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于利用外部环境者成功
当代中国改革发生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功抓住了有利的国际机遇。当时苏美两大国、两大阵营争霸处于高潮，面对咄咄逼人的前苏联，美国和西方各国希望利用中国予以牵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意识形态对立，由对中国的围堵改为对华友好，赞许和支持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愿意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适逢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向第三世界的低端产业转移加快。中国抓住了这些外部机遇，使改革开放的30多年，成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黄金期。
就遇上并能够处理好外部环境而论，能够与当代中国改革一较短长的，不能不说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相隔整整30年，正是这30年的时间差，日本抓住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当时的西方列强都忙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加上它们之间也矛盾重重，使日本遭受的外部压力大大减轻。西方列强因各自的利益矛盾不能一致对日，其中英、法利益冲突严重。最初，英国与美、法、荷等国共同支持幕府，但当幕府危机加深并倒向法国后，英国意识到日本维新派的潜在优势，在更符合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下，英国转向支持倒幕，政治上偏袒强藩，经济上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工业品和武器，帮助其培养人才，指导长州藩训练军队。而长州、萨摩等藩主及维新派，认识到闭关锁国政策的不现实，转向了同英美交往，主动向西方学习。英国与西南强藩之一的萨摩结成了“萨英联盟”。法国虽大力支持幕府，但英国的实力使它不得不有所顾忌。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所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迫使西方列强不得不在侵略日本时谨慎小心。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最重要的是英国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其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日本倒幕派领袖久坂玄瑞曾说：“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振所致。”英国驻日公使也说：“我们对日本的纲领必须慎重行事，……我们在中国已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这样，日本维新派免除了西方外来干涉的危险，能够集中力量对付惟一的敌人幕府。
朱拉隆功改革同样争取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19世纪下半叶，当英、法把泰国周围国家都变为殖民地或附属国的时候，它们几乎同时来到了泰国，但它们因各自的殖民利益而矛盾重重。此时，朱拉隆功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周旋于英、法两国的外交舞台上，推行灵活的外交政策，与英、法分别缔结条约。甚至不惜放弃对邻邦的一些宗主权，利用英、法都不想在各自的殖民势力范围有一个与之势均力敌的强邻的矛盾，换取缓冲国地位，以掣肘英、法步步紧逼泰国的殖民野心。最终确立了与邻国的边界和睦邻友好的关系，保住了泰国政治上的独立。
俄罗斯彼得大帝也是成功抓住了外部机遇，使其改革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干扰。尽管彼得执政初期，其近邻土耳其、波兰、瑞典三国的军事力量都强于俄国，但这三国的内部混乱和西欧的混战，却又给俄国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就土耳其来说，因政治黑暗和军队腐化而日趋衰落；波兰因大贵族争雄正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瑞典因内部矛盾尖锐和激烈斗争而使国力遭到削弱。同时，西欧各国为了争夺欧洲和开拓海外市场而相互战火不断，如1688～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卷入战争、站在英国一方的有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葡萄牙等国，站在法国一边的有西班牙、巴伐利亚、科隆等选侯国；1702～1713年英国和法国还进行了一场“安妮女王之战”。这样，俄国近邻诸国内部力量的削弱和西欧各国的连年混战，使他们无力或无暇干涉俄国的事务，这对俄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彼得的伟大之处，在于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二、拙于应对外部环境者失败
没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及无妥当的应对之策，是近代以来中国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因素。自19世纪末起，国际环境开始变得对中国的改革运动非常不利。此时，经过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高潮，世界基本上已被它们瓜分完毕，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一时间成了他们瓜分的主要对象。
中国戊戌变法时面临的国际环境就非常严峻，维新派也无妥当的应对之策。中国的变法维新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国家利益，列强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出现。这样险恶的国际环境，给戊戌变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梁启超看清了这一点，他在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时，给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贵邦30年前，外患未亟，其大忧仅在内讧，故专恃国内之力，而即可以底定。敝邦今日如一羊处于群虎之间，情形之险，百倍贵国。”
维新派曾极力争取日本的支持，以为有相同的改革诉求，会得到日方的同情。殊不知，日本经明治维新走向世界大国之路，早已将中国作为觊觎的对象，一些官员作为个人，或许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有同情之心，但作为执政当局，对国家利害的考量超越了一切。其实，当时最不可能真心支持中国改革的国家莫过于日本了。这方面，中国的维新派表现的极为天真。
1840～1949年的110年中，中国的改革志士们，没有哪一次能够“以夷制夷”，达成改革的目标，反而是西方列强成功利用了中国各种内部矛盾，实现了在华的最大利益。在这110年里，外国侵略中国和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战争共计9次之多。民国时代的军阀混战，背后各自有列强的影子，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无岁不有。加上抗战8年，每逢战争爆发，工厂被摧毁，农村变荒芜，交通遭破坏，民族企业无不受到打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没有和平改革的外部环境，或许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能抓住。
在这一点上，能够与中国同病相怜的国家不多。奥斯曼土耳其理所当然算是一个，或者说应对国际环境更加笨拙。相比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占据地利，当时很大一部分领土在欧洲，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欧洲主要大国在与土耳其的争斗中，有时出于宗教文化对立等因素而步调一致，有时则因利益相左而不一致。大国的利益争斗，甚至导致英国和法国出兵，帮助土耳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沙皇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因此而自杀。奥斯曼土耳其却没有抓住机会，把它变成推动国内改革的契机。
三、环境制约不是绝对的
外部环境的好坏，对改革成败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历史上惊人相似的环境或际遇，往往有天壤之别的结局。如果过分地拿环境说事，可能会掩饰领导者的无能。
凯末尔改革所处的外部环境，就不能说比近代中国的好。凯末尔面对的是几个世纪在西方压缩下节节崩溃，在沙俄帝国不断进攻下割让土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收拾的是一个前所没有的烂摊子，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亡国的危急，其时，协约国先后占领了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安纳托利亚的东南部和西南部、黑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并把瓜分刀刃指向土耳其本土，除安纳托利亚外，土耳其的广大地区都处于西方列强的铁蹄之下。同时，协约国还策划在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建立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在东南部建立“库尔德斯坦国”。正如凯末尔所说的：“奥斯曼国土完全被分割了，只剩下一小块土耳其人居住的土地，最后就连这一小块地方也想加以瓜分。”历史上没有几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比凯末尔的土耳其更糟糕，凯末尔能通过改革使这样一个国家获得新生，不能不钦佩其意志和精神的伟大。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应该说他已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改善了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通过双边谈判，大幅削减了核武器。同时，由过去四面出击转向全面战略收缩，1988～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苏联不再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将其势力从南部非洲退出，东欧国家也开始从“社会主义大家庭”出走。由此，卸掉了从事“世界革命”的“援外”的沉重负担，结束了苏联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关系。对戈尔巴乔夫集中力量推行国内改革，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戈尔巴乔夫却没能做到“内外兼修”，把对外政策的成功转化为内部改革的动力。
若是抛开国际政治环境，以自然环境来说，事情也是同样。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内陆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濒临辽阔的海洋，却自己把自己封闭成了内陆国家。相比较，俄罗斯在其大部分的历史时间里，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典型内陆国家，北面是北冰洋，南面的亚速海和黑海被土耳其控制，西北的波罗的海被瑞典封锁，惟一与外国通商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年中有9个月的冰冻期。马克思曾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但是，结果却炯然相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形式上不是内陆大国，但实质环境与内陆国家无异，海洋在中国的历史变革进程中，没有起什么大作用，没有因之而全面开放。大海没有把中国人送出去，走向世界，反而变成了天然的“长城”，成了中国人关闭自身的一道天然屏障。俄罗斯人与中国相反，没有出海口去夺取出海口，不是沿海国家变成沿海国家，使自己走向和拥抱了现代文明。
§§第五章 个人在变革风云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