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名义上是第二次北伐的胜利者，实际上他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一方面，他出师远征，后方不稳；另一方面，在前线损兵折将，却为他人做嫁衣裳。唐生智指挥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在河南战场一路苦战，先后攻克西平、上蔡、漯河、临颍等要地，以伤亡官兵一万四千多人的惨痛代价歼灭了在河南的奉军主力，将奉军赶出河南，可谓劳苦功高。他本来打算在占领河南之后，通过改编河南旧军以补充减员，扩大实力，再来好好经营河南。不料冯玉祥统率的第二集团军由于唐部拖住并歼灭了奉军主力得以顺利地从侧面进攻，并先期到达郑州，冯部伤亡不到四百人却抢先改编了河南旧军归自己节制。而且，唐生智曾派一个口才颇佳的代表到冯部游说，希望联合冯玉祥倒蒋。可是，冯以继续北伐为借口，不同意倒蒋。唐生智的代表见冯的态度如此，不久也就走了。这样一来，唐生智苦战月余却是两手空空。于是，在北伐总指挥唐生智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之间出现了矛盾。
如何调解唐、冯矛盾，已成为武汉政府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以战功来论，应该扬唐抑冯。可是，武汉政府却本着拉冯讨蒋的意图做出了令唐生智失望的决定。当时，武汉政府的处境每况愈下，在军事上面临蒋介石及其唆使下的四川、贵州军阀的严重威胁，蒋在沿津浦路北伐打到徐州以后，停止北进，扬言在二十天之内包围武汉；在经济上出现了无法克服的危机。而且，蒋介石以“继续北伐”为条件极力拉拢冯玉祥。于是，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试图以极大让步和联手反共为条件全力争取冯玉祥归附汉方，汪还决定赴郑州与冯会晤。
在会晤之前，先由唐生智以总指挥的名义电请武汉党政要员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6月8日，汪精卫亲自率领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赶赴郑州。10-11日，唐生智、汪精卫等与冯玉祥举行了六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组织开封政治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的党务和政务；成立陕、甘、豫三省省政府，以冯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由冯统领在河南的各军，肃清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之敌，而所有在河南的由武汉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撤回武汉，以巩固长江防务；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这样，陕、甘、豫三省的军政大权都落到了冯的手中，冯玉祥独占了第二次北伐的胜利果实。
汪精卫等人之所以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其目的是想拉拢冯玉祥，稳住河南，而后他就可以调遣唐生智的军队回守武汉以稳定两湖局势，以唐部作为镇压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想在适当的时候让唐生智率兵东征讨伐蒋介石。尽管汪精卫、唐生智等做出尽可能的让步，可是，冯玉祥仍不满足。他希望武汉方面继续北伐，帮助他收复一年前失去的北平这块地盘，而武汉方面却决定班师回鄂，与他的设想相去甚远。冯玉祥部刚刚从西北贫瘠地区进入中原，亟需巨额的经费支援，要求每月向他提供三百万元的军饷，而武汉政府被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困扰着，已经自顾不暇，自然难以满足冯的要求。于是，冯玉祥就寄希望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因此，冯玉祥与汪精卫集团除了在反共问题上达成默契外，在其他问题特别是联手反蒋问题上并未形成共识。
郑州会议使蒋介石意识到一旦冯玉祥与汪精卫联手反蒋，将会给南京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他立即采取行动，同武汉方面展开争夺冯玉祥的斗争。6月20日至21日，蒋介石与冯玉祥等人在徐州举行了会议，蒋以供应军饷和继续北伐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双方在反共“清党”、继续北伐问题上达成协议，并希望武汉军队回到河南，加入前线，共同完成国民革命。蒋还试图拉冯进攻武汉，被冯婉言拒绝，但冯玉祥又在党必须统一的幌子下，提出了“不许武汉党部存在”的口号。可见，冯玉祥已由郑州会议前夕对宁、汉双方貌似公允不偏不倚的态度一变而为公开地倒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一边。武汉方面在与南京方面争夺冯玉祥的角逐中失败了，因而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蒋介石集团在拉冯玉祥反共的同时，也在争取唐生智，因为唐是武汉政府的军事实力派，没有他的支持，武汉政府将不复存在。6月10日，也就是郑州会议开会的第一天，白崇禧致电唐生智，向唐透露南京方面有意与他合作，希望他认真考虑、携手合作。唐氏派驻南京的代表也证实了这一点。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致电武汉，要求宁汉双方实行合作，并请唐生智督师北上，协力北伐、先定幽燕。可是，唐生智并未为之所动，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已看穿了蒋介石的为人，不仅不能与他合作，还要举兵讨伐他；另一方面，对他来说，稳定两湖、巩固后方远比继续北伐、扩大战果要实在得多。
不过，令唐生智痛心的是，尽管他忍痛割爱把苦苦争夺得来的河南地盘让了出来，冯玉祥最终还是投靠了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