪漫派诗学的美学追求，所以，比较诗学，对于文艺美学的一个极重要作用就在于：为开辟生命的诗性自由理解提供一条道路。前面已经谈到：随着本位话语观的建立，个体主体性本位话语创造，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人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就是比较诗学作为知识价值形态，如何包容生命表达？比较诗学的“本文”，告诉我们，在比较诗学探索中，知识性表达易于实现，生命性表达则难于奏效，因为知识性表达只需要花费苦功夫，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就能达成独创性发挥。知识性表达，易于开启思路，纠正偏见，洞察历史，审度本原。相对说来，生命表达则要困难得多，因此，有一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在诗学探索中进行生命阐释和发挥，而力图保住纯知识性立场。如果知识不能激活人的生命，促进人的生命，相反，压抑人的生命，远离人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知识性探索之意义和价值，便很值得怀疑。在人文科学中，生命表达与生命捍卫是科学本有的使命，因此，在比较诗学探索中，应当从知识性立场入手进而落实到生命性立场上来，唯有如此，知识探索与生命探索才能得到真正的统一。这条道路是可行的，BerndMagnus在《尼采的实例：哲学作为文学或哲学和文学》中，以此建立了新的比较立场，即在解构中不确立本质观念，但是，比较的对象却是可以互置的。
显然，我们可以从知识论与存在论相统一的意义上，重新评价宗白华的诗学与美学思想努力，这种评价本身，有助于重新认识宗白华基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诗性反思对现代诗学与文艺美学创建的思想价值。在宗白华那里，知识性立场与生命性立场，高度统一了起来。例如，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不仅涉及中国艺术精神，也涉及德国艺术精神，他从中国诗学中拈出了“空灵”与“充实”两大范畴，把生存的诗意与超越精神提升到了新的思想高度，所以，他说：“文艺境界的广大，和人生同其广大；它的深邃，和人生同其深邃，这是多么丰富、充实！”然而，“它又需超凡入圣，独立于万象之表，凭它独创的形相，范铸一个世界，冰清玉洁，脱尽尘滓”，这又是何等的空灵！他的这些主体性本位话语，并非飘浮而来，而是植根于中西生命哲学的历史话语中，所以，他不仅到孟子的生命话语中寻根，而且到尼采的生命美学中去寻找依托。这样，诗学或文艺美学自身，不仅体现了本位话语观，而且体现了历史性原则与生命性原则的统一，因此，通过个体主体性生命话语的表达，充实文艺美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丰富性，显得极其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