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初洱海地区的居民情况
本书中洱海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主要指今滇西以洱海为中心的周围地带，包括大理州全部、丽江南部及楚雄州西部。洱海历史上曾有“叶榆河”、“叶榆水”、“昆弥川”、“洱河”之称。从文献记载看“叶榆”为古地名，“昆弥”即昆明，古族称。“弥”又写作“”、“渳”、“弭”，又写作“洱”，“洱”即由此而来。但后人更多循“如月抱珥”、“形若人耳”之说，称之为洱海。
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情况，《史记·西南夷传》载：“西自桐师（今保山）以东，北至楪榆（今大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皆氐羌也。”秦汉时期昆明族内部的社会发展情况十分不平衡，这里描述的是分布在山区从事游牧生产的昆明族和巂（叟）族的情况，此外，还有部分分布于坝区的昆明族和叟族已经从事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如邪龙县（今巍山彝族自治县）的昆明族，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了起来，内部产生了阶级分化，在东汉初年，邪龙县的昆明族首领卤承被封为“破虏旁邑侯”。摩沙夷则是东汉末年从当地的昆明族和叟族中分化出来，分布在今雅砻江以西至云南丽江一带，或土著，或迁徙，经济以农业、畜牧业为主。
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僰人不见于史乘。方国瑜、马曜、王叔武等先生认为洱海地区的僰人是从僰道（今宜宾）迁徙来的。至于迁入洱海地区的时间，各家略有不同，但以东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主流。尤中先生则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属于氐羌系统的族群，就已经分布在云南的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西北部。其中僰人居住于坝区，文化水平最高、从事定居农业生产；昆明、叟族居住于山区，呈立体分布状态。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所记载的仅仅是处于游牧经济状态的部分昆明族的情况，并没有全面反映“西南夷”的历史全貌。
蜀汉时期，有一部分濮人迁移到了洱海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但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以建宁郡（郡治今云南曲靖）为政治中心，有关洱海地区的记载还是非常少见。至北周时期，洱海地区已成富裕之地，北周末年任益州总管的梁睿，曾向北周大丞相杨坚上书说：“南宁州近代以来，分置兴古、云南（今大理州）、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洱海地区）有骏马、明珠，益宁（滇池地区）出盐井、犀角。”说明这一时期洱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了。
隋朝国祚短促，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未及深入和有效，但其军事的触角却到达了洱海地区。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前后，隋朝在今云南曲靖市设置了南宁州总管府，拜爨翫为昆州刺史。然而，爨氏长期称雄一方、顾盼自得，并不甘心臣服于隋朝，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爨氏反，隋文帝“遂以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川（今永仁、大姚），经弄栋（今姚安），次大勃弄、小勃弄（今祥云、弥渡），至于南中。贼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度西二河（今洱海在下关出口处之河流），入渠滥川（今滇池南部晋宁县城郊入滇池的河流），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第二年爨翫复反，隋文帝再命刘哙、杨武通领兵镇压，俘虏了爨翫。之后，隋文帝诛杀了爨翫，“诸子没为官奴”。爨氏集团内部也由此陷入了分裂与相互的争斗之中，隋王朝不得不放弃南宁州之地。但是，隋朝的二次军事打击迫使爨氏的控制范围收缩到了今楚雄以东地区，分布在洱海地区的各个部族，由此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至唐朝初期，洱海地区的古代居民经过不断的分化组合，形成了白蛮、乌蛮这样一些处于部落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此外还当有部分濮人系统的民族群体。白蛮与近代白族有族源关系，乌蛮与近代彝族有族源关系，这已为学术界普遍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史籍所谓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乌蛮”是一泛称，还包括了由东汉末年的摩沙发展而来磨些蛮，以及在南诏独立之后被分化出去的施蛮、顺蛮。就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白蛮较高，乌蛮、磨些蛮次之，他们是洱海地区早期部落斗争的主要参与者。
白蛮是以汉晋时期的僰人为主体，融合了洱海周围地区的土著人口和部分汉族人口发展演变而来，分布在洱海周围地带的平坝中，主要居住在洱海周围及今祥云、凤仪、永仁、姚安、大姚等地，又被称为“西洱河蛮”或“河蛮”。《通典》记载洱海地区白蛮的情况：“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杏。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绢丝布，幅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马、猪、羊、鸡、犬。饭用竹筲，搏之而噉。羹用象杯，形若鸡彝。有船无车。男子以毡皮为帔，女子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髽。男女皆跣。其俗，有盗窃、杀人、淫秽之事，酋长即立一长木，为击鼓警众，共会其下，强盗者众共杀之。若贼家富强，但烧其屋宅，夺其田业而已。”
从《通典》的记载可知，这部分白蛮已经进入到阶级社会，贫富分化明显，虽然已经形成大大小小的部落，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联盟；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部落公共权力组织痕迹明显。经济方面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作物中既有南方的传统作物水稻，又有北方的传统作物粟、小麦，同时还兼有牛、马等牲畜的饲养，畜牧业和家禽饲养业比较发达；纺织业有一定发展，掌握了养桑缫丝、种麻纺绩的技术；由于居住的地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西蜀通往天竺的必经之道，往来商贾多在此停留，故已有小城镇出现。文化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汉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能讲汉语，懂阴阳历数。
唐初滇西乌蛮主要分布在洱海周围地区，已经形成了六个大的部落组织，称为“六诏”，他们是：
蒙舍诏，在今巍山彝族自治县境内；
蒙巂诏，在今巍山县北部至漾濞县一带；
邓赕诏，在今洱源县南部的邓川一带；
施浪诏，在今洱源县北部的三营一带；
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城区一带；
越析诏，又称磨些诏，在今宾川县宾居街一带。
唐代初期六诏中越析诏实际上是磨些蛮。其余五诏则是从秦汉以来滇西的昆明族、叟族发展演变而来，隋、唐时期被称之为“乌蛮”，是滇西彝族的祖先部落。此外还有石桥诏，在今下关市，石和诏，在今凤仪镇西部，或与六诏并列而称八诏，皆属“乌蛮”。
关于六诏出现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南诏传》载“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此说明显有“以今推古”的嫌疑。蜀汉时期滇西地区为乌蛮先民分布区，但洱海之地未必就有六诏之称。《蛮书》所记唐初六诏世系大都仅为二、三代，南诏最详，为四代，则六诏名称的出现，当不早于隋末唐初时期。
蒙舍诏位于六诏之南，故称南诏。《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蛮书》卷三也说：“蒙舍诏，姓蒙”。南诏先祖从哀牢山区迁往巍山的具体时间难以细考，相传唐贞观年间为躲避仇敌，南诏八代祖舍龙帅部众从哀牢山迁至巍山。南诏以蒙舍为号，当与南诏舍龙有关。大概“蒙”先是部落称号，后逐渐遂以蒙舍为号，与蒙巂诏名从首领巂辅首相同。
南诏迁移至巍山之后，逐渐从半农半牧转向定居农业生产。舍龙之后，龙迦独为南诏首领，其事迹无考。至细奴逻时，南诏开始强盛起来了。
南诏的发源地巍山坝子，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优良条件。《蛮书》卷五说：“蒙舍川，肥沃宜禾稻。又有大池，周回数十里，多鱼及菱芡之属。川中水东南与勃弄川合流，南有笼磨些川。”山川之利使南诏获得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防止其他部落的攻打，南诏曾在图山上筑城以居。唐初，细奴逻率众从图城迁至平坝，筑蒙舍城（今古城村），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南诏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乌蛮中经济殷实、人口众多的部落群体。此时洱海地区的其他乌蛮部落，农业和畜牧业也都普遍发展起来了，但“邑落人众蔬果水菱之味，则蒙舍为尤殷”。《南诏源流纪要》载：南诏“孳牧繁衍，部众日盛”，已然成为滇西洱海地区一股日趋强大的地方势力。
《西南彝志·武氏源流》记载了南诏早期的发展情况：武祖慕雅切，一世慕雅切，二世切慕希，三世希雅糯，四世糯雅陀，五世陀洛施，六世施武额，七世武额克。
君为武额克，臣为武额那，师为武朋安。他三贤之世，武家的蒙舍，察看了两山，遍地是沃土，但不曾开辟，他就去开辟，兴盛有荣威。 武蒙舍这人，头戴鹿角冠，他的领域大，天开一道门，降下一重地，他就此居住。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滇西乌蛮各部完成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跨进。伴随着的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剧了，为了使私有财产确定不移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各氏族中出现了父子连名制。父子联名制是父名的最末一个字（音）与子名的最前一个字（音）相同而连接起来，这样可以确认亲生父子之间的关系，对贵族分子来说，还可以使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承袭下去而不至于旁落和紊乱。隋朝末年南诏在六诏中最早开始了父子联名制。各诏父子联名的具体情况如下：
蒙巂诏：巂辅首→却阳照→照原→原罗。
浪穹诏：丰时→罗铎→铎罗望→望偏→偏罗矣→矣罗君。
邓赕诏：丰咩→咩罗皮→皮罗邓→邓罗颠→颠之讬。
施浪诏：施望欠→施望千→千傍→傍罗颠。
蒙舍诏（南诏）：舍龙→龙伽独→独罗（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罗阁→阁罗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劝丰佑→世隆→隆舜→舜化真。
父子联名制至今在大部分彝族中广为流行，是彝族典型的文化特征。这种制度标志着氏族内部阶级的剧烈分化和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通过这种方式，各部落贵族把自己世袭的统治权力稳固下来，在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多的情况下，为扩展生存空间、发展政治势力，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二）细奴逻兼并白崖地区的斗争
细奴逻生于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卒于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正处在洱海地区各部“无大酋长、好结仇怨”，政治不相统属的时期。
早期洱海地区部落的兼并活动是激烈的，例如，距龙口城（今大理上关）十五里的邓川城，初为施望欠部落的领地，后被浪穹诏丰咩夺而有之，由是成为洱海六诏之一。
南诏也积极地谋求着向四周的发展。细奴逻任用波罗旁为文臣，郭郡矣为武臣，修文习武，加强了内部的政治建设。公元649年，细奴逻兼并了白蛮张乐进求部落，南诏历史发展出现了一个转折。
张乐进求事迹不见于正史，《南诏中兴二年图传》记有张乐进求与南诏祭祀铁柱的事件，说明张氏确有其人。《记古滇说集》、《白古通记》及一些地方文献记有与张乐进求相关的白子国事，但虚幻不可究诘。以张氏集团为白蛮中势力较大的部落，恐较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这次兼并活动，学者认为南诏是以军事手段征服了张乐进求集团。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为镇压松外（今四川盐源及其西南、云南华坪、永胜一带）诸蛮的反叛，命右武侯将军梁建方率兵入滇，南诏细奴逻利用梁建方兵至西洱河之机，趁势吞没了白蛮贵族张乐进求的势力，拥有了以白崖（今弥渡红岩）为中心的一大片领地。次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即自称奇王，国号大蒙。
云南地方史志却记此事为和平禅位。如《南诏野史》说：“细奴逻素有祥异，会唐封首领大将军建宁国王张乐进求，以诸葛武侯所立白崖（今弥渡红岩）铁柱，岁久剥蚀重铸之。因社会祭柱，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奴逻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于唐太宗己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即位，年三十二岁，建号大蒙国，称奇嘉王。”
对南诏与张乐进求集团关系有真实记载的《南诏中兴二年图传》，与云南诸史的记载有所不同。《图传》文字卷云：“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尽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尽求自此以后，益加惊讶。兴宗王乃忆：‘此吾家中之主鸟也，始自忻悦。’此鸟憩兴宗王家，经于一十一月后乃化矣。”《图传》表明参加祭祀铁柱的是南诏兴宗王逻盛，并非细奴逻。可见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云南地方史志保留了《图传》祭祀铁柱的故事要素，除记载张乐进求禅位外，还增加了细奴逻与张乐进求集团的联姻内容。
南诏与张乐进求部落的联姻，亦不见于正史，但就南诏的历史而言，以联姻的形式加强政治的联盟，向来为南诏所采用。相当多的民族学调查资料，也证明彝、白两族统治阶级在历史上存在政治婚姻的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在白族民间，至今相传着张乐进求嫁女逊位于细奴逻的故事，今大理市下关七五村本主庙、苍山莲花峰保和寺的附马殿中，分别祀有金姑和细奴逻的塑像，大理白族仍在每年农历二月初四至四月二十五日举行盛大的“接金姑”、“绕三灵”的民俗活动以示纪念。
细奴逻对张乐进求的兼并，是南诏乌蛮集团与张乐进求白蛮集团力量对比的结果。“当经过激烈的斗争。李京《云南志略》说：‘至乐进求，为蒙氏所灭’，应是事实。”《图传》中祭祀铁柱描绘的当是战败后张乐进求与南诏兴宗王逻盛缔结联盟的情景。南诏的这一扩张行动，对南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兼并了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白蛮张乐进求部落及其领地之后，以南诏为领导核心形成了乌蛮与白蛮的联盟，南诏增强了对外扩张的基础和实力，为统一洱海创造了条件。
唐初洱海地区的部族斗争，反映了这样一个史实：西南各族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化与融合，以及不断的经营开拓之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东晋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较为松弛的政治羁控，使西南地方势力得到驰骋一方的机会，某些已经出现阶级分化的部落群体，无论政治意识还是族群意识，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的政治状态已被打破，西南各族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已经悄然启动。
（三）九隆神话所反映的政治信息
《旧唐书·南诏传》说：南诏“本乌蛮别种也。姓蒙氏，自言哀牢之后。”《蛮书》亦载：“蒙舍，一诏也。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臬，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
冯甦《滇考》认为九隆神话于南诏而言，“神异之说，美其祖宗”。现代学者也认为是南诏“装点门面”的产物，或是异牟寻受汉文化影响的“伪饰托祖”，或认为九隆神话，“似不在说明它的民族源流，却在真诚盼望与唐和好”。其实，九隆神话于崛起过程中的南诏而言，既是述祖追源，还有深刻的政治用意。
考诸材料，可知不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九隆神话，是有所不同的。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若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唯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有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元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国谱也。”可见九隆神话流传甚早，常志所载东晋时期就已广泛流传于滇西哀牢山区，当是相对原始的九龙神话版本。
从龙生十子、十子结婚繁衍“由于始有人民”的记载来看，这应当是母系社会时期对哀牢山区“人民”来源问题的感生故事，也就是对包括昆明族在内的各部族来源问题的解释。沙壶为十子共同的母亲，这与傣、布朗、拉祜、佤等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祖先从“葫芦中出生”的神话结构类似。以第十子为王，反映了昆明族在各部族中势力强大的情景，南中昆明以第十子为祖，元隆与昆明族之间的关系十分清楚。
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对南诏时期的内容保留较多，所记载的九隆神话，与常志有较大不同，其文云：哀牢国，永昌郡也。其先有郡人蒙迦独，妻摩梨羌，名沙一，居于牢山。蒙迦独尝捕鱼为生，后死牢山水中，不获其尸。妻沙一往哭于此，忽见一木浮触而来，旁边漂沉，离水面少许。妇坐其上，平稳不动。明日视之，见木沉触如旧。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怀妊十月，生九子，复产一子，共男十人。同母一日行往池边，询问其父，母指曰：“死此池中矣！”语未毕，见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一与子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俱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一小子不能去，母固留之。此子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就唤其名曰习农乐。母因见子背龙而坐，乃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其名池曰九隆。习农乐后长成，有神异，每有天乐奏于其家，凤凰栖于树。有五色花开，四时常有神人卫护相随。诸兄见有此异，又能为父所舐而与名，遂共推以为王，主哀牢山下。有研究认为，张道宗所载正是蒙氏“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的九龙神话。明显可以看出，这则神话在保留原始九龙神话的故事要素的同时，做了些修改，增加蒙迦独为沙壶丈夫，改第十子元隆为习农乐，这样，祖先的神话就与南诏的谱系吻合起来。并且在叙事上，强调习农乐（细奴乐）种种神异之处，与《南诏图传》文字相近，意思也相同。
问题是，在这则神话中，为什么改元隆为细奴乐，为什么要对细奴逻进行神化？
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骆宾王《破蒙俭露布》中称阳瓜州刺史蒙俭“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说明在公元654年以前，洱海地区已有九隆神话的流传。但利用九龙神话对细奴逻进行神化，当与南诏细奴逻兼并白崖有关。就“有神异”、“天所贵”、“共推为王”几个神话要素来看，云南地方史志记载的细奴逻并白崖称王一事，与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南诏野史》载：“细奴逻素有祥异，柱顶故有金镂鸟，忽能飞，集奴逻左肩，相诫勿动，八日乃去。众骇异，谓天意有属，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僰古通纪浅述》载：“僰国酋长有张乐进求者，为云南诏，都白崖（今弥渡县红岩），闻观音命细奴逻为国王，其心不悦，乃嘱诸部酋长，同约细奴逻，具九鼎牺牲，诣白崖铁柱观效于天，卜其吉者而王之。众皆悦而从之。祭毕将卜，忽有布谷飞在细奴逻右肩，连鸣大鸣于细奴逻者三，返于白檀香树上。众皆惊服，不复占卜，而咸顿首，请细奴罗登国位。时张乐进求知天命有德，遂避位于罗，而以其女妻之。”张氏逊位与神话中的“共推为王”，实质一致，均是“天所贵”的结果。所以，地方史志中对细奴逻并白崖的记述，反映了南诏以九隆神话为蓝本，对细奴逻并白崖事件的美化和神话。
九隆故事对细奴逻的“神化”是用意深刻的。对于巫鬼时代的部落斗争来说，借助神鬼的力量来获得政治的优势、为征服斗争取得合法胜利，是常见的方式。因此，南诏附会祖先神话，亦在情理之中。南诏九隆神话改十子元隆为细奴逻，当不是偶然，而是在细奴逻并白崖之后出于部落斗争需要而出现的。
这同时也说明，在南诏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南诏已把“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念运用到政治斗争中，通过对祖先神话的利用，强化南诏王的政治权威，从精神上和舆论上，为南诏扩大领地范围、确立统治地位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