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部分的叙述以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历史关系为核心展开，但由于古印度历史上与中南半岛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故对古印度与南诏之间的某些联系也有论及。公元8世纪中叶南诏脱离唐朝之后，俨然以大国的形式雄踞亚洲东南部。在与吐蕃合兵夺取唐朝的巂州、稳定了北部边境之后，南诏随即展开了向中南半岛地区的扩张。从总的情况来看，南诏是在征服了寻传地区（今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和银生地区（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地区）之后，再以这两大前沿地区为依托向古中南半岛地区进行扩张。南诏在古中南半岛地区进行军事行动，其实是想控制这一地区的商业通道，加强南诏与这一地区经济联系，进而攫取财富资源。其中，经寻传地区过骠国领地、再到达印度的蜀身毒古道路段，是南诏控制的重点，这就使南诏对寻传地区的经营，相较于银生地区而言，显得尤为着力，对寻传及周围地区各半岛古国，特别是骠国的联系和控制，也明显比其他半岛古国紧密。南诏向古中南半岛的扩张客观上加强了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使这一地区与中国西南乃至中国内地的交流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
（一）南诏对寻传及银生地区的经营
公元762年，南诏阁罗凤“亲与僚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造舟为梁”，征服了寻传地区，收金齿、银齿、寻传蛮、朴子蛮等民族于治下，设永昌、开南节度进行管辖。南诏的势力扩张到了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鲜山（今甘高山）一带。南诏经营寻传地区三十余年后，再次着手经营南部地区。公元794年，南诏又派兵南下银生地区（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地区），把阁罗凤时期尚未曾完全征服的茫天连（今孟连县）、茫吐薅（在今澜沧县一带）、黑齿等十部落（在今缅甸南掸邦），以及同区域的“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部落全部征服，并设银生节度进行管辖。自此，南诏南部的疆界扩张至女王国（在今泰国南奔府）之北而与女王国接壤。
不可否认南诏这一系列的军事扩张行动，具有开疆拓土、扩张势力的政治意图。然而，政治是服务于利益的，经济利益的获取就是政治斗争的核心目标之一。就南诏而言，公元8世纪中后期南诏向古中南半岛地区的扩张，最原始的驱动力就在于对这一地区所具有的商业地利、物产资源等经济要素的占有欲望。对此，《南诏德化碑》明确记载：“爰有寻传，畴壤沃野，人物殷凑”，为南诏所想往，而其“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对外商业交通优势，更为南诏所重视。
早在公元前2世纪，自寻传地区过骠国领地就存在着通向印度的商业交通路线，是蜀身毒古道的重要路段。公元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后了解到，这条古道起自巴蜀之地，进入云南后经叶榆（今大理）过永昌（今保山）、滇越（今腾冲）到缅甸，然后再由缅甸到印度。有关这条古道在滇西及滇西以外地区的路线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较详：“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萨尔温江上游），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今瑞丽江和伊洛瓦底江汇合以后下游不远处）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都城）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印度曼尼普尔）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布拉马普特拉河中下游）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岸羯朱罗国（今孟加拉）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这条路线从羊苴咩城出发西至永昌，渡怒江（萨尔温江上游）至诸葛亮城（今龙陵），再向西南至乐些城（遮放）进入骠国境内，到达骠国都城，向西越过钦山，再向西到达印度阿萨姆的高哈蒂、恒河南岸的拉日马哈，再进入印度中部地区。
以诸葛亮城为分叉点，向西又有一条路线经骠国可至印度。《新唐书·地理志》载：“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没卢国。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这条路自诸葛亮城（龙陵）向西经腾充（腾冲）、弥城（今盏西），越过甘裨地山口到达丽水城（位于密支那对岸之达罗基），渡过伊洛瓦底江和孟拱河，到达安西城（今孟拱），再西渡亲敦江进入印度阿萨姆地高哈蒂，与第一条路线汇合后，向孟加拉国及印度中部地区延伸。
关于这条通往印度的商业通道，英国著名东南亚史学家霍尔曾说：“公元4世纪，中国放松了对缅甸边境的控制，甚至于342年撤销了永昌郡。此后，这条路线显然被封闭了，直到南诏的阁罗凤才重新开辟，从而大大促进了缅甸北部经济的发展及缅甸骠族人与中国唐朝之间的接触。”其所言撤郡之事，是指西晋末年因永昌郡内的“闽濮”反抗，致使永昌郡被废之事。而自此以后自云南入缅甸的“道路被封闭、直到南诏阁罗凤才重新开辟”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应当说，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就是后来导致南诏时期这一地区“人物殷凑”的重要原因。阁罗凤西开寻传，也正是基于控制这一道路所经地区，沟通南诏与印度之间的商业通道，从而攫取财富利益的巨大经济目的。可以说，穿梭往来于这条商业路线上的人流、物流、财富流，是南诏着力经营寻传地区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南诏对寻传地区和银生地区的经营是有所不同的。反映在时间上，南诏对寻传地区的经营比银生地区足足早了三十余年，在经营力度上，比如在城镇建置方面，南诏也明显偏重于前一地区。城镇是南诏推行统治的基地和堡垒，其建置与南诏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南诏城镇的建置，往往兼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功能。从总的意义上说，不带经济目的攻城略地和城镇建置是不存在的，城镇的建置就意味着对城镇所在地区经济利益的控制和占有。因此，把城镇作为考察南诏对这两个地区经营力度的指标，比照南诏在这两个地区经济利益方面的政策取向，当是恰当的。
南诏征服了寻传地区之后，通过永昌节度和镇西节度的设置，把寻传地区纳入管理之中。永昌节度（驻今保山市）的管制区域，大约包括了今云南省的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和思茅地区西南部的一部分地方、德宏州的绝大部分、怒江州西部和缅甸克钦邦北部地带。镇西节度驻镇西城（今盈江县），管制区域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东西两岸地带，其南部边境与骠国接。后期镇西节度向北移驻丽水城（今伊洛瓦底江东岸的达罗基），改称丽水节度。据统计，随着南诏辖境的拓展，南诏城镇的数量也多至一百余座，南诏在寻传地区的城镇，见于记载者，大概有近三十座，其中，一部分是在原有城镇的基础上重新建置而成的，如早在汉朝时期就是僚、濮、身毒（印度）人聚居的永昌城，而大部分则是南诏出于经营的需要修筑而成，如《蛮书》卷六载“自寻传、祁鲜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木不枯，日从草际没。……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五道事云。”具体来说，在永昌节度区和镇西节度区，沿着南诏入骠国的各支线上形成了几处重要的城镇群。从永昌城（驻今保山市）以西开始，其南向支线上经诸葛亮城（龙陵）、些乐城（在今遮放）入骠国境，是蜀身毒古道的一条支线；其北向支线上有腾充城（今腾冲）、弥城（今盏西）、宝山城（今昔马）、金宝城（今缅甸克钦邦之密支那）、丽水城（今达罗基）、安西城（今缅甸的孟拱），是蜀身毒古道的另一条支线；此外，在南诏与骠国西南接壤处还形成了一些区域性城镇集群，如镇西城（今盈江县）、摩零城（今缅甸蛮莫）、苍望城（今缅甸八莫）、香柏城（今缅甸西南之莫宁）等。自永昌往西北行，翻过高黎贡山直达缅甸北、印度一线的城镇集群，有越礼城（今腾冲北部的大塘）、长傍城（今缅甸克钦邦北部小江流域的拖角附近）、寻传大川城（在今缅甸克钦邦北部江心坡一带）、广荡城（在今缅甸克钦邦北部之坎底）。
公元8世纪末，在经营寻传地区三十余年后，南诏加大了对银生地区的重视程度。异牟寻再次派兵南下彻底征服了银生地区，设银生节度进行管辖，其辖区大致为今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地区。以银生节度为依托，南诏打通了从羊苴咩城通向南部海滨的商业道路，《蛮书》卷六记银生城说：“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海边无人之境也。”这条通往海上的道路，还不能从地名上确指其处，疑通镫川即今墨江，河普川即今江城，羌浪川在今莱州，如此，则推测这条道路是从银生城（今景洪）向东南、又向南到达海边的羌浪川。从银生城还有一条道路通往海上，《蛮书》说银生城“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送江川在今临沧，邛鹅川疑在今澜沧县，林记川疑在今缅甸之景栋，大银孔疑在泰国之景迈。此外，《蛮书》记开南城（今景东南）时又说：“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国三十程。”上述三条道路，确切路线已不可详指，但大致可推测为沿澜沧江、湄南河、伊洛瓦底江三条河流的入海路线。南诏南向通南海的道路经过此区域，城镇则分布道路沿线。主要有银生城，在今景洪县；开南城，在今景东县，柳追和城，在今镇沅附近；威远城，在今景谷；奉逸城，在今普洱磨黑一带；利润城，在今普洱石膏井一带。
不难发现，就城镇分布的疏密程度而言，永昌、镇西节度区城镇的数量、密集的程度、分布的范围均明显大于银生节度区。史籍对寻传地区南诏建置的城镇记载较多，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历史以来所延续的活跃的商业活动，使得南诏对这一地区的重视超过了相邻地区，故在经营力度上也有所不同。
（二）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交往
史料记载，南诏时期与南诏有联系的东南亚古国主要有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夜半国、昆仑国、大秦婆罗门国、小婆罗门国、女王国、真腊国等。这些所谓“国”者，不是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国家”的概念，而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区域性政权的一个特定称谓，就中南半岛各古国的情况而言，其组织形式均还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基础之上，除骠国外，其余各国的名称均不固定，具有暂时性。
骠国的地望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曼德勒地区。弥诺国以弥诺江得名，其领域在今缅甸亲敦江中下游两岸，其族为钦族。弥诺国受骠国的控制，弥诺道为骠国役属九城镇之一。弥臣国在今缅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昆仑国在今缅甸萨尔温江入海口，两国并为猛族，为猛族中势力较大者。夜半国在孟养城南，伊洛瓦底江折向南流之西侧。大秦婆罗门国在今印度阿萨姆邦，其正东方向与南诏安西城边界接壤，小婆罗门国在阿萨姆南部曼尼坡发尔以南。陆真腊国在今老挝境内，水真腊国在今柬埔寨及越南南部偏西地区。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的南奔府一带。
1.南诏向古中南半岛国家的军事扩张
南诏对寻传地区和银生地区的经营，同时还具有着以区域城镇群为据点向外扩张政治势力，从而达到沟通与外界经济联系、控制商业交通路线的经济意图。总的来说，由于寻传及寻传周围地区突出的商业交通地理优势，使南诏对这一地区极为重视，以此为导向，南诏对分布于这一半岛地区古代国家（特别是骠国）的重视程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政治交往的程度亦随之加深。
军事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公元8世纪中期，阁罗凤西开寻传打开了骠国的门户，以镇西、永昌节度为依托，南诏的势力再度向西和西南方向扩展，先后出兵攻打了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和昆仑国（均分布在今缅甸境内），南诏的影响力也远及大小婆罗门国（在今印度阿萨姆一带）。
哈威《缅甸史纲》记载，骠国大概于公元4世纪以前建立，公元9世纪结束，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南诏时期骠国的领地，《旧唐书·骠国传》说：“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余里，其国境东西三千里，南北三千五百里，东邻真腊国，西接东天竺国，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真腊国（陆真腊）在今老挝以南至泰国东部地带，东天竺国当指今东印度，溟海指今孟加拉湾，南诏些乐城地今云南遮放附近，则骠国的地望当在今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南诏时期骠国已进入阶级社会。《新唐书·骠国传》载：“骠国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相名曰摩诃思那。王出，舆以金绳床，远则乘象，嫔史数百人。”
骠国及其周边地区具有极强的商业交通地理优势，正如缅甸历史学家吴孺性指出的那样：“中印陆上商道开通之后，不论是来自中国的四川商人从陆路去印度，还是来自印度北方的商人去中国，都要经过骠人区。因此，骠人中心便成为一个陆路商业枢纽。”公元762年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后，就非常重视对骠国的控制，《新唐书·骠国传》说“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南诏对骠国的军事羁控，是借助于常年驻守于永昌、镇西节度区的军队来完成，《蛮书》卷六载：“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永昌作为扼控骠国的门户之地，南诏布置了其常备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对骠国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大概在征服了骠国之后，南诏相继征服了弥诺、弥臣等国。南诏在进攻昆仑国的时候曾一度受挫，“被昆仑国开路放进军后，凿其路通江，决水淹浸。进退无计，饿死者万余，不死者，昆仑去其右腕放回”。夜半国与南诏苍望城（今缅甸八莫）辖境相接，南诏“曾攻不得，至今衔恨之”。夜半国尚处于信仰巫鬼的部落时代，较为原始落后，能令南诏一直耿耿于怀的，当是夜半国所据地利。南诏不惜路途遥远，劳兵远征，其兵之所至几乎遍及骠国及周边地区，足见南诏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
南诏同样以镇南、银生节度为依托，从正南方向对半岛地区展开军事扩张，女王国、陆真腊、水真腊几个半岛古国（分别分布于今泰国、老挝、柬埔寨几国境内）也先后遭到南诏攻打。樊绰《蛮书》卷十载：“女王国，去蛮界镇南节度三十余日程，其国去驩州一十日程，往往与驩州百姓交易。”南诏“曾将二万人伐其国，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女王国善用药箭，曾击溃了南诏的进攻。陈经序先生《猛族诸国考》以为此女国殆为猛族传说中之占萨末旦维公主在景迈附近南奔地方所建立之哈利班超国，13世纪为八百媳妇所并。方国瑜先生考女王国在今老挝之桑怒、越南之山萝，及莱州一部分，并疑其为文单国（陆真腊）之附庸国。本书从尤中先生之说，以泰国北部南奔府一带为是。尽管女王国的地望尚有歧义，但其受南诏势力影响，当是确定的。
真腊国自初唐时期并扶南国而强盛，邻近各国多受其控制。“自神龙（公元705年至706年）以后，真腊一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水、陆真腊之分界，大致即今柬埔寨和老挝之境，与南诏接界者为陆真腊。阁罗凤时期，南诏就展开了向南部地区的扩展，在今西双版纳设置了银生节度，征服了一部分“茫蛮”或“漆齿”（黑齿）部落。异牟寻时期南诏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把南部边境再向南推进，控制了今老挝北部的部分地区而与文单国接壤。《蛮书》卷十曾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与蛮镇南相接。”南诏“曾领马军到海畔，见苍波汹涌，怅然收军却回。”
2.南诏对各半岛古国的政治影响
南诏军威所至，政治影响也随之而至。南诏虽然没有在这些半岛古国建立起直接有效的统治，但以军事威慑为后盾，南诏对这些半岛古国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是具有一定控制力和影响力。贞元中，南诏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南诏“令”骠国献乐人，其目的是配合南诏与唐朝的政治友好活动，这一事件说明骠国与南诏之间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附庸关系。在南诏的带领下，骠国也归附了唐朝，“唐德宗乃授舒难陀太仆卿官号”。由于南诏对中南半岛地区的经营，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政治交往。从贞元十八年至异牟寻死（公元808年）南诏与唐朝关系极为亲密的六年中，史载骠国及其濒海属国弥臣国，又向唐朝朝贡二次，唐朝还封弥臣国嗣王乐道勿礼为弥臣国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骠国等半岛古国与中国内地的交往中，南诏的政治影响力及所起的枢纽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另据史料记载，早在骠国之前，与唐朝展开政治往来的半岛古国还有文单国。虽然文单国与唐朝的交往未如骠国一样直接为南诏影响所致，但在南诏势力不断扩张的政治背景下，文单国与唐朝的交往就显得极为微妙。文单国地接唐朝安南都护府，假道欢州等地即可进入云南境内。公元753年，南诏与唐朝天宝之战后，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朝贡唐朝，唐朝“授其属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关于何履光征讨南诏事，《蛮书》、《新唐书》均有记载，从时间上看，自天宝八年，其所率军队一直从安南向南诏发起进攻，并一度收复了安宁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这支军队被调往西川，对南诏的攻打才告一段落。而文单国果毅随何光履讨南诏事，记载虽语焉不详，但至少暗示出在处理与南诏的关系方面，文单国与唐朝所具有的一致性。公元771年，在南诏与唐朝关系交恶的背景下，文单国再次派出了大规模的朝唐使团，由副王婆弥及其妻子，以及二十五名大臣组成的朝贡团，携宝物及驯象十一头浩浩荡荡地到达了长安，唐王朝赞赏“文单国副王婆弥慕我中朝之化，方通南极之风，义在抚柔，礼当加等，可开府议同三司，试殿中监。”文单国最后一次遣使长安是在公元798年，“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正月壬辰，以文单国朝贡使李头及为中郎将，放还蕃。”就政治和外交而言，文单国与唐朝的交往，既继承了真腊时期和唐朝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同时也具有在南诏扩张压力影响下获取唐朝支持的政治意图。因为，在南诏的军事征服下，文单国西北部的骠国等国先后为南诏所羁控，正北地区也为南诏所有，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与东北部的安南都护府保持友好就显得极为必要和关键。因此可以说，南诏向古中南半岛地区的扩张，对改变古中南半岛地区的政治局势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客观上也为文单国与中国内地的交往和联系提供了推动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南诏与各半岛古国政治交往的情形而言，南诏对骠国的控制是最为明显的。例如，南诏元和三年寻阁劝立，“自称骠信，夷语君也”，“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引巴克（Parkar）之说，骠信为Pyushin之对音，缅语骠，君也”，寻阁劝借缅语自称“骠信”（皇帝），虽不至为骠国实际统治者，但南诏与骠国的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各本《南诏野史》均载丰佑时段宗牓救缅一事。“牓，汤池人，佑之勇将。先是狮子国侵缅，屡求救，至是许之。牓救缅以败狮子国。缅酬金佛”。虽然中国正史类古籍及缅甸史籍均未有此事的记载，但这一故事至今仍流传于云南大理的白族地区及彝族的部分支系之中，说明历史上南诏与骠国关系的确甚密。
3.贡使往来
作为政治服从或友好的标志，南诏与一些半岛古国之间还以“朝贡”的方式展开了政治的往来。《蛮书》记载骠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罂为贸易。”所谓移信使，实为骠国朝贡南诏的使节及贸易商旅。又据樊绰《蛮书》卷十记载，大秦婆罗门国，“蛮王善之，往来其国”，小婆罗门国，“蛮夷善之，信通其国。”这二国处在沟通中印交通的重要地理位置，故南诏与其保持了友好的政治关系，彼此之间当是保持着类似骠国“移信史”之类的政治往来活动。此外，水、陆真腊等古国也当与南诏有朝贡关系，故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说：“自唐进封之后，永昌诸郡、缅、暹罗、大秦皆西通之国，交趾、八百、真腊、占城、挝国皆南通之国，俱以奇珍、金宝、盐、棉、毡布、珲琚、巴贝岁进，于王不缺，于是渐有昌也。”南诏还专门修建了五华楼用于接待朝贡的使者，据说五华楼周长有2.5公里，高33米，可以居住上万人。对此，《纪古滇说集》亦有载：“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劝丰佑）王建五花（华）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大君长。”而所谓“十六国大君长”，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之131图至134图恰恰题名为“十六大主众”，描绘十六位国王到大理国朝贡的情景，其中有深目高鼻者，有满脸胡须者，也有白净无须者，有的头上戴冕，有的戴裘皮帽，有的戴雉鸡尾羽，大部分裸头，手中或持莲花，或捧海螺，或数念珠。从形象上分析，当中应有南亚、东南亚之属。此画卷为各史志的记载提供了一个印证，说明在南诏时期就已有“十六国”之说，其中就包括了中南半岛的一些古国，与南诏保有朝贡关系。
从朝贡物品看，主要是流通于各商业道路上的特有之物和稀有之物，但有时也有例外，《南诏野史》载隆舜时，“昆仑国进美女，舜嬖之。”从朝贡的国家看，有的是受南诏军事羁控的，如骠国等，有的则未曾被南诏征服，如大秦婆罗门国与小婆罗门国。就政治的角度而言，朝贡是这些半岛古国在南诏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与南诏形成的政治互动。然而，伴随着这种互动的，往往是受政治保护的经济交流活动，在客观上为这些半岛古国开辟了一条与半岛内陆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渠道，凡利之所在，各国翕然相随，这就使朝贡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互动的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经济交流的途径。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南诏以武力打开了与古中南半岛国家政治交往的渠道，其意图就是要通过建立政治交往中的强势地位，为南诏与外界的经济交流提供保障。
（三）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经济交流
1.对外贸易的拓展
南诏向古中南半岛地区的扩张，对主要商业通道的控制，使南诏对外的商贸关系遍及南亚、东南亚交通通达的区域，其中，骠国及印度是南诏主要的贸易伙伴。骠人或组成伴随朝贡使节而来的商旅团，或为行动较为自由的民间商贾，他们大多沿着蜀身毒古道的印迹进入到南诏境内。永昌城作为南诏的门户之地，继续发挥着汉晋以来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地区重要商品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河赕地区（在西洱河地区，为十赕之总称）作为南诏的经济核心区，亦成为了一个交易活跃的商品集散中心。《蛮书》卷十说，骠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罂为贸易。”所言江猪，据说是伊洛瓦底江所产之江豚，其肉可食，脂肪丰厚可做燃料；白又称木棉布，是骠国重要的物产，琉璃则可能从遥远的大秦（罗马）经天竺（印度）等国辗转而来。在骠国等国家产品进入南诏境内的同时，南诏商贾亦把云南的商品输入到了骠国等地，例如，南诏的丝绸品就满足了骠国妇女“衣青婆裙，披罗缎”的需要。穿梭往来于骠国与南诏之间的河赕贾客曾滞留于寻传之地，留下了“冬时欲归来，高黎共山雪；夏时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的歌谣。
南诏与其他半岛古国也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往来。通过对银生地区的经营，南诏从正南方向打通了联结各半岛古国的通道，并使银生城成为面向半岛古国的又一个重要的商品中转站。《蛮书》卷十载：“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其中，与南诏有数条道路可通的海滨国家昆仑国，“出象及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杯等诸香药、珍宝、犀象等”，与南诏保持有频繁的贸易活动，正因如此，香药、珍宝才得以输入南诏，再通过转输贸易的形式成为唐朝内地市场常见的商品。《唐本草》即载：“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
在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中，“诸多奇珍异宝输入云南市场，在这些贸易品中，珍宝贸易所占份额最大，琥珀、瑟瑟、光珠、宝石、玉石均在其列。其产地分布在南亚、东南亚各国，尤以缅甸最著称。珠宝玉石除了作为民间贸易品外，亦作为朝贡贸易的首选精品，属国来朝，必贡珠宝玉石之属。因此之故，云南境内多珍宝，南诏妇人多缀真珠、瑟瑟。”来自于异域的奇珍异宝亦是南诏“方土所贵之物”，并转输于南诏与唐朝内地的经济交流之中，《蛮书》卷十载南诏朝贡唐朝的物品之中，就有“瑟瑟、琥珀、白”等等。
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经济方面的联系，还体现在相同货币形式——贝币的使用上。贝又称为“海”、“巴贝”、“珂贝”等，产于印度西太平洋的暖水区域，古中南半岛国家历史上曾用做货币，哈威《缅甸史》引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波斯国旅行家至下缅甸的记载写道：“居民易市，常用海以为货币。”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记载缅甸、暹罗、八百、真腊、占城、挝国每年进献于南诏的物品中，就有“巴贝”一项。南诏“以缯帛及贝易市。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贝币在南诏发挥了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近年在滇西的腾冲、下关、大理、洱源、宾川、剑川、鹤庆等地也先后出土了不少的海贝，说明沿腾冲至大理的商业古道，是贝币进入南诏的重要渠道。而南诏与中南半岛各古国共同以贝币作为货币，共同经济贸易圈的形成，正说明了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
2.对人口和财富的掠夺
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在南诏这样一个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社会，对人口资源的占有和掠夺是南诏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南诏向古中南半岛地区扩张，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趋向的，其中，对人口的掠夺是其内容之一。
史籍明确记载的南诏掳掠行动有两次，《蛮书》卷十载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南诏“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人，隶配柘东，令之自给”。这是配合南诏开发滇池地区经济而进行的人口掳掠。为补充丽水淘金的劳动力人口，太和九年南诏攻破了弥臣国，“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
南诏攻破弥臣国之后，还劫掠了其国之金银。金银是南诏所贵之物，如史书记载统治者使用的“金盏、银水瓶”、“金镂盒子”，区别官衔的“金佉苴”、“金甲”，以及贵族妇女“多缀金、贝、瑟瑟等”为发髻之饰，说明南诏时期金银被广泛用于制造各种区别身份、等级的器物之中。此外，金银还被大量用于铸造佛像，以及在商品流通中当做实物货币使用，《蛮书》记载夜半国“其部落妇人唯与鬼通，能知吉凶祸福”，南诏“往往以金购之，要知善恶”。可见金银在南诏是有着特殊的价值，自然成为南诏掠取的对象。
（四）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
1.印度佛教文化对南诏的影响
印度文化对古代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骠国、扶南（初唐时为真腊所并）等半岛古国在印度文化的影响下甚至有“印度化”之倾向，其国内使用的文字（梵文）、文学、宗教（佛教、婆罗门教）均同于印度。这种影响力同样波及到南诏文化的发展之中。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的六诏时期，作为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天竺僧人就沿着充满艰辛的蜀身毒古道，历经骠国等地，使印度密教阿吒力教进入到南诏境内。剑川石窟第一窟《异牟寻坐朝图》的人物雕像，以南诏王异牟寻及清平官等人为主体，而在窟左侧还雕刻了来自于天竺的印度僧人像。公元9世纪中叶，梵僧赞陀崛多来到南诏。赞陀崛多在云南地方史乘中屡有记载，不仅被南诏尊为国师，留下许多事迹，而且还有画像传世，在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编号为第56号的画像，描绘了一位穿圆领织花华丽僧服的僧人，深目、高鼻、络腮胡须，《画卷》上方文字标明这位尊者是“赞陀□多和尚”，与古籍所记之赞陀崛多，实同为一人。这说明史籍记载的梵僧活动于南诏的情况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赞陀崛多只不过是众多梵僧中成就最大者。
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东南亚一些古国出现了将本地之名梵化，或用印度地名代称本地地名的情况。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说：“越南半岛（当为中南半岛）印度化之民族，咸有在其地建立新印度之习惯，曾将印度地名移置于其国内，有时将本地之名梵化，有时竟以印度之名名之。”南诏亦有此情况。世隆时期以鹤拓为南诏别名，据方国瑜先生考证，“鹤拓”之名其实是梵语地名“乾陀罗”的异写，乾陀罗之地在印度北境，四面有山，地势方位与南诏有相似之处，故假以称呼南诏之地。“鹤拓”一名在南诏并非孤立，南诏境内的鸡足山、灵鹫峰、毕钵罗窟等地名，亦同“鹤拓”一样属假托之名。
2.音乐艺术的交流
音乐是体现南诏与古中南半岛地区文化联系的又一载体。唐朝时期称扶南、南诏、骠国、天竺乐为“南蛮乐”。受印度文化的影响，骠国乐、扶南乐均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据周伟洲先生考证，骠国、扶南及南海诸国乐器，与天竺乐器大致相同，同时还具有本国的一些特点，如骠国乐所特有的“铁板”，“似胡乐中的拍板，但不用木制而用铁，声更清亮悦耳”；“两头笛”形制奇特，也为骠国所特有。骠国乐以舞容、乐器异常而闻名，对南诏音乐构成影响较大。骠国与南诏地域相接、交往频繁，骠国乐因得以在南诏流传开来，成为南诏音乐的一部分，《唐会要》载：“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风多演释氏词云。每为曲，皆齐声唱，有类中国柘枝舞。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与骠国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诏，并见此乐。”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南诏向唐朝进献夷中歌曲，曾令骠国进乐人以助歌舞。骠国乐不仅是骠国与南诏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通过南诏的中介作用传播到大唐王廷。贞元十八年（公元801年），骠国国王之弟舒难陀率领的乐舞使团到达了长安，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诗歌《骠国乐》中这样形容骠国的乐舞：“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新唐书·骠国传》则因骠国乐器朱漆彩画、形制新奇，特意详细记载了骠国的各式乐器八类十九种，以及曲名十二首。
中南半岛其他古国与南诏同样存在着音乐方面的交流。例如，《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南诏奉圣乐》使用的乐器中，有来自于天竺及南海诸国的铜钹、贝（螺号）等，说明半岛地区与南诏进行文化交流的对象并不是单一的，并且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南诏采取的是开放的方式，从而使半岛地区的音乐艺术形式能够跨越地域的限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第八章 南诏的宗教与文化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