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年8月，更始军王匡部攻占洛阳。
洛阳被攻克，刘玄很高兴，高兴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准备离开较大的城市宛城，前往很大的都市洛阳，继续做皇帝。
刘玄要去洛阳，刘秀没有理由不同去。
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后，刘玄率部众浩浩荡荡朝洛阳进发。
从宛城到洛阳，中间必然要经过颍川郡。
颍川郡对刘秀来说，是老相识了。按今天的话来讲，可以算得上是刘秀的第二故乡。让他“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昆阳大战，就是在颍川境内（昆阳属颍川）打的。同样，刘秀周围一批后来赖以夺取天下的人才也主要是在颍川网罗的。把刘秀忽悠了一通就不见踪影的冯异正是这批人才中的佼佼者。
这次途经颍川，刘秀将再次邂逅冯异。冯异将用实际行动向刘秀证明，自己不是个大忽悠，而是个讲信誉的人。
“再见冯异”
却说冯异和刘秀分别后，当日赶回父城，准备实现自己的诺言。
冯异无兵无权，要想实现“归据五城以报光武”的诺言，唯一的凭借就是那张三寸不烂之舌。当然，冯异对自己的口才也是很有信心的。
冯异找到父城县长苗萌，向他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被俘，以及刘秀是如何相信自己而把自己释放的。故事讲完后，冯异对刘秀进行了总结：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去投靠的。
苗萌亦深以为然。
虽然当时通信不发达，苗萌还是从各种途径得知，洛阳已被攻克，而更始军另一路大军已经兵临长安城下，看来王莽政权基本上到头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再继续为王莽卖命，而是在众多的造反队伍中选一只绩优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上，搞一次风险大投资。
对投资这门技术活儿，苗萌一向相信冯异的眼光，既然冯异认为刘秀是一只绩优股（实际上是潜力股），那就买刘秀吧。
父城拿下，冯异接着去做另外4城的工作。
做工作，尤其是做这种劝人造反的工作是很有难度的，具体表现为需要大量时间。时间，经常给人造成错觉，甚至产生误会，留下遗憾。误会和遗憾就是，冯异实现自己的诺言后去找刘秀，刘秀却不见了。
刘秀不见了，可以去找，毕竟那时候科技还不发达，肯定没有到月球上去。
问题是，在刘秀找到之前，另外有人来了。来的人有十几拨，都属于更始军，因为拨数比较多，所以每一拨的人数都很少。
人数虽少，但这十几拨的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进城。虽然父城城小民穷，但毕竟是个县城，向上级邀邀功请请赏还是有用的。
但冯异很是一根筋，他固执地认为，父城是我许诺给刘秀的，没你们的份儿，除非刘秀来，否则妄想进城。
将领们很生气，什么刘秀李秀，都是更始军，谁进不一样？不让进，就打。
打了，围攻十数次没有打下来。
冯异很自信：当年大名鼎鼎的刘秀都打不下父城，就凭你们几个？小样儿！
好在，刘秀终于来了。
刘秀途经父城时，冯异打开了城门。
刘秀收纳了冯异，以及苗萌。
历史上，在谈到光武时期的名臣时，常把邓禹（后面会出场）誉作西汉时的萧何。在我看来，如果把邓禹看作萧何，那冯异就是张良。而且与真张良相比，这位冯异兄不但能运筹于帷幄中，更能亲率一旅雄师决胜于千里之外。
“司隶校尉”
公元23年10月，刘秀抵达洛阳。
很快，刘秀接到新委任状，被授为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两汉官职名。最早由汉武帝设置，其主要任务是代表皇帝率领京师诸官吏（三公以下），捕巫蛊（武帝时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案），以及视察重大非法活动。巫蛊之案结束后，司隶校尉并没有撤销，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成了正式官员，其职责也变成纠察京师及附近地区，与各州刺史十分类似。
鉴于此时的刺史远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权利，还仅仅是代表中央巡察地方的特派员，所以，刘秀的实际工作不过是代表刘玄对洛阳地区进行纠察巡视而已，是件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除了必要的治安管理权外，没有军权。
说白了，我们更始政权也不养吃白饭的，无论是谁，只要还没死，都得出来干活。虽然不能让刘秀带兵，但让刘秀代表自己在眼皮子底下搞搞视察，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无原因的结果，之所以给刘秀安排这么一个职务，却要从另外一件事情说起。
“洛阳走秀”
事情发生在刘玄等人刚刚进洛阳城的时候。那个年代，因为没有电视，也没有冗长的韩剧可供消磨时间，所以闲得无聊至极的洛阳百姓听说皇帝要进城，而且还有进城仪式，那真比自己亲爹刚死了又活过来还高兴。一时间奔走相告，地里的庄稼也不种了，店里的生意也不做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刘玄进城表演兼时装走秀这件事上。
好在当年不用买门票，虽然是皇帝大人亲自登场，但只要你去得足够早，或者说你的体力足够好，都能占个好位子，一饱眼福。
市民甲就是这样一位既去得早、体力也好的观众，自然占据了上佳的观赏位子。好戏，就在市民甲以及数万洛阳市民的热切期盼中开演了。但洛阳市民们很显然高估了自己心脏的承受能力，因为演出太精彩了。
看点有三个——第一个看点：更始大小官吏所戴的帽子。
古代人，尤其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对戴帽子这个形象问题都有较高的要求，不但要戴，而且要戴出水平，符合标准。比如，刘邦就曾经自制了一种颜色发绿、以竹子为主要材料制成的帽子。这种帽子只有权贵荣勋才可以戴，一般的士大夫都只能望帽兴叹。
刘玄手下这帮子人很明显没有受过戴帽子的专门训练，不但没有按规制戴帽子，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根本就没有帽子，拿块布巾把脑袋一缠了事，且缠得花样百出，色彩纷呈，引得很见过些世面的洛阳市民们嬉笑不已。
第二个看点：更始大小官吏们所穿的衣服。
和上面一样，在古代，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连怎样穿衣服都有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很显然，刘玄的这一帮子手下不但没按要求戴帽子，也没按要求着装。而且同戴帽子相比，着装更是五花八门，真是穿出了特色，赢得了很高的注目率。
问题就在这时发生了。
一队更始官吏迎面而来，远远看去，这队官吏都是女官，因为她们都穿着女人的衣服。走近了，才发现这队官吏却个个都长着一副男人的面孔，有胡须，很阳刚。任凭洛阳人见多识广，一时也没有弄明白这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好在，市民甲兄老家在建宁郡，曾有幸到国外考察，他给出了答案：人妖。
人妖，他们是人妖。这句话在围观的洛阳市民中迅速传开。于是，胆子大的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如此精彩的西洋景而哈哈大笑，胆子小的呢，就跑回家去了，胆子更小的连家都没有回，干脆跑出洛阳到别的地方躲避妖魔鬼怪去了。
没衣服穿，不是你的错，但穿的奇形怪状出来吓人，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洛阳市民很生气（毕竟让心脏受了考验），后果不很严重，因为我们还有第三个看点。
第三个看点：超级名模刘秀走秀。
刘秀及其部属是最后一批入城的。这个次序，也充分显示了刘秀在更始政权中的地位。
不论地位如何，刘秀及其部属的出现，却给夹道而观的洛阳百姓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源于刘秀及其部属的衣着，即一律西汉官吏、士大夫的服色。
这种感觉，已经多年不曾有了，让人激动之余，还有点怀旧的忧伤。
有几位在西汉政府当过差的垂暮老吏，忧伤得不能自拔，当场哭泣起来，边哭边道：没想到今天终于又见到汉室的官员了。意思是：汉室复兴有望了。
总之一句话，洛阳市民对刘秀及其部属的走秀很满意。
满意，代表着人心所向。
这件事看起来荒唐，其实并不难理解。
举一个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认识一个陌生人，第一步可能并不是他的才华、能力与人品，而是他（她）的衣着打扮，外貌气质。与外表邋遢、行为猥琐的人相比，衣着得体、气质优雅的人更为人们所接受。
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也曾体会到，在一些严肃的工作场合，穿制服的人往往比穿便装的人更加值得人们信任。比如，一个穿警服的警察和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警察，人们肯定觉得在前者的保护下更有安全感。
理解了这两个例子，我想，大家就足够理解这件事情了。
“收买人心”
刘玄进城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护社会治安，安抚人心。毕竟洛阳城是在刀光剑影、流血死人之后归属更始军的，大家畏惧、仇视乃至有趁世道乱捞一把的心理，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以放纵。安抚人心，是有利于更始政权的统治的。
安抚人心这种事情，一般来讲，都应该交给一个在人民群众中形象好、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人。
鉴于刘秀在入城仪式上的出色表现，刘玄决定这个人就是刘秀了。
刘秀在司隶校尉任上主要做了3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恢复司隶校尉府建制，充实了各个职位，开始正式办公。
第二件事情，是恢复了王莽政权以前的政府规章和法制，作为处理政事、解决纠纷、维护社会运行的依据。
第三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重新对洛阳的宫殿进行维修，解决了刘玄的住宿问题。毕竟自从当了皇帝后，刘玄的皇后妃子也有好几房了，再住一般的民宅，不但住不下，也实在说不过去。
3件事情做完后，洛阳人民很满意，刘玄很高兴，刘秀本人也很有成就感。
但有一个人却固执地认为：人民满意了，皇帝高兴了，对刘秀来讲，还远远不够。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冯异。
到洛阳后，冯异一直在做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留心观察刘玄身边的每一个人。
说的粗俗一点，就是看看哪个人对刘玄很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又可以为自己所利用。
这个人，冯异找到了。准确地说是两个人，便是时任左丞相的曹竟，以及曹竟的儿子、时任尚书（和后世的尚书不同，当时是皇帝的内侍官吏）的曹诩。
能从一堆废柴里淘出这么两块宝贝，冯异辛苦了。但他顾不上稍做休息喝口茶，而是马上把这个重大发现向刘秀汇报，并建议：结交曹竟父子，以备利用。
这个建议，刘秀采纳了。于是，在忙着处理公文、搞建设之外，刘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曹竟父子搞好关系。
有理由相信，这种关系绝非君子之交。但更有理由相信，这种关系远远要比君子之交实用得多，因为不久以后，这个理由将会得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