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好大喜功，表现在自己的生活上，就是穷奢极欲。在这方面，汉武帝是十分突出的。年轻时，他常常微服出宫，追鹰逐兔，拈花惹草。一次在终南山（今陕西西安东南）打猎，车骑践踏农田，遭到农民的咒骂，并差一点被地方官给抓了起来；又有一次夜至柏谷（今河南灵宝西南），客店主人怀疑他们是强盗，险些被杀丧命。成年后，他的后宫嫔妃之多，在历代皇帝中是少见的。据史书记载，武帝“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上（武帝）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为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武帝在位期间，修筑了大量的离宫别馆，亭台楼榭。如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所修建的建章官，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仅门窗之多已很难数清，史书说它有“千门万户”。其南有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其东有一高达二十余丈的门楼——风阙，其西是方圆数十里的动物园，其北挖有太液池，其中堆有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岛。
尽管武帝是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但却很想长生不死。为此，他一意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尊礼方士，向往神仙。武帝一生接触了无数个巫女和方士，每每受骗，仍是深信不悔。做出了许多可笑、可叹、可悲的蠢事。齐人李少翁，本是一个少白头的少年，可他对武帝说他已有二百多岁，并说他有一种本领，能叫死去的人显灵。当时武帝非常宠爱的李夫人刚死，并为此而朝不思食，夜不能寐，便让李少翁请李夫人回来。李少翁就要了李夫人的衣服，在一间很清静的屋里，用今天投影的原理，在帷幕上投出李夫人的幻影。为此，武帝封李少翁为文成将军。李少翁针对武帝迫切想和李夫人在一起的心理，对武帝说：“李夫人现在已是神仙了，皇上要想和神仙交往，就必须把宫室、被服等搞得像神物一样。”武帝果真让人把宫殿的房顶、柱子、墙壁都画上五彩的云头、仙车，被服上也绣满了这类东西，并耐心地等待了一年多，当然神仙是不可能出现的。还有一个方士叫栾大，长得英俊、魁梧，当然也是鬼话连篇。他对武帝说：“我以前在海里来往，碰到过仙人安期生，拜他为师，学习了一些本领，可以把黄铜变成黄金，可以使法术堵住黄河，可以炼出长生不死之药，可以请到神仙。”武帝正为黄河决口几年而发愁，一听到这番话后，便马上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和大通将军。但栾大似乎不稀罕这些官衔。武帝便又封其为乐通侯，并干脆把公主也嫁给了他。当然，大话终究是大话，栾大什么也没有帮武帝办成。尽管当时有成千上万个方士穿梭于去京师的路上，但没有人能为武帝求得神仙，求得不死之药。于是武帝就令人在建章宫西北，修建了一个“承露仙人掌”，这是一个高三十丈，大七围的铜柱，上面有一仙人手掌擎托着一只露盘，武帝用它收集甘露，和以玉屑饮之，认为就可以长生不死了。为见到神仙，他还亲自到沿海地区巡游，但费时五个月，行程一万八千里，仍是没能和神仙谋上一面。
由于连年的开疆拓边，由于无度的奢侈，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使高祖以来积蓄的财富已挥霍殆尽，武帝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以解决经济困难了。
武帝的经济改革包括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均较平准和打击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等方面。
武帝的经济改革虽然部分解决了财政危机，但危机的根源是武帝的好大喜功和奢侈无度。因此，武帝不改弦更张，危机就不可能解除，那么随危机而来的就必然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其结果就是阶级矛盾的尖锐。所以在武帝统治的几十年当中，农民的反抗斗争是史不绝书。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皇室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残杀。这场斗争主要形式为“巫蛊”之祸。
巫蛊，简单地说，是指巫师使用巫术诅咒而嫁祸于人，是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巫蛊之祸的根本原因是武帝的迷恋女色。
前面我们讲过，武帝即位后，立阿娇为皇后，但阿娇在武帝身边十几年没生一子，再加上阿娇自恃其对武帝继位起了很大的作用，非常骄横跋扈，所以武帝对阿娇就逐渐冷淡了。有一天，武帝到灞上去祭祀，回来的路上，来到他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看上了平阳公主的一个歌女，叫卫子夫，自卫子夫进宫后，武帝就再也不到中宫去了，当初“金屋藏娇”的诺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中宫变成了“冷宫”。出于嫉妒，阿娇就让人以巫蛊诅咒卫子夫，企图加害卫子夫。公元前130年（武帝元光五年），阿娇的巫蛊活动被武帝得知，阿娇被判“大逆天道”之罪，皇后被废，并被诛杀。公元前128年（武帝元朔元年），卫子夫生子刘据，遂被立为皇后。七年后，刘据被立为太子。但武帝晚年，对卫夫人也失去兴趣，先后获宠的有李夫人、李姬、王夫人和赵婕妤。特别是赵婕妤在公元前94年（武帝太始三年）生刘弗陵后，武帝对其奇爱无比，刘据的地位受到威胁。恰在这时，又发生了一场“巫蛊之祸”。
卫皇后有一姐姐叫卫君孺，嫁与丞相公孙贺为妻，生有一子叫公孙敬声，公孙敬声倚恃与武帝的特殊关系无恶不作，竟盗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事发后被捕入狱。当时官府正在追捕一名大侠叫朱安世，公孙贺便上书武帝，请求让公孙敬声捕拿朱安世以赎罪。后来朱安世真的给捉住了。可未曾想到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武帝，揭发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在武帝经过的甘泉宫驰道下埋木偶人诅咒武帝。武帝得知后于公元前91年（武帝征和二年），下令把公孙贺父子处死并灭族，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等也被诛杀。
经过公孙贺父子这件事后，汉武帝对“巫蛊”的疑心是相当大了。当时，武帝宫中有宫女数千人，宫女们为发泄对仇人的仇恨，往往都使用巫蛊之术，以至于各地的方士和巫师多集聚于京师。公孙贺父子事发后，也不断地有人向武帝揭发巫蛊之事。由此巫蛊之祸便进入宫中，而有一个叫江充的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江充是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原为赵敬肃王门客，有一妹妹嫁给了赵太子丹，后因故和赵太子丹不和，便逃到长安，告发太子丹的隐私，得到武帝信任。被任命为绣衣使者，让他督察京城及周围地区的社会治安。有一次，江充发现皇太子的家吏行驶在只许皇帝行走的甘泉宫驰道上，便当场扣下了他们的车马。皇太子派人向他求情，江充不理，还是把他上告给了武帝。江充也由此更加为武帝信任，威震京师。江充自己觉得在这件事上得罪了皇太子。
巫蛊之事起后，武帝便命江充负责搜查巫蛊，江充即大肆株连收捕，前后被诛杀的几万人。由于自认为得罪了太子，江充害怕以后太子继位对自己不利，就利用搜查巫蛊之机诬陷太子。他先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益气，然后从不得意的妃子夫人宫中搜起，一直搜到了卫皇后宫中。据说果然在太子宫中找到了木偶人。于是江充向武帝作了报告。太子刘据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紧张，恐怕无法辩白。先是派人杀了江充，并和卫皇后一起矫诏发兵叛乱。结果兵败，卫后自杀，太子东逃到湖县（今洞南灵宝西北）后自杀。
在太子刘据出逃后，壶关（今山西黎城东北东阳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武帝为太子求情说：“父亲好像是青天，母亲犹如大地，儿子如同天地之间的万物。青天祥和，大地平安，万物方能茂盛。父亲仁慈，母亲爱护，儿子才能孝顺。太子是国家的合法继承人，将承受万世基业，顾念祖宗重托。而江充不过是一介平民、街巷无赖，陛下却使其显贵，委以重任，让他干起迫害太子、栽赃欺诈的事情。太子是在觐见不到皇上，退则陷于乱臣之手，含冤凄苦，哀哀无告的情况下，方愤而诛杀江充，并因此而心怀恐惧，不得不逃亡的。儿子盗用父亲的军队，只是为了自救，臣以为根本没有邪念。《诗经》中说道：嗡嗡叫的苍蝇，终于停到了篱笆上，慈祥忠厚的长者，‘不听信挑拨感情的话，挑拨一旦发生作用，颠覆了几个国家。’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丹，是天下皆知的事情。因此，盼望皇上放宽心怀，平舒意义，对亲近的人不必苛求，对太子的错误不必恼怒，不要再让太子在外面逃亡了。”武帝看到令狐茂的奏章，虽心有所悟，但也没有赦免刘据。
刘据死后，管理高祖祭庙的小吏田千秋上书为刘据喊冤，他说：“儿子调用父亲的军队，罪不过是一顿鞭打而已。天子的儿子误杀了人，有什么罪呢？难道还需要抵命？这是我在梦中一位白发老翁教我向皇上这样说的。”至此，武帝完全醒悟了。他马上召见了田千秋，对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外人是很难说清楚的，而你却阐明了其中的道理。这大概是高皇帝托梦给你，让你指教我的。”并当即任命田千秋为主管王国事务的大鸿胪。对于太子的死，武帝感到很伤心，为表达自己的悲思之情，武帝在湖县修筑了“思子宫”，建起了“归来望思台”。
由太子之死，武帝冷静地反思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清醒地认识到，如不改弦更张，汉王室将有可能重蹈秦之覆辙。公元前89年（武帝征和四年），武帝在泰山再一次封禅后对随行的官员说：“我自即位以来，所作所为中有很多是愚蠢、狂悖之举，使天下苦惫不堪，现在真是追悔莫及。从现在起，凡是伤害人民，浪费天下财物的事情，一律停止。”田千秋听后趁机说：“方士们论神仙之事很多，但都无法验证，请停止求仙这一类的事。”武帝同意了，把所有方士一律罢免。
公元前89年6月，武帝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以表自己“思富养民”之意。并针对桑弘羊等人提出的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以东屯田以戍卫西域的建议，下诏陈述了自己的以前频繁征伐的悔过之情，表示从今往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也就是严格禁止各级官吏的暴虐行为；严格禁止擅自征收赋税，增加人民的负担；全民都要把力量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去。为进一步落实这一国策，武帝任命赵过为负责粮食的搜粟都尉，赵过上任后，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种轮耕技术，它是种植的行（垄沟）和行间（垄背）每年互换位置。垄沟出苗时，以垄背土培根，禾苗根深土厚，又能抗风旱。代田法充分地利用地力，史书上说它是“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赵过还大力提倡新农具，发明了耧车——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
武帝公元前89年6月颁布的这一诏令，历史上称之为“轮台罪己诏”，轮台罪己诏，使汉朝的统治方针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在完成这一转变后，武帝于公元前87年（武帝后元二年）2月病死，享年七十一岁。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以其雄才大略，内改制度，强化了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外事征战，积极地开疆拓土，终把汉推向极盛。但他的好大喜功，恣意享乐，又给人民带来过空前的灾难，“有亡秦之失”，但因其晚年勇于改过，使其“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不也值得我们深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