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型的文化历史背景促成改革
国家之间的文化历史传统差异极大，有的是开放型的，有的则是封闭型的，它对改革的成败有着深刻的影响。
日本人具有让世界叹服的开放的文化历史传统。特定的岛国环境，使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新鲜感和紧迫感，有对外来发达文明主动拥抱的热情，他们总是以积极、进取、紧迫的态度正视与他国的差距，以极小的代价来缩小差距。如中国的儒学、隋唐法制很早就被引入日本，这种移植推进了日本国家的历史发展，很快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跨入了封建社会。在整个古代国际文化交流史中，日本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了很少”。
日本民族还具有独特的去粗取精的本领。他们对外来文化从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其优秀部分全面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并且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欢迎新东西的。”这句话客观地道出了日本文化的特点。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运动，从西化开始，广泛利用西方体制和人才，把别人的知识迅速变为己有，清晰地表现出日本的民族特征对走现代化道路的影响。
泰国人也有容易接受和融合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朱拉隆功改革时期的泰国，封建国家建立只有600多年的历史，没有中国那样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排外思想。泰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不仅能够尽力学习，绝不排斥，同时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熔炼和再创造。正如朱拉隆功所说：我们不仅要尽力学习外国文化中的好的东西，而且要把这些好的东西，同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我们制度中良好而高尚的东西结合起来。由于“泰国人对于西洋的新思想最易接受且易顺应”，并具有“对于东西方思想，亦颇具调和之长”的特点，朱拉隆功时期的泰国，朝野上下形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大潮流、大风气，使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在吸收、融合和再创造中，逐渐成为泰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开放型的文化环境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思想文化氛围比较宽松，各种思想流派都有一席之地，可以称得上是数千年里惟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各诸侯国能够竞相出现变法的潮流，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得益于此。
二、传统文化愈厚重改革愈艰难
传统文化背景过于厚重，对现代的社会变革十分不利。在中国，华夏中心和祖先崇拜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两者的结合，使学习和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变得十分困难。时至今日，祖先崇拜可以说不突出了，但华夏中心的文化优越感仍在以不同形式的变种存在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是“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法古崇祖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正如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祖先崇拜具有渗透于一切的特征，这种特征充分地反映并规定了全部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在中国，被国家宗教所认可和控制的对祖先的这种崇拜被看成是人民可以有的惟一宗教。……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把对双亲和祖先的崇拜看成是中国人宗教和社会生活核心的核心。中国是标准的祖先崇拜的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研究祖先崇拜的一切基本特征和一切特殊含义”。有着悠久祖先崇拜历史的中国，自然而然地长期形成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
加之中国对周边国家历时2000年的文化输出国的地位，“天朝大国”的文化优越感以及自我中心的错觉悠久而强烈。这种自大感以乾隆皇帝1793年接见英国马嘎尔尼勋爵使节团时，带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那封“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深为嘉许”的闻名世界的信，最具代表性。乾隆皇帝对英王居高临下的“表扬”，被汤因比称为中国人文化上“自我中心的错觉”的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但骄傲的代价是泥古不化，在这封信交出以后的100年里，中国被远远地抛在了世界后面。骄傲的结果向来是这样的。
在传统文化的强大制约下，乾隆的子孙光绪帝推动外使觐见礼节的改革都非常艰难。1898年光绪帝接见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在觐见礼节中，站立受礼、握手、在御座右侧坐下、握手送之、亲临慰问、检阅兵队，这些在西方国家的外交礼节本是极为平常之事，但在强调“南面为君”的儒教国度中，则是骇人听闻的毁国举动。
这一点不能怪乾隆和他的子孙，因为在西方入侵之前，满清已完全接受汉族人在许多世纪精心制作和流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其核心正是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的中国中心观。依照这种文化传统，便有了中国文化优越于其他一切思想文化的情结。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就中日两国对外国文化的摄取作了深刻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有着威严的中华主义，所以对其他文化总有一种过于强烈的自尊心，不能谦虚地接受。这是肯定无疑的。自从欧美侵入以来，自尊心大大地受了损害。不过，中华主义还是很强烈的。”他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即什么都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即非什么不可。像中国这样，“如果是属于‘非什么不可’型，可以想象旧有事物的所有者的反感和抵抗肯定是很强烈的。”他还就中日摄取外国文化的做法进行深入比较，认为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从古至今都是部分摄取型，“现在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内容是‘以科学技术为中心’。其理由往往要作这样的解释：‘当前中国首先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引进来提高生产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方面内容当然要受到限制’等等。其实从历史上来看，这毋宁说是中国传统的摄取外部文化方法的延续。”依田憙家从旁观者的角度，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时至当代仍然存在的只肯局部学习外国的文化传统。
华夏中心的文化优越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在晚清及以前，是表现为对儒家思想及其典章、制度的自我陶醉；新中国成立后，是表现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盲目迷信；到了改革开放后，则是表现为以为可为人类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形式上虽然有区别，实质上诚如依田憙家这个局外人所论，都是华夏中心的文化观的时代表现而已。
所以，自商鞅之后2000多年的改革，无论在什么时期，谁要去触及当时被神圣化、万能化的核心文化，都犹如堂吉诃德之与风车作战。对此，“戊戌六君子”中的杨深秀，曾深有感触地说：“夫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极深刻地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与世界接轨过程中的艰难。
中国周边国家的改革成败，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深浅，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朝鲜和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传统文化包袱也最沉重。这两个国家移植了中国儒家文化，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民族传统，而且似乎影响更深远。历史上，朝鲜和越南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同度极高的，就是科举制。朝鲜甲午改革中的文化教育改革与中国十分相似，主要内容都是要废除科举制，另定选才方法。有意思的是，今天的韩国虽然移植了西方民主体制，但民众中的“官本位”意识仍然存在，从韩剧中表现的韩国人比较愿意自家的女子嫁给官员，即可略见一斑。今天的越南步趋中国，试图搞“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明证。受中国文化影响比朝鲜、越南更深的国家，似乎在亚洲再难以找到。
俄罗斯可能比较特殊，没有受中国文化影响，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却极其深重。由于历史的原因，地处东欧的俄罗斯，虽然从地理上来说是欧洲国家，但从文化传统上说却又长期游离于欧洲之外。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很晚才通过基督教加入世界的历史文化进程，在中世纪，俄罗斯的文化渊源，所皈依的是基督教的分支希腊东正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宗教与文化影响居于支配地位。所以，“它的宗教、历法和书写方式溯源于拜占庭”，它的“大部分文化，它的许多风俗显然不是欧洲的，它的艺术完全局限于绘制圣像和葱头圆顶的宗教建筑，没有用俄语写成的文学作品，算术也很少为人知道，阿拉伯数字不为人采用，银行家和商人们用算盘计算，举止和风俗也不能和西方的比拟。”另一个历史原因是，从13世纪20年代起，蒙古人的征服又使俄罗斯深深打下了蒙古及东方式专制主义的印记。俄国错过了西方曾经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俄国也就缺乏发达的政治和文化体制。
论起传统文化对迈向现代化改革的拖累，中国和俄罗斯的处境可谓是半斤八两的差别。
三、中国传统文化令社会窒息的缘由
中国自将儒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后，开始有了把一种思想体系建制化、神圣化，作为控制社会工具的历史传统。世所共知，封建时代是通过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不仅使儒学成为核心价值体系，更使儒学演变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建制化、凝固化的传统文化，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任凭时光荏苒到了当代社会，历史又在出现某种重复，中国仍然面对相似的改革难题。
儒学建制化后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儒学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儒学对中国社会的阻碍，也在于创造的这个政治、社会秩序“超稳定”，成为令社会窒息的传统文化。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一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建制化”的理论，上至朝廷的典章、礼仪，国家的组织与法律、社会习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被儒学建制化了。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儒学有自己的价值担当者——士绅阶级。而众多的芸芸士子，又之所以能够凝聚为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道德规范和行为模式的阶级，使儒学价值观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同时，主导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科举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自唐太宗在公元622年重新建立通过考试儒家典籍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到1905年废止这种制度，历时1283年。科举制渊源于汉，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废除于清末，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考试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年。科举制度长期沦为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扼杀人才的工具，造成广大读书人思想僵化，孤陋寡闻，“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有心者叹息，而无所为计。”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形象，可以说把儒家思想灌输和教育下的传统读书人的愚昧与无能，描写的入骨三分。
儒学科举化后的致命弱点在清朝中后期暴露无遗，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对于西方向全世界传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及民主理念，出身于科举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科举制度的功能是造就封建社会皇权的奴才，在一刀切的科举制之下，读书人注定了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科举制不仅强化了读书人入仕这种千年不动的官本位，还强化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具有浓厚人身依附特征的心理习惯。
没有例外，任何一种学说、一种文化，一旦建制化、神圣化都会演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枷锁。儒学之过不在儒学，而在将其万能化的统治者。正如依田憙家对日中两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儒学研究时发现，“在19世纪中期的日本，在儒学内部已经认识到其有效范围的有限性，但在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任何这种迹象。……中国只停留在以西方之文物填补中国之所缺，也即‘中体西用’的认识阶段上。”儒学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要比日本强得多，其原因也是清楚的，除了中国是儒学的故乡，儒学还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社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植根于日常生活。更关键的，依田憙家指出：“在中国，儒学与科举制度相结合，它不仅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成了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一旦儒学和统治机构一体化，再要限定其有限范围，就等于限定国家的功能，这必然要动摇专制帝国的绝对权威。”对任何国家都一样，一种学说一旦成为统治工具并演化为千万人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对社会进步是非常悲哀的，儒家文化过去在中国即是如此。
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是如何不再重复历史上将儒学建制化、神圣化的老路，如何不再自我设置改革的思想障碍。否则，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类似姓“公”、姓“私”争论之类的意识形态羁绊，会一直伴随着中国人。
