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案来的正是时候，蒋介石看了甚为欣喜，连声夸奖熊式辉能主动替领袖分忧，“殊堪奖慰”。
1945年8月31日，正式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莫德惠、朱霁青、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冯庸、张作相、王树翰、内蒙达王等人为委员；同时成立了经济委员会，由政学系的张嘉璈担任主任，王家桢、张振鹜等人为委员；以留苏12年的蒋介石之长子蒋经国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按照熊式辉的建议，蒋介石正式命令划东北三省为九省，9月5日发布了九省二市主席、市长任职名单：辽宁省主席徐箴、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安东省主席高惜冰、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合江省主席吴翰涛、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嫩江省主席济群、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哈尔滨市市长杨绰菴、大连市市长沈怡。
熊式辉得到蒋介石三条计策
1945年10月12日，雄心勃勃的熊式辉带着东北的接收大员们，乘4架美制C-47运输机来到长春。熊式辉一到长春，便召开东北行营高级会议，他踌躇满志地说：“我们的困难起于东北，我们的胜利也必须止于东北，贯彻于东北。”
熊式辉等人打算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重申中国在东北三省之领土完整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的规定，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到达长春后，即大摆宴席，宴请苏联红军驻东北的高级将领。当时，苏联红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已经回国，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出席了宴会。
宴会中，熊式辉向苏方提出，请苏联红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参谋长微笑着告诉他们：你们来晚了，林彪和罗荣桓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已占领了整个东北，各地都已建立人民政权。苏联红军认为东北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与苏联红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协助与干涉。熊式辉碰了一鼻子灰。
当蒋经国在一旁提出，派东北宣慰使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请苏军保护时，苏军参谋长只同意莫德惠到吉林，而对去沈阳和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而且，苏方还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所使用之一切物件，均系合法的战利品”的要求。
苏军不予以协助，原定的接收计划无法实施，无奈之下，熊式辉于10月21日匆匆由长春返回重庆，向蒋介石请求对策。
共产党军队在苏军的默许和暗中帮助下大批出关，已使蒋介石异常焦急，再听到熊式辉汇报说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从中阻挠，气得他拍着桌子大骂熊式辉无能。但骂归骂，东北还是要接收的。稍后，蒋介石给熊式辉出了三条计策：
（一）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把苏联在战利品的名义下，运走的东北工业设备及大量物资之事实及阻碍国民党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交苏联政府，并要求尊重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主权。
（二）饬令中央各部会及东北九省市重要接收人员迅速飞往长春，做好行政接收的各种准备。
（三）抽调国民党精锐部队，立刻由海、陆、空三路向东北运兵，作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蒋介石之所以作出以上决定，一是他认为苏军在东北的做法和要求，不一定反映苏联政府的政策，他决定由外交部以备忘录形式把东北情况通知苏联政府，希望苏方能够纠正。二是因为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有权利接收，因此，他命令国民党部队即刻进入东北，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企图使苏军就范。
蒋介石在重庆亲自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要求苏方为国民党部队在营口、葫芦岛登陆提供安全保证。并且致电东北行营，强调目前第一要务，是要使国军迅速进入东北，否则拖延不决，国军将在东北无立足之地。
熊式辉得了蒋介石的三条计策，于10月26日返回长春，立即饬令东北九省的主席和市长迅速飞往长春。蒋经国再度向苏联提出“行政接收”的要求，蒋经国以中苏条约第七条“苏军进入东北三省后之行政问题，由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地区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为依据，同苏军总部交涉行政接收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等地。
蒋介石一面向苏联施加压力，一面又做了另一套方案。当时在东北境内没有缴械的日伪军队各有10余万人，这些部队已向国民党投诚，只待国民党军队前去缴械。蒋介石想利用这20余万日伪军队与中共周旋，他认为中共在东北一两年内决不能消灭这20余万日伪军队。
11月16日，蒋介石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上对东北的情况进行分析时说：“统帅部原定派3个军接收东北，后来又加派两个军，一共5个军。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事实上非常困难。”“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5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最后他鼓励部属要格外奋勉，格外努力，完此一篑，以竟全功。
11月17日，张嘉璈以东北行营代主任名义把东北的接收大员们召集到一起说：“1个多月来，迭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枝节横生，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现奉熊主任转蒋委员长命令，从今天下午起开始撤退，所有行营人员除留董彦平副参谋长及少数军事人员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名义仍留在长春与苏军联系外，所有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
张嘉璈最后悲凉地说：“人生有限，国运久长。你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到北平静候指示吧。”
撤退之后，熊式辉在北平对张潜华、莫德惠等东北行营高级党政人员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外交上的一张王牌！”“而且必要时，我们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提交雅尔塔协定签字国去讨论、裁决。那时美英等我友邦定会施加压力，不愁斯大林不合作。”
同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把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发生困难的责任全部推到苏联及中共身上。
蒋介石的这几步棋果然奏效。斯大林并不想得罪美国，苏联虽然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在努力恢复国力，因此，很怕再卷入新的战争。
杜鲁门政府“扶蒋反共”的抉择与援助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的上百万嫡系部队滞留在西南、西北地区，而其中最精锐的几十万美械装备部队被摆在中缅、中印边境。蒋介石根本无法向东北迅速出兵。
美国对于蒋介石的窘势是十分了解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杜鲁门
奉行“扶蒋反共”对华政策的美国，很能体谅蒋介石的难处。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华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并开进海港，我们便将他们送回日本，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1945年8月12日，麦克阿瑟将军即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下令，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其后，面对中国境内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国共内战可能重新爆发的情况，据美国自己宣称，当时面临三种对华可能之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摧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以妥协，以避免内战。
美国政府决不肯采取第一种方案，因为美国“民意”感到这“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第二种方案，美国政府认为很能“吸人心目”，但是，“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产党”，大战后，“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在其他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它过去任何时期更为强大”，“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能逐走共产党，美国人显然不会认可我们军队在1945年后肩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这迫使美国政府不敢公开“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援助国民党政府，而采用了第三种方案。
为了控制中国，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扶持国民党，使其成为美国在中国的立脚点和反苏、反共的前锋。
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主要是通过延长《租借法》、提供各种贷款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等形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的《租借法》规定：向盟国提供的租借物资，只供战时打击共同敌人之用。战争一结束，根据该法给予盟国的军事援助即应停止。“二战”结束后，美国即停止了向其他盟国运送“租借”物资，而在1945年11月15日，美国则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到1946年7月10日，即中国的全面内战爆发半个月后，美国政府再一次批准将按战时《租借法》援华的有效期推延至10月底（以后又继续推延）。
据美国政府公开承认：“自对日战事胜利以后，中国政府所接受之外援，达到2254亿美元，其中美国以赠与及贷款方式供给90%，即略逾20亿美元。美国之援助在经济上与军事上各占一半。自对日战事胜利后，美援总数占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之50%以上，其中在中国政府预算上所占之比率，实超过战后美国给予任何西欧政府者。除此种赠与及贷款外，美国并赠以大量军用及民用之剩余物资，仅以名义上之价格售予中国政府。价值逾10亿美元之剩余物资仅以232亿美元售予中国政府。此外美国曾以军事顾问员协助中国政府，且‘遗弃’并移交相当数量之军用物资予中国，其数量殊难以美元计值。”
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美国国务院除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请求通过外，又着手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准备把储存在西太平洋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
1946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向国民党派出约2000人的军事顾问团。这些美军顾问几乎遍及国民党军事机关的各个要害部门。国民党的陆、海、空军及联勤各总司令部均设有“美军顾问组”；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及军事院校均派遣美军的首席顾问或顾问；在一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也设立了顾问团的派出机构。
出了钱，派了军事顾问还不够，美国还直接派兵进驻中国，协助国民党军控制一些重要的港口、基地。截至1946年6月，进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达9万人。其中有些部队甚至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
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以及第七舰队帮助输送到东北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
美国为什么要如此扶持蒋介石，当时看主要是国民党资产阶级集团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关系，其实主要还是美国霸权利益的需要。
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了与苏联抗衡，也为了称霸世界，美国把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又因为中共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必然要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使中国成为其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基地。否则，就无法阻止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最终蒋介石也可能归于失败。
然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并不积极执行国家这一既定方针，自从1944年9月来华后，他就大力推行援蒋内战政策，公开声明只同蒋介石合作。赫尔利因此而声名狼藉，不得不于1945年11月27日提出辞职。
赫尔利辞职后，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美国驻华特使。
马歇尔“调停”始末
马歇尔，188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01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年至1927年，马歇尔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执行官，代司令官。回国后，历任美国陆军大学教官、美军第三师第五旅旅长、陆军部作战司司长、副参谋长等职。1939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成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主要军事顾问，1944年底晋升为五星上将。
在战争期间，马歇尔成功地调度了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的美国陆军和陆军航空兵；协调各军兵种以及同盟国的军队共同作战；曾随同美国总统出席过同盟国首脑魁北克、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国际会议，表现了卓越的组织和谈判才能。马歇尔对美国的全球战略了如指掌，具有强烈的反苏意识，被认为“作风民主”、“秉公办事”，是担任美国驻华特使的最佳人选。
1945年底，美国政府任命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为总统特使
马歇尔来华的使命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借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与此同时，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往东北，并做好将国军运往华北的准备。其目的是贯彻“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这个既定方针。
马歇尔的飞机于1945年12月20日飞抵上海。他的老部下、美国驻华军队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将他安排在上海最豪华的国泰饭店下榻。到达房间休息片刻后，马歇尔拿出总统指示信给魏德迈说：“请你看一下这个，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