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在进行第二次北伐之前已是危机四伏，唐生智、张发奎率主力北上后，武汉后防空虚，一些混迹革命队伍的反动军官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密谋发动叛乱。首先发难的是驻防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
1926年5月，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收编夏斗寅部为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任夏为师长，编配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战斗序列，受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节制指挥。北伐军底定武汉后，蒋介石为了收揽夏部，曾拟议扩编该部为军，提升夏斗寅为军长。因其基本部队不足六千人，唐生智又从中阻挠，仅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开驻鄂西以防川军侵入鄂境。这时，刘文岛向唐生智建议以万耀煌代夏斗寅师长职务，唐亦怀疑夏与赵恒惕勾结，不易控制，便电召夏赴武汉述职，欲乘机将夏扣留。不料，此事被孔庚知晓，孔为夏说情，夏仍回宜昌。从此，夏斗寅对唐生智大为不满，加上强烈仇视当时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便通过蒋作宾积极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关系，并伺机而动。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派遣秘使潜赴宜昌，与夏斗寅、万耀煌等阴谋策划拖走独立第十四师，投奔南京。但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守备兵力极为单薄，蒋介石乃改变原定计划，指示秘使策动夏斗寅、杨森乘虚偷袭武汉。
于是，夏斗寅与四川军阀杨森等暗中勾结，准备进犯武汉。夏还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和十五军的刘佐龙部为内应，企图内外夹攻，颠覆武汉政府。5月13日，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进行公开叛变，然后进军沙市、嘉鱼、咸宁，16日叛军攻至距武汉仅四十里的纸坊，大有进逼武汉之势。
武汉政府事先毫无所闻，直到叛军窜至咸宁时方才发觉。这时，情况已经万分紧急，武汉既无兵可调，也无将可遣。武汉卫戍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只留了一个营保卫汉口。第四军张发奎部，在武昌驻有一个团，但有官无兵，正在接收新兵入伍。临时编成的以军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央独立师也只有二三千人，但都没有上过战场，缺乏军事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惊慌失措，他要陈公博与谭延闿研究对策，谭建议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命令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警备区司令叶挺，负责阻挡杨森、夏斗寅叛军。叶挺奉命后立即率部前往镇压，经过几天激战，终于击败叛军，加上唐生智部张国威师又在湘鄂边境阻击叛军，便解了武汉之危，并乘胜追至咸宁。夏斗寅残部退出湖北后，被蒋介石收编，驻防安庆。夏斗寅被蒋擢升为新编第十军军长。相约为夏斗寅内应的何键已率第三十五军开赴河南北伐，刘佐龙因夏斗寅不堪一击，未敢轻举妄动。叛乱分子企图内外夹击颠覆武汉政府的阴谋破了产。
夏斗寅叛乱虽然被粉碎了，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如同一根导火线，引发了一系列的反叛事件，同时也反映出武汉政府的军队已开始走向分化。
由夏斗寅点燃的反共之火还未熄灭，何键又指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了震惊全国的“马日事变”。
何键是北伐军中湖南反动军官的总代表，富有政治野心，总是对唐生智阳奉阴违。他一开始就对唐收编他的人马并委任他为营长心怀不满。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想当湖北省主席。可是，唐生智不仅没有让他当主席，而且连省政府委员也没有给他，而刘兴和李品仙都当上了委员。这使他感到难堪。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加上他和他的一些部将的家属受到工农运动的冲击，便决定乘机发难。
何键公开诬蔑农民运动，坚决反对没收地主的土地，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主张消灭他们。“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快了反革命步伐。他想公开发动政变，但不知道唐生智是否会支持他，便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试探。4月下旬，他对部下余湘三等人说，他在总指挥唐生智赴河南前线督师之前，曾把湖南农民运动“无法无天”的情况向唐详细报告，请示该如何办？唐叫他有事同汪精卫商量。唐生智回避了何键的报告，实际上是不同意何的观点。但是，何键并未因唐的反对而停止反革命行动。
4月底，何键利用唐生智去河南前线的时机，串通副军长叶琪、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以及夏斗寅等人在汉口秘密召开反共会议。反共最为激烈的夏斗寅，对何键发动军事政变的阴谋表示坚决拥护。李品仙主张一边向唐生智报告，一边采取行动，但是，何键、夏斗寅不赞成，他们主张秘密进行，斩而不奏。他们首先曾考虑在武汉发难，但因李品仙不敢负首难之责便做了变更。李对唐在清党反共问题上的立场不甚了解，怕闹出大乱子后没有人承担责任。后来，何键为了便于推卸责任，同时又便于在幕后策划，就决定避开武汉，改在湖南首先发难。于是，何键以武汉无适当驻地为借口，呈准将第三十五军学生队移驻长沙训练，并乘机将学生队改为教导团，作为在湘发动军事叛变的基本力量。
此时的何键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将领。而他的上司唐生智却仍然保持着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态度，对农民运动也给予支持。何键见得不到唐生智的支持，便派人与蒋介石联系，以蒋作为他的靠山，胆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当时，唐生智直接统率的三个军是这样分布的：何键第三十五军有三个师，第一师由副师长周磬统率驻防岳阳，第二师刘建绪部驻防驻马店、西平、遂平一带，第三师陶广部驻信阳、广水一带，这些部队均未参加与奉军的作战，而是作为后备部队安排的，这就为何键寻找发难机会提供了方便。李品仙第八军也有三个师，其中吴尚一师已移驻河南，李云杰、张国威两师也先后开往湖北仙桃，李品仙亲自率领的驻汉兵力就不多了。至于第三十六军，其主力已由军长刘兴率领北上与奉军作战，然而，该军副军长周斓“亦以拥唐反共为职志”。也就是说，唐生智手下的重要将领大多数有反共的倾向，只是在拥唐问题上存在程度的不同而已。
当初，唐生智提升何键、刘兴等为军长，只让李品仙担任第八军副军长，李颇有情绪。唐发觉后，就辞去亲兼第八军军长的职务，让李任军长兼汉口卫戍司令，李才肯为唐效命。李虽拥唐，但同时又与何键等相勾结，密谋反共。当河南战事进展顺利、捷报频传的时候，李品仙的态度有所收敛。这样一来，何键“以孤掌难鸣，遂亦未动”。
后来，何键又派人约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发动军事叛乱，张因对唐生智态度不甚了解，怕承担风险，表示犹豫。加上他与何键有宿怨，不愿受何键的驱使，便托词拒绝。接着，何键又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张翼鹏商谈，请他以代理省主席的名义调周荣光团听用。张翼鹏对何键、余湘三的反共阴谋虽积极支持，但同样因摸不清唐生智的真实态度而不敢擅自调遣本来归唐直接指挥的周荣光团，怕他泄露秘密，坏了大事，便以增防长沙为名，将驻在湘乡、湘潭的第三十六军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调至长沙，作为发动叛变的主力军队。
许克祥，湖南湘乡人，家境本来穷困，少时曾做过短工。后入营当兵。民国初年，在陈嘉佑、蔡钜猷部担任过连长、营长。因勾结商人贩卖鸦片而成巨富，置田产不少，又成劣绅。1926年投奔袁祖铭，被封为旅长。年底，经李立三介绍，参与周斓诱捕袁祖铭的行动。而后，所部改编为第三十六军独立第三十三团，调至湘乡、湘潭整训，许克祥任团长。
余湘三还加紧与驻在长沙的第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和王东原的教导团联络，积极筹划反共事变，并推许克祥为指挥官，决定以许的三十三团为主力，其他部队配合行动。5月21日晚上11时，在许克祥统一指挥下，王东原、陶柳等率领军队分头包围省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械，将各革命团体机关抢劫一空，然后加以封闭。是夜，即有百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惨遭杀害。因21日这一天电报代码为“马”，故称“马日事变”。
事变后，湖南的国民党右派和叛乱分子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掌管湖南的党政大权。他们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服从蒋介石的命令，通令全省恢复团防武装及都团组织，摧毁农民协会组织，肃清“暴乱分子”，取消前省党部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及其他各项革命运动。于是，反共浪潮波及全省。
许克祥等叛乱分子还到处张贴反革命标语，大肆攻击支持工农运动的唐生智，当时有一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生机无多当年信佛成孟浪，
智谋安在如今遗祸害潇湘。
将唐生智的名和字号镶嵌在中间，可谓挖空心思。
“马日事变”的发生和救党委员会的成立，当时遭到武汉政府的反对，但同时又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蒋介石委任许克祥为独立师师长，并指派周震麟、仇鳌、刘岳峙等人为湖南省清党委员会委员。出现了一方感到为难，另一方却拍手称快的情形。
何键、许克祥策划“马日事变”是瞒着唐生智干的，唐又远在河南前线，对事变的发生全然不知。在“马变”发生的前一天即5月20日，唐生智在河南北伐前线致电所部军长、师长，痛斥夏斗寅的叛逆行为，称为“筱电”。事变后的第二天，唐生智又将此电抄转武汉国民党中央，即为著名的“养电”。他在电文中指责夏斗寅蓄谋叛变，勾结杨森，称兵讨共，为“丧心病狂之举”，是“居心破坏北伐，危害党国，做反革命之挣扎”！他还进一步指出，近来反革命分子“以反共为名”，蠢蠢欲动。他强调联共是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之一，“凡真实革命党员，欲求革命成功，非切实奉行，无他出路”。“反共即反本党反总理反革命，蒋逆介石，乃其前例”。他要求将领们“训诫所属，力遵党义，团结内部，服从党纪军纪，铲除一切反动势力，以求革命之成功”。唐生智对夏斗寅叛乱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
“马日事变”消息一传到河南，就立刻在唐生智部引起混乱，直接影响到前线将士的作战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在西平前线对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进行了训话，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他严肃地指出：
“共产党是全世界的党，共产是社会进化到最后一期的必然现象，共产就是共同生产，等将来世界的交通机关发达以后，就可以共同分配、共同消费，共产主义是科学的，是有步骤的。共产党唯一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总理所说民主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最后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造成世界大同。反共产就是反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帮助国民革命的，是促进国民革命的，与（于）我们有益的，我们要携手并进。”
由此可见，尽管唐生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制度是神往的，对共产党也是比较信赖的。
唐生智还以佛教救人救世的思想开导他的部属，他说：
“我们都是学佛的人，是已经觉悟了的，知道名利都是假的，大家都要救世救人。真正学佛的人，一定要绝对牺牲自己去救人的。要牺牲自己的成见，牺牲自己的腐败思想……”
唐生智还告诫官兵：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出来的，带着很多的封建思想，对新社会也许看不惯，或者因为家庭亲戚的关系，对初期民众运动的矛盾现象，不免怀疑愤恨，但是这种矛盾的现象，是一时免不了的。民众起来，如像待新兵一样，都不免有幼稚的动作，但我们要军队，便不能不练新兵，我们要民众，便不能不使民众起来。我常说兵没有坏的，同样民众也没有坏的。即或有不好的现象，也不过是暂时的，是最少数人的，一定有办法可以救的……如或因为少数人的不好，便怀疑到整个的群众运动，那是不对的。”
唐生智还要官兵相信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以及政治部，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及其家属的财产，希望他们“立定脚跟”，不要轻信反革命所造的“共产公妻”之类的谣言。通过开展具体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军心得到了稳定。
事变发生后，代理唐生智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的张翼鹏慌了手脚，他于22、23日致电唐生智，向唐汇报事件情形并引咎辞职。唐生智于24日复电给他，指出正在呈请国民政府派员来湘处理，对他们辞职的请求“暂毋庸议”，要求他们稳妥处理善后事宜。唐生智还在电文中指出了处理事变的办法：长沙许克祥团等各部队统归参谋长张翼鹏指挥，维持治安，没有命令，不许有何举动；召集在省各军队军官会议，由各部队联合张贴以下标语：拥护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拥护三大政策，拥护第二次北伐，拥护湖南省党部、省政府，拥护佛化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一致革命，铲除造谣惑众的反动派，打倒张作霖、蒋介石；饬令各部切实遵行标语旨意，发还所缴工农枪支。他还要求张翼鹏等与省市党部，向各民众团体多做疏导解释工作，以消弭后患。唐生智在电文中还指出，此次事变，省垣军民发生冲突，必有奸人挑拨离间。为此，他特地指派邓介松随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进行调查。但是，唐生智并未要求查办许克祥。
24日，武汉国民党政治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去长沙，一方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另一方面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参加特委会的委员有：农政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陈公博、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彭泽湘以及熟悉湖南军政情形的周鳌山和唐生智指派的邓介松。武汉政府顾问鲍罗廷因坚持要去，也随同前往。25日，鲍罗廷一行到达岳阳。许克祥主张密电岳阳驻军将他们拘捕枪决，先逼仇鳌拟写电稿，再逼张翼鹏领衔签署。张虽同意反共，但他是代唐生智主湘，没有唐点头，他是不敢擅自作主的。然而，在许克祥等二百多人胁迫下，张还是签发了枪决武汉政府特派员的电文。鲍罗廷等人闻讯后，只好匆匆返回武汉。
这时候，武汉政府首脑汪精卫、谭延闿、孙科见特委会受阻，知道事态严重。而且，他们还风闻夏斗寅将进犯武昌，更加慌了手脚，赶忙致电唐生智。他们认为“战线太长”，建议唐留小部分军队在河南，而率领大部回镇武汉。但是，他们也未做出硬性规定，而是请唐自行决定。唐生智回电称，已令在湘军队围剿许克祥叛军，且以武昌第八军一部及叶挺所部，对付夏斗寅也绰绰有余，而前方情况很好，他准备趁奉军主力到达以前，将奉军打垮。他还指出，只要前方敌人被击破，其他方面就不敢动了。所以，他并未挥师南下。不久，谭延闿又电告唐生智说，代理唐生智湖南省主席职务的张翼鹏对“马日事变”处理不当，建议改派周斓代行湖南省主席职权并制裁越轨军人。唐生智答称：“国府既然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
一开始，周斓以自己是军人、不懂政治、不敢负此重责为由加以推辞。汪精卫等通过电函往来与前线的唐生智进行反复商量，觉得还是派周斓回湘为好。周斓用电话向唐生智请示，唐因前方军事吃紧，自己无法兼顾湖南政务，要求周斓代他主湘，并注意经常向汪精卫等人请示。唐还叮嘱他不能跟着何键跑。周斓临行前，向汪等请示应变方法，汪则透露国民党中央已决定“与共产党分家”，实际上是要周做好分共准备。周斓对汪说：“制止军队，制止农协，应该同时进行。”“如只制止军队，不制止农会，亦属不好”，“不制止农会，则湖南人民更形恐慌；只制止农会，则军队日渐刁难。”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主张实质上只会纵容军队。
周斓于6月初回到长沙。由于唐生智对“马日事变”主张听武汉政府处理，“不赞成积极反共之行动”，而周又是奉唐命回湘的，所以，湖南的反共分子担心唐生智、周斓扶植共产党，对他们进行报复，一时人心惶惶。周斓到达长沙后，张翼鹏辞职向唐生智呈述事变经过。唐命令所有驻湘部队，悉听周斓代主席指挥。
彭泽湘随调查团折回武汉后，立即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情况，并请示应变办法。中共中央因对唐生智、何键等人的态度不十分明了，没有做出最后的决策，便要彭泽湘赶到河南前线，注意唐生智的动向，并随时进行报告，彭到达总指挥部时唐生智已对湖南的情形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保持原来的政治立场。唐还表示等打败奉军以后，将把他最信赖的刘兴第三十六军撤回武汉，进行坐镇，并准备亲自去长沙处理这一事变。
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授权唐生智派兵镇压叛乱，并宣布“湖南救党委员会”为反革命组织。第二天，唐生智在郑州对军官的训话中又强调，长沙事件是蒋介石指使走狗捣乱造成的。现在已派员查办，对受蒋介石指使的军官，决不宽容。在谈到三大政策时，唐生智指出：本军拥护总理（即孙中山）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要拥护联共政策，共产党是最革命的政党；只有拥护联俄政策，才能击破帝国主义对付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应该说，此时的唐生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和反对叛变的态度还是比较明朗的。
同一天，武汉五十多个团体推举向忠发等人组成请愿主席团，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进行请愿，还前往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处，表示拥护唐生智的通电，要求即日出兵讨伐许克祥。中共方面和社会各界讨伐许克祥的呼吁并未被国民政府所采纳。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致电湖南省政府，要求省政府暂时维持现状，长岳一带军队归周斓指挥，军队及农工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第二天，周斓邀集许克祥、王东原、周荣光等军官开会，除了依样画葫芦地宣布武汉政府的决定外，还规定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各地聚集的农工全部解散。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事变的事实，取消工农武装力量的反击。周斓还被拉进湖南救党委员会担任委员。于是，长沙的反共分子的恐惧感涣然冰释。不但“马日事变”未得到彻底处理，而且湘西的常德、澧州仍处于黔军的威胁之下，唐生智对湖南的局势心急如焚，早就想班师回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